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相信冷静下来的王舆庵很快就会明白自己实际上是支持他的观点的，事实也证明在后来的讲学中，聪明的王舆庵果然醒悟了过来，不再和先生探讨这个问题。但事情并没有王阳明师徒想象的那么简单，这场徐成之与王舆庵的争论虽然是停止了，但外面对王阳明的争论一时间多了起来。因为在外界那些熟知王阳明的人眼里，王阳明从他科举上榜做上官的那一天起，就一直是反对朱熹支持陆九渊观点的，以王阳明的个性而言，不可能在当了几年官后忽然就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因为最为明显的就是王阳明所言的“心即理”，根本就是从陆九渊的学说里提炼出来的。不少人开始对王阳明嗤之以鼻，认为他过于狡猾，明明是支持陆九渊的，却偏偏站出来对人们违心地说自己支持朱熹。
不管别人怎样议论，王阳明的这一决定虽然让人觉着有些虚伪，但也正是他的这种虚伪、狡猾让他躲过了一劫。因为那些和王阳明处于对立立场的大臣，在听闻了这件事后，都在等着看王阳明的结论。这些虽然不做学问但一直醉心于官场的老油条心里比谁都清楚，王阳明是支持陆九渊的。他们就是在等着他这样说，因为只要王阳明敢公开承认自己反对朱熹、支持陆九渊，那么他们就等于是握住了王阳明的把柄，上奏皇帝参他一本那是绝对免不了的。因为当时，明朝的科举理念一直是以朱熹学说作为根据的，王阳明公然说出反对朱熹，其实不就是等于在公然和明朝的政治倾向叫板吗？只可惜王阳明最终没有做出这些大臣所期待的事情。
这些道理，王阳明自然也早就明白，所以他才会做出这个违心之举，因为不要说那些在朝做官的，就是连王阳明自己也是通过科举考试才做了官的，而天下还有那么多的读书人，莘莘学子依然还要按着这个官场上的准入规则参加科举考试。所以王阳明最终没有提出反对朱熹的言论，也就是等于他没有把天下绝大多数学子和那些从科举考试中步入官场的大臣全都列入与自己对立的一面。可以说，王阳明这种处世的圆融不仅让他赢得了一些思想保守的老臣的赞赏，也让他得到了天下举子的心。
3.多才多艺才是“方圆处世”的不二法门
在为人处世上，很多人都巧妙地运用了自己的多才多艺，不但化解了与那些政敌之间的尴尬情形，也因此为自己赢得了更好的口碑。而在有些时候，作为一名久居官场的人来说，自身才艺的展示，往往会化解别人对自己的一些误会，让自己在世人面前活得更为滋润。
对于很多有才华的政治人物来说，因为人们的目光都过于关注于他最为突出的一方面了，所以很容易忽略他在其他方面的才华。这是人的一种心理习惯使然，就像王阳明一直都很崇拜的诸葛亮，因为他在军事方面有着远远超于其同时代的军事家们的才能，所以无论是在诸葛亮生活的时代，还是在如今，只要提起诸葛亮，人们都会头头是道地讲起诸葛亮用兵时所施展出来的计谋。事实上，诸葛亮那行文间犀利又入木三分的文风，以及他高超的棋艺，都被他出众的用兵之道所淹没了。
与王阳明不同的是，诸葛亮的出山是在乱世之中得遇了明主刘备，而对于明朝中期的王阳明来说，虽然当时的朝局上免不了也会有些纷争，但毕竟还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年代，所以王阳明是以科举考试的形式走上官场的。这也就注定了，人们只要一提起王阳明，首先想到的必然是他那敏锐的才思和富有思想深度的诗篇，尤其是他对心学的研究，更是令他大放异彩。如果不是恰逢南方四省的窃贼和土匪猖獗，以及后来宁王朱宸濠在南昌的公然反叛，世人恐怕很难看到王阳明精于兵法的另一面。可以说，这不仅让人们认识到了一个与之前完全不同的王阳明，而且也让朝中不少原本对王阳明颇有微词的大臣开始重新认识这个与他们做过多年同僚的王阳明。因为王阳明让很多本来看似有着凶险的事情，在转瞬间化解于无形之中。
王阳明在向朝廷权力中枢挺进的过程中，其成功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他的军事才能，虽然他留给世人的多是那些关于心学的书籍，如众所周知的《传习录》《大学问》，而军事方面的典籍却少之又少，只有一些零散的篇章，也大多隐含在向朝廷奏报时所递送的奏折里。但从王阳明用兵的思路上来看，他是深得诸葛亮的用兵之道的。
