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以后，在斗争激烈、宦官弄权的政治王朝中，王阳明便开始耍起了他的太极。尤其是在正德十年，朝廷对两京在职官员进行了一番考核，而说起这种官员的考核简直犹如儿戏。因为朝廷规定，只要是四品以上的官员，其政绩评定均以自述的方式，也就是说，是好是坏自己看着办。但其实也并不是那么简单，因为官员的这种评定还要通过都察院和吏部的最后审核。这两个部门也是朝中最为难缠的部门，一来部门人员都比较年轻，二来官阶都很低，再者大多敢言。然而，平时很少有人会把这些官员当回事，因为只要一言不合这些人没准就会上个奏折参你一本，所以有不少地方官就是平时想给他们送点什么夏天的“冰敬”、冬天的“炭敬”都不敢。而长期如此的后果是，都察院和吏部就真的成了清水衙门，这也就更加导致了这些官员的愤愤不平。
就在王阳明接到朝廷的考核通知时，他的好友汪抑之等人就已经写信告诉了他一件关于都察院御史杨典的事。王阳明当时任职南京鸿胪寺卿，只是闲时和几位学者文人讲讲学，可不知哪一处得罪了这位御史，他竟然把一份报告打到了吏部，说王阳明既然那么喜欢讲学，还讲到了秦淮河的花船上去了，那就不妨将他调至国子监去当祭酒吧。所以，王阳明此刻更加深知这些言官的尖酸刻薄，对自我评定的述职报告就不得不引起重视了。很快，他就将述职报告写好了。
当王阳明将自己的述职报告送到吏部和都察院时，这些鸡蛋里挑骨头的官员一个个都傻了眼，因为王阳明在述职报告里一点都没有谈他在南京鸿胪寺卿任上做出的成绩和不足，而是谈起了自己早年是如何遭到刘瑾的迫害，身心如何备受煎熬，以致身体一直多病，所以想就此辞去官职告老还乡休养身体。俗话说：“杀人不过头点地。”人家既然是连官都不想做了，还怎么挑毛病？尤其是那位曾变相挤对过王阳明的御史，更是被王阳明的遭遇所触动，于是都察院和吏部就将王阳明的报告呈送到了内阁。在朝廷对两京官员进行考核的当口，王阳明想要辞官的消息很快在京城传开了。兵部尚书王琼得知后立刻急了，他即刻上奏皇上，说王阳明刚刚43岁正是大展宏图之时，而且此人精通兵法，加上近几年南方农民起义不断，朝廷怎可让其舍国家的大义而视自己的小情。在王琼的极力推荐之下，那些原本想借王阳明在南京讲学的事而大做文章的言官听了，也都附和起来，说王阳明既然能讲学，就说明他能干。经过一番讨论，朝廷得出了一个统一的意见。正德十一年，一纸任命就这样从京城发至了南京，王阳明从南京鸿胪寺卿提升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负责巡抚南赣地区。
闻听此讯后，南京的官员无不为之震动，同样的述职报告，别人都没被提升，怎么偏偏王阳明就被提升了呢？事实上，不要说是那些精于算计的两京官员，就是跟在王阳明身边的弟子们和他的好友——时任南京礼部尚书的乔宇等人，也都感到十分震惊。而接到新的任命的王阳明又一次向朝廷上疏，目的还是一个：我要辞官。如果说王阳明当时是为了应付那些都察院和吏部的官员，利用这种奇特的述职报告跟他们耍了耍太极，这还好说。如今他在仕途上得到了晋升，为什么还要辞官？当时很多官员都不明白王阳明究竟是怎么想的，包括推荐他的兵部尚书王琼。然而，王琼虽然不明白王阳明要做什么，但是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认为自己并没有看错人。因为，王阳明的这前后两番要求辞官回乡的举动，虽然看似是没按照常理来出牌，但这恰恰是跳出了读书人的迂腐，也符合了兵道即为诡道的用兵之法。王阳明自然没有辞成官，因为他的弟子们和朋友们劝住了他。其实当时，王阳明只是想再向朝廷要一个“便宜行事”的权力，一来可以动用地方的军队，二来也可以因地制宜地给当地老百姓制定出一些相应的惠民政策。因为，在得到任命后，王阳明便了解到，南赣地区十分贫穷落后。
王阳明这前后三次的辞官之举，很明显都是在和朝廷打太极，第一次是以退为进，既避开了自己无法化解的政治斗争矛盾，又以修身养性的方式引起了朝廷的注意，在一松一弛间既躲过了政治争斗的旋涡，又让自己得到了升迁。第二次和第三次，王阳明都是以辞官为借口，但如果前后对比一下很容易就可以看出王阳明是在和朝廷打太极。因为这两次王阳明辞官的理由不同，一次是以身体差为由，一次是以那些起来占据山头为王的起义军以前都是自己的同胞，如今去攻打他们于心不忍。虽然这两个辞官上疏，王阳明都写得很坦诚，但短时间内前后略显不一的言辞还是透出了兵法上的诡异，只不过很多人都没有读出来而已。但处于险恶的明朝官场之上，王阳明运用他娴熟的太极功夫在一动一静的自由转换间，不仅借力打力地完成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与抱负，同时也为后来者在为官之道方面上了一堂生动的必修课。
6.过于低调，反而会让自己在沉默中被忽略
中庸之道，讲求的就是“执两用中”，避免在处理问题时出现极端化。而众所周知，极端化往往有两种表现：过于张扬而锋芒毕露是一种高调的极端化；而为人行事上过于低调则是一种消极意义上的极端化。在中庸思想的主张之下，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极端化行为都是不可取的。因为，过于高调行事会让自己成为万绿丛中的一点红，突出的颜色会引起众人的注意，极易让自己成为射击场上的标靶；过于低调则会因为行事的不够积极而很容易被人淡忘，甚至会让人认为，这个人心态太过消沉，没有动力。作为官场之人，如果过于低调了，久而久之也就会淡出本来就争斗得十分激烈的政治舞台。
