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人许慎《五经异义》认为：灶神名叫苏吉利，其妻名叫王抟颊，俗称灶王爷、灶王奶奶。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则说灶神姓隗，有时又自称姓张陈久金等：《中国节庆及其起源》，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81—183页。。河南民间有一则传说，称灶王奶奶是玉帝小女，与人间烧火帮灶的穷小伙私订终身，几经周折，终于争得王母娘娘同情，为了天廷的面子，玉帝才封他做了灶王爷。范勇等：《中国年节文化》，海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1页。
根据这一说法，所谓灶王爷，不过是一个“穷烧火”。我们说，不管姓张姓王，根据民间的解释，一言以蔽之曰，灶王爷者，凡夫俗子也。他占了玉帝小女的便宜，天可怜见，捏着鼻子闭着眼，硬封了一个神。颇有几分喜剧味道，显现了中国民间特有的幽默。
然而，这里的诙谐好像不是故事的初始来源，翻检典籍，似乎可以找到另外的答案。
《淮南子·时则训》说：“祝融吴回，为高辛氏火正，死为火神，托祀于灶。”《礼记·礼器》说：“颛顼氏有子曰黎，为祝融，祀以为灶神。”依据这些记载，我们知道，古帝颛顼的儿子祝融，生前曾经做过火正官，死后成为火神，通过祭灶仪式，接受人间的香火。
所谓火正，原是负责观测大火星（东方苍龙之心）以定季节的天文官员。颛顼与唐尧时，据载都曾设立过火正官位，专门观测大火星的运行规律，制定历法，指导农业生产。《史记·历书》说：“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对于这段论述，学术界认为“南正重负责春夏黄昏观测大火星的方位定季节，而火正黎则负责秋冬黎明时观测大火星的方位以定季节。由于春夏阳气盛，故春夏观测称司天；由于秋冬阴气盛，故秋冬观测称司地。”陈久金等：《中国节庆及其起源》，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84页。证之以史书，《尚书·尧典》有“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句，《诗经·豳风·七月》有“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诗，说明以大火纪历，在当时确为大家所熟悉。
考之文献，灶王爷的原型，似以火正祝融为妥。另考岁时节庆的演进，在“祭灶”的原生形态中，曾有一个一年冬夏两次祭灶的阶段，《礼记·月令》说：“季夏之月，火昏中”，“其神祝融……其祀灶”，看来祀灶神除了腊月二十三，即在灶神上天述职前一天举行祭仪之外，旧俗在夏季还有一次祭礼。《左传·昭公三年》有“火（大火星）中寒暑乃退”一句，“注”文说：“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退。”专家们说，注文揭示的正是上古那段以心（大火）为标准星判断季节的历史。大火星在季夏黄昏时中天，意味着暑尽寒来，此时便要祭灶，而季冬清晨大火星中天，便意味着寒尽暑临，此时也要祭灶。陈久金等：《中国节庆及其起源》，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84页。这就是《礼记》中记述的祀灶于季夏的风俗。
这是一种十分遥远的古俗，它起源于古人对一年中温热变化的把握。那时一年只分为两季，一寒一暑，易于区分。每季开始过一次年，每年便过两次新年，祭两次火正。这种每年过两次年的习俗，至今在彝族等兄弟民族中仍有遗留。据信生活在我国东中部的东夷民族，历史上以大火星为纪历标准星，这种历法称为“火历”；庞朴先生曾作有《火历考》、《火历续考》等力作，为我们复原了一段为人遗忘的历史，客观上也呼应了学术界关于上古东部民族无四季的理论。后来随着文明的不断进步，一年两季风俗被一年四季的历法体系所代，春、秋两次岁首变为一次岁首，与之相伴，祭灶也由两次，改定为新年到来之前的腊月下旬进行。岁时节庆受天文历法观念的影响，于此例可见一斑。
五、节日传说的文化功能
岁时节庆的起源多与原始天文历法观念有关，而且在民间大都传有动人的神话或传说。有趣的是，通过诸节庆的分析看出，那些传说、神话往往并不是节庆的真正起源，相反，却多是后世附会的结果。
看来，民俗本身并不在乎某节庆传说的真实存在与否，而是要借助节庆，实现某种文化功能。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民间不仅乐于接受某种不真实的节庆起源传说，有时甚至是在人为地杜撰某种传说，以满足文化功能的要求。这一特点，在注重教化、注重精神文明建设的中国，表现得格外充分。
有位学者论述说：“尽管大多数节日传说对节日和节日习俗的起源的解释是虚假的，是后人的附会或编撰。与节日和节日习俗的真正的起源不是一回事，但是，我们不能据此认为节日传说是无价值的、无聊的、不值得重视的民间产物。节日传说之所以产生并得到长期保存、流传，并不是偶然的，它与节日传说在节日中的功能有着密切关系。”范勇等：《中国年节文化》，海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见“节日的功能”一段。
那么，节日传说具有什么样的文化功能呢？
首先是强化民族文化观念的功能。例如，龙舟竞渡本是原始宗教活动，与东方苍龙天象祭祀有关。当有了关于屈原、伍子胥等人的事迹与传说后，龙舟竞渡于是增添了新的意义——变成了纪念屈原或伍子胥等文化名人的活动。寒食节原本与天体祭祀有关，有了介子推的传说后，民间转而附会了纪念介氏的新意义。在这种纪念民族英雄、追怀民族气节的节日习俗中，本民族的道德伦理、价值观念不断得到强化，不断释放影响，潜移默化之中，增强了民族凝聚力，民族文化观念得以强化后，浸染、熏陶着后代，循着既定的价值体系，保持和承传民族文化。