提起王阳明在军事上的才能，就不得不提起朝中的一位重臣——兵部尚书王琼。王琼之所以能够位列“三孤”“三辅”，除了他自身的努力外，与他识人善任的独特眼光也是分不开的。作为王阳明父亲的同僚，王琼在很早就开始注意多才多艺的王阳明了。当年，内阁首辅李东阳在王阳明初次科举考试失败后与其开的那个玩笑，而今早已被传为了佳话。王阳明悬笔立就的才思固然令人称奇，但作为兵部尚书的王琼所关注的并不是这些。早年，王华中了状元后不久，王琼就听说，王华有个多才多艺的儿子，他不仅写得一手好字，而且13岁的时候就单枪匹马跑到居庸关，赶走了那些入境的蒙古人。后来，王琼又听说王华这个儿子对兵法十分感兴趣，家里客人走后，他竟然拿着那些水果布起阵来。此后，他又听人说起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有个工部的年轻官员在督造王越墓时竟然以奇特的方式来督促那些工人，哪个人若要偷奸耍滑，便把他困于一个石阵之中。再一打听，王琼就不觉得奇怪了，原来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王华的儿子王阳明。这时候的王琼已经是兵部尚书了，在经过一番观察后，王琼的心里顿时有了主意，因为王阳明虽然看起来一副书生模样，但其为人与行事的风格完全迥然于其他文官，其做事干练，行事方法也经常异于常理，并且身上没有丝毫的迂腐之气。
在王琼的推荐下，朝廷的一纸任命便下达了——王阳明被任命为南赣巡抚，即赴江西、福建等地剿灭当地的匪患。而在当时，王阳明正在南京鸿胪寺卿的任上一心研习着他的心学。从一个毫无实权的闲任上一下子被任命为朝廷的封疆大吏，这简直让王阳明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其实，在当时不只是王阳明感到有些惊讶，就是满朝的文武对这一任命也是议论纷纷：让一个文官去领兵打仗，这简直是儿戏。但在当时，以文代武已有先例，所以王阳明被任命也完全是在情理之中的。虽然从很大程度上来说，这是兵部尚书王琼在明武宗朱厚照面前极力推荐所致，但归根结底还是与王阳明的多才多艺分不开的。如果王阳明不是历来都以诸葛亮自喻，对兵法一直深爱有加，那么在他步入仕途之后，就不会在任上做出那些完全是运用兵法的策略才能够完成的事情。也就是说，王阳明把自己的多才多艺在无形之中渗透到了他的工作当中，这种做事运筹帷幄、指挥有度的才能，即便是在监管督造王墓这件小事上，也颇让人敬佩，执掌兵部大权的王琼能不重用他吗？
突如其来的升迁，对于任何一名身在官场的人来说，都是天大的喜事，也几乎是每一个步入官场的人所期盼的。这时，但凡那些喜形于色的人都会立刻上疏谢恩，再顺便称颂一下皇帝的英明。而处世圆滑者，则多会向皇帝谦逊一番，推辞一番，但这些都是虚假的，也就是说即便是站在了金銮殿上面对了皇帝，口里说着“臣无能，恐负皇上重托”之类的话，手里捧着的官印却根本不会递还给皇帝。然而，王阳明在接到这一纸任命后，既没有像武将那样即刻上任去完成皇帝交给他的使命，也没有像文官那样上表谦逊一番，而是做出了一个令很多人都惊讶的举动——辞官。
结果可想而知，兵部尚书看准的人和事，哪里会轻易就罢手？王阳明最终只得去上任了。当满朝的文武还在朝堂之上等着看王阳明这个看上去只会夸夸其谈讲学的书生的笑话时，千里之外的王阳明却用自己的军事才能证明了兵部尚书王琼当初举荐他的英明。满朝文武俱惊：王阳明到达赣州后，一举将为患赣州多年的山贼消灭了，并且表现得不费吹灰之力。后来，随着人们的口口相传，好像王阳明一到赣州，他指挥的手下就都成了天兵天将。
其实说起王阳明在赣州的首战告捷，仍然要归功于王阳明的多才多艺，因为他不仅拥有如诸葛亮般的军事才能，同时也通晓识人之术。也就是通过一个人的外貌，一眼就能看穿这个人，这一点是外人更无从知晓的才艺。
当时，王阳明初到赣州府衙，就发现衙中的一名书吏有些不对劲，于是把他叫到了自己的书房，客客气气地向其请教问题，这个书吏也很客气，并表现出了谦虚之色，但眉宇间的过度谦恭还是将他出卖了。于是，王阳明便夸赞其机灵，说衙门里就缺少他这样的人，一番溢美之词，让书吏飘飘然起来，王阳明突然话锋一转，厉声质问书吏究竟收了山贼多少银两。殊不知，此言一出，吓得书吏一哆嗦，并忙不迭声地解释起来。不料由于过度紧张，双腿乱抖，一枚银锭落了出来，这更是被王阳明抓住了把柄。于是在王阳明的软硬兼施之下，书吏不得不交代了实情，原来他正是被那些山贼收买的官府里的内线之一。
