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世界大部分国家的刑事司法都接受“无罪推定”原则。意思是说，假如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一个人是犯罪嫌疑人，那么就应认为他是无罪的。
为什么要坚持这个原则呢？
除了人权精神外，还可以用证伪主义来解释。
如控告某人参与了一起诈骗，如何证伪这句话呢？首先，被告人必须找出被控告这段时间内的所有活动细节，从而证明自己没有和诈骗团伙有过联系。且不说和团伙有过联系又没参与诈骗的人该怎么说吧，就说真没联系过，他又该怎么向法庭彻底证明这一点呢？证明自己没出过门、没见过犯罪嫌疑人？那你有没有可能用电话联络？你没用电话，那有没有用过电子邮件？电子邮件没用过，那你用没用过飞鸽传书，用没用过烽火？你如何证明自己没有在被控告的时间内使用过烽火？找来邻居证明你们家那几天从来没冒过烟吗？邻居说我中午打了一个盹，没看见，那你就算有罪啦？
“某人犯过某罪”不可证伪。相反，“某人没犯过某罪”，这个命题是可以证伪的。只要找到他犯罪的证据就可以推翻这个假设了。
因此，在都没有充足证据的情况下，在两个命题中，法院只能采信可证伪的后者，而不会采信前者。
前面还提到过“判例法”。在该制度下，法律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每一次审判都会对法律的解释进行修改，法律在审判中不断改进自己，以便更适应新的社会环境。这也符合证伪主义“没有绝对的真理，理论需要永远不停改进”的真理观。
波普尔还根据证伪主义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观。
有一种社会观念，认为历史的发展轨迹是必然的，这种观念叫作“历史主义”，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持这样的观点。
波普尔不同意这样的看法。
历史主义的逻辑是，既然自然社会存在规律，那么历史也应该有规律。我们历史主义者像科学家一样揭示了这个规律，人类按照我们揭示的规律奋斗就可以了。但证伪主义认为，没有永恒不变的真理，所有的理论都可能是错的。所以，也就不存在什么“历史的必然规律”。而且科学理论未来的发展方向也是难以预测的。就比如在牛顿时代，没人能够预测相对论的出现，也没人能预测牛顿理论将会在哪里出问题。因此，预测未来的历史规律，一劳永逸地设计一种绝对正确的政治制度，也是不可能的。用钱穆先生的话说：“制度须不断生长，又定须在现实环境要求下生长。”
波普尔因此主张应当建立“开放社会”，要求执政者能够广泛接受意见，赋予大众质疑政策的权利。因为执政理论和科学理论一样，永远都可能是错的。必须要不断地接受证伪，才能保证理论的正确。
这正是现代民主思想的核心精神。我们有的人可能会简单地以为，民主就是“大家一起投票，多数说了算”，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其实这种原始的民主制度有极大的缺陷，这个缺陷在雅典人判苏格拉底死刑、法国大革命的屠杀、希特勒被民众选上台等事件中已经暴露无遗，早就被现代社会抛弃了。
我们常说“人民大众的意见最正确”，这句话对吗？在证伪主义看来，这话就有问题。因为证伪主义认为世上没有绝对真理，那怎么可能说某个意见“最正确”呢？就算全世界99％的人同意的一件事，也不能说这件事最正确。否则，布鲁诺时代就不用怀疑地心说了。
证伪主义的政治观，最关心的不是谁制定的政策，而是无论谁制定的政策，都不能成为绝对真理。不管是美国总统下的命令还是全世界人民投票的结果，都要给别人留出修改、推翻它的机会。
