曾胡认为，要使将领和兵勇相互信任支持，不去追逐金钱地位，凡必须始终坚持一个“诚”字和一个“实”字，反复启发引导人人心中内在的良知。蔡锷明确认定这是决定一支部队能否克敌制胜的关键所在。
军营是一个战斗的整体，全靠万众“不容有丝毫芥蒂”。要能做到处级此情同手足，亲密无间，就必须像曾胡所主张的那样，用“诚实”二字来“贯串”、来“维系”感情；否则就会如一盘散沙，“必将不戢自焚”。
4．对于曾胡有关公正廉明、知人晓事的治军思想，蔡锷充分肯定其“持论至为正当”。
曾胡用人方面取得明显的效果，是由于他有一套完整的人才理论，切合实际的处理方法，这就是做到“公正廉明”然后才能“知人晓事”，治军更是如此。蔡锷则认为，用人能否相当，取决于对人的了解是否明了；办事是否有才能，取决于看问题是否透彻。这其中一个基本的准则就是曾胡所说的，辨别一个好的将领是君子还是小人，最重要的要看他“能否利人济物”。如果所用的人不能称职，所办的事得不到好结果，即使出发点是好的，终究也难成好官、好将领。自古以来，一切公正廉明的圣贤之士，在用人方面一般都能做到“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蔡锷列举曾国藩荐举左宗棠而不计较私嫌，弹劾李元度而不念旧情的实例来加以论证，高度赞扬曾氏“不以恩怨而废举劾”，真正是“名臣胸襟，自足千古”。
众所周知，曾胡以知人善用闻名于近代中国，清咸丰、同治年间所谓的“中兴名臣”，大都与他们的荐举提拔有关，他们在从政、治军方面都给后人留下了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蔡锷及其统率的军队处于内忧外患同时并至的非常时期，所以他对于曾胡知人善用的治军思想，很自然地产生了予以继承的迫切愿望。
5．对于曾胡提出的“恩威并生”的治军思想，蔡锷表示充分的认同。
曾胡治军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尽力将孔孟“仁”和“礼”
的思想融合于士兵的言行之中，把封建的伦理观念同尊卑等级观念结合起来，将军法、军规与家法、家规联成一体，用父子、兄弟、师生、朋友等友谊关系来掩饰、调剂、弥补将帅之间和士兵之间的摩擦与抵触情绪，使士兵或下级易于尊敬官长、服从官长、维护官长，甚至为之死力卖命，在所不惜。
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曾胡反复强调要坚持“仁爱”和“严肃”即“恩威并用”这四个字。什么是“仁爱”呢？据曾胡解释，军人既然以军营为第二家庭，那么在这个第二家庭里，家长对子弟，即官长对士兵，也就应该讲仁爱，兵勇之间也应该以仁爱相待。这是因为，平时大家和睦相处，互爱互助，建立了一种牢不可破的感情，所以到了战时就会互相照应，争先恐后，勇往直前。什么是“严肃”
呢？曾胡认为，军事不同于儿戏，行军作战是一件很不平常的事情。从而，他又主张对士兵要用“严肃”二字即进行纪律性的训练：
对待兵勇不可过于宽纵，平时之规矩，应当严格执行，“庶临阵时勇心知畏，不敢违令”。他反复强调，在抓正规化军事训练的同时，应严格禁止此营议彼营之短，彼营议此营之过。在行军驻扎之时，不准扰害百姓。为了严肃军规军纪，针对兵勇中大多数人不识字的特点，曾胡用浅显的语句，将兵勇的起居生活、营房驻扎、出阵攻守等方面的规章、告诫之言，编制成种种歌词，如《爱民歌》、《得胜歌》、《解散歌》、《保守平安歌》等，要求兵勇口诵心记，于无形之中印入脑海，在日常言行中约束自己，以期收到预期的效果。
蔡锷充分肯定曾国藩所说的“带兵如父兄带子弟”一语，以为“最为兹仁贴切”。如果谁能真正以曾国藩这一名言时常存于心中并落实到行动上，那么他就没有必要再去熟读古今兵书所言带兵之道了。蔡锷具体作了解释，如果做官长的、做上级的像父兄对待子弟那样事事处处都能体贴入微，关怀备至，那么他就能做到：当他感到士兵愚顽无知时，则会想方设法开导他们；看到士兵饥寒苦痛时，则会百般爱护关心他们；发觉士兵放荡无羁、浮华不实时，则会对他们进行严厉指责，细心诱导等等。这一切，无论是宽容还是严厉，是爱护还是憎恨，是奖赏还是惩罚，都是出于“至诚无伪”，都会起到感化、启迪士兵情感，使之人人学好，个个成材的积极效果。
反过来，“则弁兵爱戴长上，亦必如子弟之爱其父兄矣”。
蔡锷亦推崇曾国藩所说的“军人以军营为第二家庭”是“亲切有味”，并且作了详尽的阐发。他认为，原因在于官长与兵勇之间的相处是师友般的平等关系；官长对于兵勇的约束督责、百般爱护的情谊，就如父兄对子弟一般的至亲纯净；士兵对于官长如果能做到“恪恭将事”，也就如子弟对于师长父兄那样出自内心的真诚，这样，官长与兵勇在平时彼此和睦相处，战时同患难共生死，去为保护国家民族的利益而献身。
蔡锷还特别强调，应该将曾胡所说的“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
的观点，在新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加以体会实践。他具体解释其理由说，用兵本来就是为了安民。国家有难，天下不太平，才不得不用兵。如果用兵不是以爱民为本，而是去扰害百姓，那么就是“悖用兵之本旨”。这样，不仅在筹集粮饷、征发夫役、探访敌情等方面得不到积极的支助，且将“修怨于民，而招其反抗”。