对于深谙中庸之道的王阳明而言，在初入仕途的那些年，他虽然深明其理，但同样也因为在官场上的一时失意而萌生了退隐的念头。只不过，他很快就从这种过度低调的失意中解脱了出来。因为熟读兵法的王阳明心里十分明白，过度萎靡不振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会让自己在消极的懈怠情绪影响之下，变得意志更加薄弱，在仕途上就会像一株被遗弃的草芥般慢慢枯萎而死。
一直将诸葛亮作为榜样的王阳明，在早年读书时就对中庸之道有着很深的理解，尤其是因对诸葛亮的崇拜而对三国那一时期历史的研读，更让他心有所感。当年，曹操做了魏王之后，一直在为世子的选择而观察着自己的儿子们，而在这之中，有两个人显得尤为突出，一个是曹植，另一个就是曹丕。从心里而言，曹操是十分喜欢曹植的，这主要是源于曹植的聪明，以及他出口成章的才华。所以，曹操原本打算立曹植为世子，只是心里总是有一些顾虑，因为曹植毕竟不是自己的长子。于是，他便适当地给曹植安排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差事让他去处理，一方面是想磨炼一下这个从小只知道读书的儿子，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他对国家大事的参与而在满朝文武面前树立一个形象，为他日后继承自己的霸业做准备。
客观上讲，曹操对于曹植的过分喜爱以及有意栽培，其实是有着几分偏袒与爱护的。而对另一个儿子曹丕，曹操总是觉得他过于老实忠厚。但是因曹昂早亡，实际上此时的长子应该是次子曹丕了。废长立幼向来就是易生祸乱之举，当初荆州牧刘表死前，在蔡瑁等人的胁迫之下，立了次子为荆州牧，结果使得兵精粮足的荆州最终落入了曹操之手。作为一代军事家的曹操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只不过曹丕在众子之中的表现的确太过平庸了。而实际上，不要说是曹丕，曹操的每个儿子都有着承袭魏王爵位的梦想，只不过每个人的反应有所不同罢了。作为曹丕，他本以为兄长曹昂的过早去世，让自己无形之中成为长子，只要自己在父亲面前能够表现得更为忠厚、老实、孝顺一些，世子之位是跑不了的。然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曹丕发现，父亲似乎将目光对准了自己的一母胞弟曹植。表面平静的曹丕实际上内心非常焦虑，只是他无法言说罢了。而弟弟曹植一再得到了父亲的恩宠，还被封为了平原侯。无奈之下的曹丕只好找到了吴质，并以君臣之礼相待。对此，吴质大为感动，且指出曹丕表现得太过平庸，这显然会被魏王所忽略。对于吴质，曹丕可谓是言听计从，成功挑起了曹操对一直支持曹植的杨修的反感，最终将其处死，并因此而迁怒于曹植。此时在吴质的有意安排与斡旋中，曹丕一改往日过于低调的作风，恰到好处地参与了几起朝廷事件，并展露出了自己的才华，最终战胜了其他几个兄弟，继承了魏王的爵位。
熟读兵书与历史的王阳明可谓深谙做人不能太低调的道理，而在经过龙场悟道之后，他更是明白了很多东西——既然自己选择了科举考试作为实现人生目标的方式，那么就应该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一味地消沉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会让自己变得更加低调，慢慢就会像当初的曹丕从曹操的心里淡出去一样淡出官场。
于是，他凭借自身的学问再次站了起来。他先是对当地的几名学子讲起了自己的心学，继而又给他远在京城的昔日同僚崔子钟和汪抑之等人写了信，在信中除了对他们表达出了几分思念的情怀之外，还向他们讲起了自己近来在心学上的所思与所得。这种学术上的交流，加上彼此以往的同僚之情，使得王阳明虽然身处偏远的贵州龙场，可是经由这些同僚的宣讲，他的事迹和遭遇再次引起了众人的注意。在贵州，原本一直默默无闻的一个小小的驿站，竟然因为王阳明的到来而成为他讲学的龙冈书院。在京城，王阳明的情况也感动着三个人，那就是乔宇以及当时翰林院的两位编修。正是这些人的出现，才让原本被刘瑾一棍子打到底的王阳明有了一个翻身的机会。
如果王阳明不是很快从低沉中醒悟过来，以讲学和与远在京城的昔日同僚和好友们不断书信往来来表现自己，那么，也许他就会真的变成一个默默无闻一心只想躲在龙场的小驿站里研究学问的小驿丞了。可以说，王阳明一直在用自己的行动实践着中庸思想，而他的仕途也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越来越坦荡，从一个普通的进士出身的小吏慢慢成为得到朝廷赏识和重用的一代名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