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型工业化与企业信息化的本质特征要求必须要坚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贯彻落实好科学发展观
新型工业化、企业信息化、经济发展方式、科学发展观，这四者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党的“十七大”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全新的命题。这一全新的命题，与大力发展新型工业化，全面深入推行企业信息化，就更为贴切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既是推行新型工业化战略，全面实施信息化与企业信息化战略的必然要求，又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从过去乃至现在的粗放型增长与发展方式，转变为集约型的增长与发展方式。中央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重点在于促进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二、三产业协调带动转变，主要依靠增加物资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实施工业化发展战略，推行企业信息化发展战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最终的目的都是一致的。就是为了推动经济社会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为了进一步改善民生，促进经济社会事业长期稳定健康发展，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也就是全面提高综合国力。一句话，民富国强。不但为本国、本民族，而且是为全人类经济社会事业发展多做贡献。因而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就是在要求经济总量增长的基础上，进一步不断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实现绿色发展。这就给我们一条定律：要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必须要彻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增大科技含量，减少污染，提高发展质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有科技、信息化做先导。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推动新型工业化、企业信息化、落实好科学发展观的质量保障和必经路径。
（二）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辩证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研究所的周叔莲、刘戒骄两位专家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既是相互联系，又是有所区别的概念。经济增长偏重于数量，主要指投入变化导致产出数量的增加，其核算标准常常采用GDP，即国内生产总值这一总量，GDP的增长率，人均GDP这三个指标。经济增长方式，就是通过生产要素投入的变化，包括生产要素按数量、质量和改善和组合优化来实现增长的方式。
另外，20世纪的40～50年代，经济学界在经济理论研究中，一般把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作为同一个概念。之后，经济学界把二者逐渐区分开来。一些经济学家将经济增长定义为产出的增加，并认为这是发达国家经济学的研究课题。后来，由于经济增长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现象，经济发展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于是经济学界认识到继续将二者割裂开来时不科学的。另外，通过提高生产要素质量，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和提高利用效率来实现经济增长，即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从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增长方式。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从长远和战略的高度讲，都是涉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两大经济问题。经济发展方式，其实涉及的经济问题是全方位的。
在经济学界，对于“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是有着不同的界定的。国际上专门研究经济增长的是“增长经济学”或“经济增长理论”；专门研究经济发展的是“发展经济学”。
张卓元主编的《政治经济学大辞典》对“经济增长理论”的解释是：“通过研究实现经济均衡增长的条件，以及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等问题，来解释国民收入长期发展的态势。西方经济学通常把经济增长规定为产出量的增加，一般用国民收入或人均收入量作为测量经济增长的尺度。”而对于“发展经济学”的解释则为：“它主要研究在发展中国家是哪些因素制约或阻碍经济的发展；探索在这些国家加快经济发展，摆脱贫困落后，实现经济现代化的途径。”“概言之，发展经济学是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从不发达的经济形态发展到现代化经济形态的理论体系。”
一般说来，经济增长，指的是单纯的经济总量的扩张；而经济发展，则不仅包括经济的量的扩张，还包括经济结构、分配结构、消费结构等的调整，制度变迁，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变化等在内的整个经济形态整体的演进。可见，在经济学的语境中，“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方式”的含义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的，“经济发展方式”比“经济增长方式”所包含的内容，要广泛得多。经济发展包含着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远不是经济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崭新的提法，比过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提法，虽然只是一词之差，却包括了丰富得多的内容，因而具有更加广泛、更为深远的意义。
其实发展观和自然条件、社会条件共同决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解决我国目前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各种突出矛盾和问题的根本途径。
经济发展的内涵，比经济增长更加广泛、深刻。经济发展强调经济系统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是一个量变和质变相统一的概念，不仅包含生产要素投入变化，而且包括发展的动力、结构、质量、效率、就业、分配、消费、生态和环境等因素，涵盖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
经济发展包含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不一定包含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不仅重视经济规模扩大和效率提高，更强调经济系统的协调性、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发展成果的共享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指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调整经济发展诸多因素的配置方式和利用方法，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到科学发展观的轨道上来。