其次，节日传说具有群体凝聚的功能。人们生活在一个群体里，比在该群体外，富有一种亲近与依赖的情感。人们只有在伦理、价值观念相同的文化背景下，才能具有上述与其他人集合在一个群体里的情感。这种强烈的群体或民族认同感，同时对非本群体的人们产生一种文化上的排斥心理。这就是民俗文化群体凝聚的现象。它可以增强本群体、本民族认同感，促进群体内部团结亲近，是民俗文化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比如，端午节习俗在中国和海外华人中长期承传，人们相信，龙舟竞渡、吃粽子习俗与屈原有关，至于它的真正起源，人们并不十分看重，关键就在于节日传说所具有的民族认同能力。屈原早已成为传统文化中的偶像，传统的伦理道德与价值观念集于该形象一身。通过纪念屈原的民俗活动，民族认同感得以实现，内部凝聚力得到加强，于是，人们心满意足。至于该节日传说是否虚构，在民俗功能得以实现后，人们就无暇细考了。
其三，节日传说还具有节日习俗的文化功能。节日传说给节日和节日习俗增添了新的意义，改变了约定俗成的原始意义。基于人们的心理需要，基于民族伦理道德、价值观念而附会来的节日传说，变成了一种有意义的、严肃的民族文化的象征。这种象征，对民族文化建设具有积极意义。于是，节日和节日习俗相对固定、不易随便更改，起到了保持节日习俗，形成民族传统的作用。
节日传说是继神话而出现的一种口头散文文学。它伴随人类社会历史一直发展到今天。它的产生是社会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是民间群众心理状态的一种精神折射。因此，节日起源及节日传说，应该成为民族文化研究中的重要环节。
天国世界与丧葬风俗
文化研究中，原始宗教观念之所以受重视，就是因为它往往与原始信仰有关。宗教是精神与信仰的产物，而原始信仰以及先民脑海中的宇宙成象，往往又成为民族文化的原型，它制约着人们的文化心理，制约着民族的思维方式，决定着原始生活方式与生活的节奏，形成特定的风俗习惯，在民族中代代相传。反过来，因为原始观念、原始信仰积淀在风俗习惯中，我们可以通过对代代相因的习俗的研究，去还原与把握先民们的观念形态。
一、稳定与变异
正像一位著名学者所说，每一民俗现象都凝聚着人类心理和人类命运的因素，浸透着历史上我们祖先以同样方式无数次重复感受、重复产生的欢乐与悲伤。它是一种历史的残留物参阅C.G.荣格：《论分析心理学与诗的关系》，《神话—原型批评》，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0—102页。。这里表述的是民俗的稳定性特点。
作为历史的残留，它是一种原型在民族文化中的长期承传现象，表现为一种超稳定的特点。但是，具有超稳定特点的文化原型，在承传中并非一成不变，永恒静止。相反，它随着不同时代特有的真善美标准，缓缓地适应时代，改变其原来的形式。这就是所谓变异性特点。
民俗的稳定性特点，使民族的价值观在一代代的锤炼与传承中，形成文化原型，辈辈相传，因此也使遥远的古文化现象，有可能如人们顺着河床去追溯源头，而变异性特点又能使研究过程似关山万里，水复云重。总体说来，已逝去的既是可以认识的，又不乏扑朔迷离的神秘色彩。
比如，在古代墓葬中，为什么经常发现北斗七星的形象？尾宿九星为什么总与月亮一起出现在女墓室中？墓门上为什么要刻绘白虎、凤凰？为什么要给死者烧纸？烧纸时为什么总要在地上画一个大圆？这些风俗，当代人虽常耳濡目染，并不感到陌生，然而，能讲清楚的人却不多，这不正是变异性特点使然？
又如，河南民间至今保留着为死者灵魂升天“送盘缠”的丧俗仪式，声势浩大，十步一燃鞭，八步一磕头，节目繁多，其中许多民俗事项，当事人虽然虔诚地按照仪式的要求跪拜祈求，却很少有人能说出个子午卯酉。
这些都是在旧文化传统承传的过程中，原型的面目因长期的置换而渐趋模糊的例证。根据稳定性与变异性的规律，原型的追溯是有可能的。正是基于对此的认识，在人类学的研究中，学者们才有勇气不断探索，避开假象，沿着变异的规律，找到稳定的主潮，从而追寻到观念习俗、宗教信仰的原始根源。
弗雷泽的《金枝》对阿都尼斯神话原型与自然崇拜间的关系的研究，使许多神话的本质、民俗的来源大白于天下，进而从阿都尼斯崇拜的关联中，找到了基督教核心观念——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历史渊源。赫丽生女士从雅典剧院中固定给僧侣就座的前排席位及席位上的题字入手，发现了一系列古代宗教仪式，从而建构起仪式与艺术起源具有直接联系的理论参阅J.E.赫丽生：《艺术与仪式》，《神话—原型批评》，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7—80页。。
这一启示是巨大的。由此看出，从根本上把握原始意象，“把它们从无意识的深渊中发掘出来，赋以意识的价值，并经过转化使之能为他的同时人的心灵所理解和接受”参阅C.G.荣格：《论分析心理学与诗的关系》，《神话—原型批评》，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0—102页。是多么重要。尽管这一发掘是艰难的，只要我们把握文化原型发展的稳定性与变异性的规律，就有如扬起了风帆，航程再远，总有希望达到追求的彼岸。
二、天门与玉璧
扬帆与抵港，其间可能是千里之遥。这一比喻与原始意象、原始观念的发掘的困难程度十分相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