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是个典型的60年代欧洲知识分子。
这里的“知识分子”和咱们日常用语中的“知识分子”不同。在咱们这里，读书人、大学生就可以叫“知识分子”了。萨特那个时代文化语境里的知识分子，指的是对社会、政治、文化、艺术的现状保持关心，并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的学者。
萨特正是这类知识分子的典型。
萨特家境不错，让他在年轻的时候能够博览群书，在没有经济压力的情况下从事文化工作。在二战时萨特当过兵，经历了战争，当过战俘，在敌占区参加过反抗活动，因此他和底层人民保持足够的接触，知道底层生活的艰辛，同情人民的苦难。由于丰富的经历，他的观点给西方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他是一个十足的社会人物。
另外，萨特的形象也够帅。萨特小时候因为生病，右眼有些歪斜，这让他看上去有些丑陋。萨特经常嘲笑自己的相貌。但如果您看他成年以后的照片，会发现还真是人靠衣装马靠鞍，成年萨特的照片都是一副欧洲绅士的打扮，叼着他的大烟斗作深刻思考状（罗素也喜欢这类造型）。就算印到今天的时尚杂志上都不落伍，眼睛上的那点缺陷完全被造型盖过去了。
说到穿着打扮，大家都知道萨特的情史很混乱，有过好多的姑娘，而且和波伏娃终身保持着不结婚的伴侣生活。并相互允许对方有其他情人，据说双性恋的波伏娃还把自己的女朋友介绍给萨特，三个人在一起生活过。
但其实萨特的情史反倒没有什么可讲的。他在上大学的时候遇到波伏娃，那时两人都是二十多岁，在热恋的时候就这样约定。
和他的情史相比，更值得注意的是萨特的社会活动。
萨特是法国人，在德国入侵法国期间萨特正值服兵役的年龄，因此应召入伍，在他35岁生日那天成了德军俘虏。
你想，成了纳粹德国的战俘，这一般人还能有个好？但是据说萨特说服了德国军官，说你看我这眼睛是残疾的，我怎么可能是当兵的呢？最终军官被说服，萨特被释放了。
萨特被释放后，在法国积极参加反抗纳粹的各种地下活动。二战胜利以后，他继续活跃在社会舞台上，参加了各种社会活动。
比较有名的是1966年美国打越战时发生的事：罗素自己掏钱，邀请世界知名学者组成“国际战犯审判法庭”，调查并审判美国的侵略罪行。萨特积极响应这事，担任了法庭的执行庭长。后来法庭宣判美国对越南犯下了战争罪行，当时的美国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都被列为战争罪犯。当然啦，这种宣判只是知识界的一种声明，实际上没有任何效力。
但是不难看出，在敌我分明的冷战时代，罗素大爷跟萨特能干出审判美国总统这种猛事，他们的胆识和社会责任心都是无愧于“知识分子”这个称号的。
196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萨特，但是他拒绝领奖。一个是因为他认为颁奖是一种等级划分，而他拒绝服从等级；另一个是他认为当时的瑞典科学院在评奖时偏向西方的意识形态，这和他心怀全人类并且有些偏左的立场是不符的。
除了这些事件外，对于世界的其他大事，萨特也经常发表自己的看法，并且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总之，萨特和我们之前介绍的那些哲学家不太一样，与其说是理论家，其实更像是一个有思想的社会活动家。
其实按照本书对哲学家的筛选标准，我本不打算写萨特。在西方历史上，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的思想家还有很多，如伏尔泰，如卢梭，本书都没写他们，主要是考虑到他们对形而上学的贡献有限，有点游离于哲学史的主线之外。如果要写上他们，就应该写成西方文化史，而不是哲学史了。
萨特也是一样。我认为萨特之所以有名，并非因为他提出了革命性的哲学思想，只是因为他的社会影响力很大（其实哪有伏尔泰大）。而且，一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他生前的名声未必是相衬的。前面介绍过的很多哲学家，名声都是在身后越来越响。而萨特——还有下面要介绍的加缪——都是在当时社会影响就极大，到处出书演讲。但今天人们已经提得比较少了。
当然，我并不是要贬低萨特和加缪，他们绝不是沽名钓誉之徒，观点也确实值得一提。
下面就讲讲萨特“存在主义”（又译“实存主义”）的大致观点。
前面说过，形而上学已经被批判得体无完肤了。过去的哲学家们——如理性主义者，如康德——都相信存在着某种先验真理。这些真理先于人类存在，它们是世界的本质。这世上是先有的先验真理，然后才有了万物和人类，所以万物的本质先于万物的存在。
但既然这样的形而上学是不可能的，那么先验真理也就没有了。它们没了，那最先出现在这个世上的，就剩下人的存在了。
因此萨特有一句名言：“存在先于本质。”
萨特是说：你们这些形而上学家们、人类的导师们，说什么人类的本质如何如何，人类的使命如何如何，都是不对的哦。你们说的那些根本就不是什么真理，只有人类的存在这件事，才是最最根本、不可撼动的事实。
在萨特看来，最应该关心的，是“我存在”这事本身。
在形而上学毁灭之后，这世上没有了绝对真理，也没有了先验真理。世界上不再有什么确信无疑的事，只有“我存在”是毋庸置疑的。
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哲学到了这里，画了一个大圆，又回到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了。我们现在又什么都不确信，唯一确信的只有“我存在”了。
那么，什么能体现“我存在”呢？
“我”这个词，严格说，指的是“自我意识”。前面说过，“自我意识”的前提，必须要有“自由意志”。
这个问题就变成了，什么能体现自由意志呢？
只有选择，而且是自由的选择才能体现。
如果您还记得的话，我们在讲克尔凯郭尔的时候就说过这个观点。正因为克尔凯郭尔也重视个体的存在，认为只有选择才能体现自己的存在，所以一般认为克尔凯郭尔是存在主义的先驱。
回来说萨特。
萨特和克尔凯郭尔一样，强调自我选择的意义，反对随波逐流的行为。