四、关于《曾胡治兵语录》
中国兵书的内容十分丰富和广泛。有人统计，现今存世与存目的兵书约3300部，23500卷，如果再加上已散失不见著录者，中国兵书当在4000部，3万卷左右。目前最著名的兵书有十种，它们是：《孙子兵法》、《司马法》、《吴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兵法》、《六韬》、《黄石公三略》、《诸葛亮兵法》、《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和《曾胡治兵语录》。
在编评《曾胡治兵语录》过程中，蔡锷对曾胡的军事战略战术作了中肯的评价，同时指出了这些观点形成的时代背景。蔡锷十分推崇曾胡，但并不囿于曾胡的理论，而是根据国情现实提出了诱敌深入，打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形成了具有近代特色的军事思想。
蔡锷在每章之末，都附有一段简略的按语，或对本章大意概括归纳，或对曾胡言论加以评述，或借题发挥，阐述自己的军事思想和对时局的看法。尤其是在第十一章、十二章的按语中，蔡锷根据新的时代特点，在战略战术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并对曾胡的某些言论做了修正，很有参考价值。
全书分将材（才）、用人、尚志、诚实、勇毅、严明、公明、仁爱、勤劳、和辑、兵机、战守、治心共十三章，系统地反映了曾国藩、胡林翼的军事思想。前十章围绕置将、整军、训练等，论述治军中的种种问题；后三章则专门论述战略战术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将材》一章，主要论述高级将领应具备的一些基本素质。大家知道，曾胡兴兵之日，正是晚清政治最腐败的时候。社会上的腐败风气早已渗入军队，当时的官军八旗、绿营，将帅贪鄙，士兵离心，军纪松弛。在太平军面前，官军不堪一击，屡战屡败。针对这种局面，曾胡认为，用兵须先治兵，治兵须先治将。他们一再强调，“天下强兵在将”，就是这个意思。从《将材》看，曾胡治将，又首重选将。他们要求将领除了具备基本的军事才能外，还必须“才堪治民”，可谓文武并重、德才兼求。而在众多要求中，又最重道德品质，即心须“有良心，有血性”。
曾胡对中下级军官的选拔也同样重视。胡林翼说：“营官不得人，一营皆成废物；哨官不得人，一哨皆成废物；什长不得人，十人皆成废物。”
从《用人》一章看，曾胡对中下级军官虽重选拔，但更重培养。
他们一再强调，用人不可求全责备，而要善于用其所长，并在实践中对之进行培养和熏陶。
《尚志》、《诚实》、《勇毅》三章，都是讲军人的修养和素质。曾胡认为，做人要有远大志向，做军人也要立志高远、淡泊名利。胡林翼说：“方今天下之乱，不在强敌而在人心。”本着这样的认识，曾胡指出，治理军队应该先治人心。曾胡认为，军人做到诚实质朴，这不只是一个个人修养问题，而且是一个直接影响到战争胜负的10关键性问题。在论述勇毅时，曾胡虽然也很注重不怕死的精神，但并不赞赏匹夫之勇，而是提倡一种具有浩然之气的“大勇”。
《严明》、《公明》、《仁爱》、《勤劳》、《和辑》等五章，都是讲练兵、带兵的方略和原则。曾胡认为，赏罚严明、军纪整肃是克敌制胜的保证，必须使军队做到“号令未出，不准勇者独进；号令既出，不准怯者独止”。又说，将帅身居高位，掌握军中生杀大权，做事应出以公心；应以仁爱之心带兵，使士兵有军营为第二家庭的感觉。
曾胡指出，行军打仗，经常会遇到一些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军人只有时刻勤于训练，才能克服这些困难。当几支部队联合行动时，必须号令统一，团结协作。胡林翼说：“为大将之道，以肯救人固大局为主。”
《兵机》、《战守》、《治心》三章，所论多与用兵谋略和作战攻守相关，集中反映了曾胡的战略战术思想。曾胡论兵，主张谨慎稳重，一再强调，如果没有做好准备，决不轻言出战。他们特别强调运用士气，讲究养精蓄锐，以逸待劳。在攻守作战方面，则极重主客之说，力求掌握战争中的主动权。论防守时，强调控制重点，选择枢纽之地厚集重兵把守。曾胡还指出，兵机是时常变化的，作战时必须“奇”“正”相辅，灵活应对。胡林翼说：“荀悦之论兵也，曰权不可预设，变不可先图，与时迁移，随物变化，诚为用兵之至要。”从《兵机》、《战守》二章可以看出，曾胡善于将古代军事理论的精华，灵活运用于战争实践之中，并能根据新的情况提出新的解决办法。
因而，《曾胡治兵语录》中体现的曾胡的战略战术思想对前人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在近代军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值得指出的是，书中曾胡的一些观点存在儒家消极落后的东西，以及污蔑太平军、捻军为“匪”等，这些都是我们要摈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