（三）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极力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经济总量年均以9.8％的速度增长，财政收入与人均纯收入亦在不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也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但是，我国的发展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并且，发展成果分配不公的问题十分严重。
我国的人均资源相对贫乏，人均耕地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2，人均淡水不足其1／3，人均林地不足其1／4，人均矿产资源不足其1／2。但是，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已使我国水土流失占国土面积的37％，荒漠化占其28％；每年向江河湖泊排放的工业废水总量达500亿吨，我国大中城市的地表水已全部被污染，全国约1／4的人得不到清洁的饮用水，每年全国有40万人死于废气引发的疾病，全球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有16个在中国，中国在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也正在成为世界的垃圾场。据2008年有关检测报告显示：国控重点污染源，包括2000多家废水污染源、900多家城镇污水处理厂、2000多家废气污染源，排放超标率30％～40％，2009年2月国家环保部对72家重点污染源现场抽查发现，25％的企业污染设施没有正常运转。我国的森林被大量砍伐，仅生产出口日本的一次性筷子，每年就要砍掉200多万棵树；由于生产效率低，2005年我国的GDP只占世界GDP总量的5％，而消耗的煤炭却占世界总量的36.9％，钢材占27％，水泥占50％，我国生产同样价值的产品，消耗的能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1倍，是美国的3.2倍，日本的8.7倍。据国家环保局测算，我国每年的环境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几乎与经济增长率相当。有些专家学者发出感慨：如此自毁家园、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祸延子孙的自杀性发展，且不说是否合算，其成果的分配不公更让人难以接受。
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不仅超过了国际上0.4的警戒线，也超过了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亚太财富报告》显示，在2007年底，中国共有平均资产达到510万美元的富豪41.5万人，其中资产超过3000万美元的超级富豪有6000多人。而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同时存在每天平均消费不足1美元（联合国标准，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贫困人口1.35亿。
有些专家学者还认为，由于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占全国总资产76％的国有资产名为“全民所有”实为少数官僚权贵所有。在权力的保护下，官有经济的垄断经营、制度性权力寻租和非理性扩张，是导致中国贫富两极分化和自杀式发展的根源。
加之，由于官场经济、官僚经济、权贵经济的影响，由于片面强调GDP的增长，由于其他诸多因素影响，严重恶化了生态环境。GDP代表一个国家一年创造出的财富总量，GDP的持续快速增长可以提高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增进国家的执政合法性，巩固国家的执政地位。在中国的资产总量中，国有资产占3／4强，民间资产占1／4弱，GDP增长的收益按资产比例分配，绝大部分被政府拿走了。同时，政府的财政收入还以远高于GDP增长的速度大幅增加，GDP的增长既充实了政府的经济实力，也增强了政府的行政力量。由于GDP是考核官员“政绩”最重要的一条标准，GDP的增长使官员既可升官又可发财，GDP及财政收入的增长还能使官员们不断提高工资待遇，使少数权贵更有条件谋取特权利益，诸如各种工资之外的特供、保健疗养、高档娱乐、豪华别墅、灰色收入、包养情妇、接收贿赂等等。
耶鲁大学教授******指出：从1995到2007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10.4％，而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长高达16％，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民纯收入年均增长分别只有8％、6.2％。2007年的国家财政收入5.13万亿元人民币，等于3.7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或12.3亿农民一年的纯收入。另外，国家除了有近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每年还有约10万亿人民币的资产性收入。
有关资料表明，巨额的国家财政和国有资产收入是如何分配的呢？我国政府的行政成本占财政收入的比例约为30％，名列世界第一。官员们每年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公费出国旅游的花费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官员们有时一顿饭就可以吃掉一个农民几年的纯收入。而国家用于13亿多人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福利等民生方面的开支，2007年为7300亿元人民币，仅占财政收入的14.2％，其中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大部分被领导干部享用，医疗、教育、住房已成为压在老百姓头上新的“三座大山”。于是我们看到，即使在一些贫困县，官员们也开着宝马车，住着小别墅，每天酒宴不断。我们还看到，一边是一座座“豆腐渣”教学楼在地震中轰然倒塌，成千上万名孩子死于非命，另一边却高耸起耗资12亿元人民币的超豪华成都市政府办公楼。
2008年11月28日，有关网上资料表明：我国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平均年开支9000亿元人民币，占行政开支的30％。
按1993年5月末价格计算，在不包括物价上涨及施工期贷款利息的情况下，三峡工程初步设计静态总概算为900.9亿元。其中枢纽工程投资500.9亿元，水库淹没处理及移民安置费用400亿元。
三峡工程施工期长达17年，且其资金来源多元化，计入物价上涨及施工期贷款利息动态总投资，估算约为2039亿元。近年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物价稳定、利率下调，预测三峡工程总投资不会超过1800亿元。
这就是说，三峡工程的最终投资为1800亿元。我国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平均年开支9000亿元人民币，占行政开支的30％。这个数字正好是三峡工程最终投资的五倍。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消费，三项加一起，一年搞掉了5个三峡工程。并且网民表明态度：无论什么样的解释，都不能令公众信服。许多专家学者认为——并且事实一再证明：我国的公务消费一向是个永远填不满的巨大“黑洞”，行政成本长期位居世界第一。据官方公布的数字，2005年我国的财政收入是31649.29亿元，而2005年我国公款吃喝的数字是6000亿元（2007年3月18日的《法制日报》）。2000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99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中仅干部公费出国一项消耗的财政费用就达3000亿元。2000年以后，出国学习、培训、考察之风依旧，公费出国有增无减（见2007年3月11日的《中国青年报》）。
2005年我国的一些新闻媒体大声疾呼：可怕的8800亿吃喝消费！著名国情专家胡鞍钢等人的研究结果更令人震惊：我国每年制度性的腐败金额高达1万多亿元人民币，占GDP总量的13.2％～
16.8％，超过GDP增长额。巨量国有财富如同大搬家一样滚滚流进了贪官们的口袋。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很多出逃的贪官和国内贪官的子女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城市，购买数百万美元的豪宅都是现金交易，一次付清，致使当地的房价一涨再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