其实王阳明一进府就看了出来，当年与道士论道之时，一位道士曾传过他相面之术：观一个人的邪正要观察他的眼睛和鼻子，判断一个人说话的真假要看他嘴唇的变化。此时恰好派上了用场，因为其实在来之前，王阳明早就心知肚明了，这里之所以山贼猖獗，官府多次派兵无法剿灭，并不是官兵不力，而是当地的山贼一定早就用银子收买了官府中人，里应外合之下，官府如何能剿灭？于是，他加大了对书吏的审讯，并从中发现了许多线索，然后奇兵突出，自然一举就将附近的盗贼剿灭了。
消息一传到京城，那些以往一直认为王阳明不会带兵的人都惊呆了，因为事实胜于“雄辩”。随着前方的捷报不断传来，那些一直反对王阳明的大臣也渐渐对他改变了看法，由最初的对立转而变为了后来的敬佩。
其实王阳明也没想到，他的军事才华竟然成为自己“方圆处世”的武器。但事实证明，王阳明的多才多艺的确是他“方圆处世”的不二法门。
4.诉苦是方圆处世的一剂良药
对于自己经历的那些痛苦，很多人往往都不愿意去提及，尤其是那些惨痛的经历，就像是一块在时间的长河里好不容易才痊愈的伤疤，好了之后再被提起来，往往就像是在揭旧伤疤，往日的疼痛会再次袭来。这是人的一种惯性思维下的心态，但是对于王阳明来说，只要能够化解即将面对的某种尴尬局面，揭几次伤疤也无所谓。
王阳明的这一思想认识，主要还是源自于他因地制宜的军事主张。因此，在表现形式上，他从来不讲求自己去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只要是这种方法适用于自己将要进行的事情就可以了。在王阳明看来，形式是次要的，目的才是考量手段的唯一标准。在这种思想主张之下，王阳明所做出来的每一件事，在外人的眼里，仿佛总是透着一股说不出来的怪异气息。这一点，或许只有兵部尚书王琼才能了解得更为深刻一些，因为自古以来，所谓兵者，就是行诡道之事。也就是说，只有运用出其不意的方法或手段，才能够取得战争的胜利。而这也正是王琼多次举荐王阳明的主要原因。
正德七年，王阳明因为在无意间得罪了一些大臣，于是被他们找了个理由调到了南京太仆寺去做少卿。如此一来，缺少了整天讲学的王阳明，京城是清静了，南京却因王阳明的到来而热闹了。不少江南的文人学子跑到南京向王阳明拜师求教，而这些江南学子本就恃才自傲，生活上又不注重小节，再加上秦淮河上本就有着很多的风月故事，这些因素综合到一起传到京城就变了味，说就连秦淮河上的红粉女子们都和王阳明探讨起了朱熹与陆九渊学说的异同。这时候，御史杨典就向吏部写了一份上疏，以整顿官员风纪、素守朝纲为由，建议将王阳明调至国子监去做祭酒。当时，恰逢吏部对两京官员考核，而根据明朝当时的规定：凡四品以上的官员，均采取自陈的方式。也就是说，四品以上的两京官员，不用别人来给他写政绩考核的意见了，自己写就行了。但是，这种政绩考核意见还是要上报到吏部和都察院进行审核的。如此一来，御史杨典的那份建议书才被暂时搁置在了吏部。
当时，王阳明任南京鸿胪寺卿，接到吏部发来的这个通知后，心里也是嘀咕了一下，因为王阳明心里很清楚，那些吏部的官员，就像当年以李梦阳为首的那些思想激进的文人一样，官位虽不高，但官架却不小，尤其是除了官员的政绩考核外，平时极少有人会拿正眼来看这些吏部的官员，冷板凳坐多了，如今风水转向了吏部，那些官员自然会打着喷嚏看起官员的履历来。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些吏部的官员还是不能得罪的，因为只要他们看着哪个人的履历时，一个喷嚏如果只打出了一半，这个官员可能就要倒霉的，说不准会被人家踢到哪个地方去看大门，不降也不升，就是让你难以度日。
而王阳明并不在乎个人的得与失，只要能有一个适合他讲学的官职他就满足了，在京城时他做到了，被挤出了京城来到了南京，在鸿胪寺卿的任上他同样做到了这一点。他只想安生地在任上，而南京离他的老家浙江余姚又很近。所以，政绩考核着实让王阳明费了很多心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