我们现在常听到这样的话：“我这么做也是没有办法呀。”意思是说，我现在的选择是环境所迫、是各种现实逼着我做出的，不是我自己想选的，我也就不应该为此负责了。
萨特反对这种借口。他认为，人在各种极端的情况下，都有选择的自由。哪怕是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
既然有选择的自由，也就要对任何一种选择的后果都负责任。
萨特说这话有很强烈的现实意义。他经历过德占时期，面对侵略者的铁蹄，很多法国人都面临着良心和生存的选择。有些人就会为自己的选择错误辩护说：我出卖良心，不是我自己选的，是迫不得已啊。
萨特的回答是，你任何时候都有选择的自由，你有牺牲自己生命的自由，你只是没选而已。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强迫每个人都要大义凛然地去牺牲，不，选择牺牲也是一种自由，也可以选择。问题不是你选择了什么，问题是无论选择什么，你都要为此负责任。
我们说“存在先于本质”，那是什么构成了“我存在”呢？就是我们人生中的既有选择。你自己选择了出卖良心，这个选择就成了“你存在”这个事实的一部分。你不能说这件事和你自己无关。
假如萨特的观点只适用于极端情况，那也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了。
其实，这个观点对整个现代社会都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一个成熟的社会，如过去的封建社会、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都是高度制度化的社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社会身份。社会对每种身份的人有各种各样的规定。过去我们的儒家社会讲的是“三纲五常”，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是“职业道德”，都是社会对人的规范。如果我们要符合社会规范，就必须规范自己，接受规范的束缚，规范也是一种选择的自由，你认为它约束了你，你不自由了，就不是“我存在”了，而是“我为他人存在”了，你丧失了自我。你可以不选择，你就与这社会脱离了、决裂了！
在反思资本主义社会的电影里，我们常见到这样的故事。电影里一个职业经理人，或者是金融大亨，或者是律师，他冷酷无情但是工作干得特别棒。按照资本主义社会的标准来说，抛弃个人感情，一心为了工作，这就叫有“职业道德”，这就叫professional，符合了资本主义社会“成功至上”的道德观。作为回报，他自然能得到大量的金钱，得到上司和同事的肯定。但是电影的最后，他痛苦了，他站在自己的房间里（好莱坞拍这种片子，多半让这个人独自住在市中心豪华公寓的顶层，有扇巨大的落地窗。屋里的布局是简约、冰冷、金属的风格，家具极少，空旷的屋子里只摆着一张干净的办公桌，而且这个人回家了也不脱西装），面对冰冷的房间和无情的人际关系，这个人就开始感叹了（或者落寞地看着夜晚的城市，默不作声）：哎呀，为了成功，我失去自我了呀。我迷失了呀。我找不到自己的人性了呀。
这情节要是让咱们这些穷人看了，真想一口方便面喷他脸上，有没有呢？咱们觉得，你矫情个屁啊，你都这么有钱了你不爽啊？先周游世界啊，包架小飞机、坐个游艇啊。觉得什么好玩就玩什么，再拍照片发微博啊。多爽的人生！您不乐意？您把钱让给我行吗？
可是，为什么这样的电影好莱坞一拍再拍呢？
原因在于，这类片子的诉求点不是有钱人得便宜卖乖，而是人性在资本主义社会规则下的异化——你要么不遵守社会规则，成为社会嘲笑的loser；要么就必须扭曲自己，去符合社会规则，最后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存在”。按照萨特的价值观，存在是先于一切的本质，自己都不存在了，那有再多的财富，又有什么用呢？
那么，到底是选择财富、尊严、社会承认，还是选择自我存在？
这本身就是一个自由的选择，每个人都应该自己去作决定。
所以这类好莱坞片，极少在结尾作出评判，只是提出问题，结论让观众自己去选择。
因为没有答案，所以这样内容和风格的电影经久不衰。
萨特不仅强调自由，还强调责任。
尼采说“上帝死了”，结果不久以后，基督教道德真的失去了垄断的地位。二战后，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变得多元，没有一个统一的价值观。用《卡拉马佐夫兄弟》一书中的话说：“如果上帝不存在，什么事都将是容许的。”现在的西方社会，人们获得了史无前例的自由。萨特也说，没有什么绝对的价值观在束缚我们，人是绝对自由的。
这是好事吗？
大部分人都认为，自由当然是好事。
但是不要忘记了，自由越大，责任也越大啊。
我们常说一句话，“小的时候想要快点长大，等到长成了大人，反倒要羡慕小孩子。”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差呢？
我们细想，小时候羡慕大人什么？羡慕大人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也就是说，羡慕大人的自由。
那么大人羡慕小孩子的什么呢？羡慕小孩子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也就是说，羡慕小孩子没有生活压力，不需要尽很多生活的责任，因为有大人护着、养着他。
因此，自由（即权力）和责任是相伴的，自由越大，责任越大。人们趋利避害，都想只占有自由的好处（当不负责的大人），又想逃避随之而来的责任（当自由自在的小孩）。
可是，这怎么可能呢？
萨特提醒我们，既然有选择的自由，就要承担选择的责任啊。而且萨特还强调，不能逃避选择，哪怕是什么都不选，你也是在选择，也要承担责任。因此自由多了并不是好事，反倒因为责任的增多给人增加负担。这是现代社会精神危机的一个根源，也是很多人宁愿选择盲从偶像、盲从权威的心理动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