在这种制度下，无论谁被民选上台，也不会给世界造成太大伤害。因为他上台后的个人权力非常有限，哪怕加个税都需要国会批准。他还必须随时面对全国媒体的质疑、随时可能被弹劾、干四年就得重选、干八年就得下台。这制度不能保证总统想出“最正确”的决策，但可以保证一旦总统作出“错误”的决策，举国上下有无数可以阻止它的机会。
可以随时“纠错”而不是“多数说了算”，这才是现代民主制度的核心精神。
在证伪主义看来，历史主义的另一个问题是，整个人类历史发展所涉及的因素太多，我们无法设计实验，让历史大事件重复发生。因此，哪怕是对已经发生过的历史，很多解释也是无法证伪的。
比如有人说：“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假如没有法国人民的力量，拿破仑就不可能成功。”有人说：“历史是由伟人创造的。没有拿破仑，就不会有法兰西帝国。”这两个命题其实都是不可证伪的。因为历史不可重复检验，谁也不能让时光倒流，把拿破仑用飞碟抓走，再重新检验一遍历史。也不可能现在做一个实验，模拟拿破仑时代的所有经济、文化、政治细节，来检验这两个理论。因此这两种观点可以永远吵下去，各自举出无数的间接论据，却全都无法说服对方。
所以，历史主义都是不可证伪的空话。
历史主义者对未来的预言如果是明确的（如预言某某事件在某个时间段一定发生），那的确是可以证伪的。但这需要理论持有者能勇于承认错误，一旦理论被证伪了就要认错，而不要推脱责任，说额外因素太多，干扰了预言。但事实是，现实中能够干扰历史进程的元素太多了。有很多历史主义的信徒，不断用各种额外出现的新因素解释原有理论的错误。这时，历史主义也就变成不可证伪的了。
因为影响历史的因素太多，不可重复实验，因此波普尔认为，科学只能研究局部的社会问题，如某条法律好不好用，某个政策价值如何。因为只有局部问题才可以反复验证。而那些执掌全局的宏观理论，都是不符合科学精神的。
那证伪主义是怎么终结形而上学的呢？
前面说过，形而上学必须坚持理性工具。理性要遵守逻辑规则，那最基本的逻辑工具是什么？
是演绎推理，对吧？我们前面整本书的形而上学，都是在遵守“因为……所以……”这样的逻辑规则，一步一步推理下来，才让您信服的。
演绎推理的规则是，从一个绝对为真的命题出发，推出一个绝对为真的结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每一个结论都是正确的。
但是证伪主义反对的，恰恰就是绝对为真的命题——因为绝对为真的命题是不可证伪的！
所以，无论你说任何一个命题，只要你说“它肯定是真的”，那它在证伪主义者看来，就是毫无意义的，它和巫术、宗教理论都是处于一个地位，毫无讨论的必要。
那演绎推理就进行不下去了嘛！
更简洁地说，形而上学的目的是找到终极真理。可是证伪主义却说：凡是终极真理，都是毫无意义的命题，不值一提。
这和逻辑实证主义对形而上学的看法是一样的。
我们还记得，逻辑实证主义发现，最后能实证的只有类似“这朵花是红色的”一类的个别经验，找不到有普遍价值的命题。这是为什么呢？
用证伪主义理论来说，这很好回答：因为“所有的花都是红的”这种有普遍价值的命题，是只能证伪不能证实的。
说波普尔终结了形而上学，其实有些夸张。因为在他之前，形而上学已经被包括逻辑实证主义在内的无数哲学家们都攻击过了。波普尔不过是临门又给了一脚。
但证伪主义的确好用，当我们用证伪主义一一分析前面的哲学理论，会发现它们全都是不可证伪的。
比如“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没有绝对静止的事物”，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不可证伪的命题。要证伪这个命题，就要找到一个永远静止的事物，但是人不可能观测“永远”那么长的时间。
再比如“物质不依赖意识存在，物质决定意识”这个命题，如何证伪呢？那就必须找出一个“不依赖物质存在的意识”。那么，能设计出一个实验来证明这一点吗？
实际上，无论指出任何一个意识，唯物主义者都可以说：“它是依赖物质存在的！没物质就没它了！”比如那个唯心主义哲学家贝克莱说：“我的意识是本质的，物质只是我意识的感觉。”唯物主义会说：“你肉体死了，你的意识就没了！”贝克莱或许会说：“不，是因为我的意识没了，我的肉体才死了。”唯物主义会说：“不，你胡说，物质是第一性的，你错了！”总之大家辩论来辩论去，最后也没有一个结果。
证伪主义看见这两个人，会笑着说：“你们辩论不清的根本原因是你们俩的命题都不能证伪呀，都是空谈呀，拜托去那边和巫术、宗教站在一起吧！”
证伪主义说完了，这个理论听上去很棒，在现实中也确实好用。
不过我要告诉你，在科学领域，证伪主义有时也不靠谱。
在下一章开始批评证伪主义之前，先补充一个波普尔的小八卦。
这个八卦和维特根斯坦有关。
波普尔和维特根斯坦有一些相像的地方。他们都是出生于奥地利的犹太人，从小都有较好的艺术环境，他们两人都喜爱音乐。在纳粹德国崛起以后，他们都受到了迫害。
前面说过，维特根斯坦家族在纳粹的迫害中算是侥幸生存：先是在通货膨胀之前转移了财产，又支付了大笔财富从而使家人免于迫害。维特根斯坦本人去了剑桥避难。
波普尔家就不同了，他原本家境不错，但是因为通货膨胀，全家变得一贫如洗。波普尔年轻时生活贫寒，甚至干过筑路工的苦活儿。纳粹掌权后，波普尔的母系家族里有16人死于大屠杀。那时波普尔也想移民英国，但他没有维特根斯坦那么有名，申请了两次都没有成功。后来他终于得到了剑桥的聘书（这次申请时，为他签名的人有爱因斯坦、波尔、罗素、摩尔……），波普尔本来也想去剑桥，但是为了照顾维也纳小组的一位哲学家，他把聘书让了出去，自己去了新西兰教书。
二战结束以后，波普尔终于得到了英国的公民权，进了英国的经济学院任教。不久，他去剑桥访问，给罗素和维特根斯坦谈了自己的哲学观点。
然后，他就和维特根斯坦打起来了……
这是哲学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事件。
波普尔访问剑桥那天，来到罗素他们平时聚会的一个房间（这个房间牛顿还住过），向剑桥的哲学家们宣读自己的论文。当时有罗素和维特根斯坦在场。
结果波普尔和维特根斯坦在哲学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维特根斯坦越说越激动，突然拿起烧壁炉用的拨火棍向波普尔比画。这大概只是维特根斯坦内心激动的下意识表现，但要别人看上去，像是个非常挑衅的动作。
波普尔当时生气地说：“不要拿拨火棍威胁来访学者。”
一旁的罗素觉得这实在不像话，出言阻止维特根斯坦，这让维特根斯坦觉得非常委屈，故事的结果是维特根斯坦怒气冲冲摔门而去。
这是哲学史上少有的戏剧性事件，也成了当时学术界最大的八卦之一。波普尔说，在事情过后很短的时间内，他就收到新西兰来的信。信里问他，是不是他跟维特根斯坦用拨火棍打起来了？要知道，新西兰距离英国足足半个地球远啊，看来任何时代的人都热衷于传八卦，而且越传越邪乎。
波普尔后来有一个学生，就是金融大鳄索罗斯。索罗斯后来设立了一个开放社会基金，就和波普尔的《开放社会》的说法有关。
而写作《通往奴役之路》的经济学家哈耶克，也是索罗斯的老师。
然后哈耶克和维特根斯坦还是远房亲戚，哈耶克也在剑桥任过教。
哈耶克说，有一次他和维特根斯坦谈话，维特根斯坦突然拿着一根拨火棍“恶狠狠地冲过来”，在屋里走来走去，吓得哈耶克想找个地方躲起来。
所以这事说起来就是，世界级富翁的儿子维特根斯坦用拨火棍单挑过两位世界级学者，这两位世界级的学者又教出来一位世界级的大富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