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三教九流”之说。其中“三教”分别是儒、道、佛。不同于土生土长的儒教与道教，佛教本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外来思想学说，而经过千百年发展，佛教终于彻底融入了中国文化。佛教中国化是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大事件。毫不夸张地说，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不可不谈佛教。而高度本土化的中国佛教，主要有天台宗、华严宗与禅宗三大流派。老百姓接触最多的，实际上是禅宗佛教。因了此故，研究范围广泛的胡适，在长期以来都保持着对禅学的关注。
当代学术界通常认为，禅宗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思想。对于中国老百姓而言，机巧而深奥的禅门公案，是包含了无穷智慧的谜语。无数善男信女一生礼佛，许多人也像僧侣那样打坐参禅，试图领悟如佛陀般圆满通达的智慧。但真正大彻大悟的智者却少之又少。
胡适对儒学与道学（不包括道教）的评价较高，却对禅宗乃至整个佛教进行了猛烈抨击。这与其西方学术根基实用主义哲学是分不开的。而他对佛学的认识也招致了佛门中人与学术界的广泛批评。虽然胡适的研究存在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对今人依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壹
为什么要研究禅学？
胡适曾在晚年感叹不知自己的本业是什么。因为他研究的范围太广，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有所涉及，只是程度有差异而已。其中，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三教”是胡适的重点研究对象。关于禅宗演变史的研究，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学术生涯。虽然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但佛教禅宗显然是种有神论学说，两者的分歧可谓势同水火。既然如此，为什么他始终没有放松对禅学研究的关注呢？禅宗学说真有那么大的研究价值吗？
中国文化以包容力强著称。当外来文化进入中国后，往往会经过一个“本土化”阶段，最终成为中国文化的新血液。最能体现这个规律的，就是佛教的中国化。
佛教徒首次踏入中原的时间，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定论。据传沙门室利防等18名佛教弟子曾在秦始皇时期进入中国。但佛教正式在中国传播大约在两汉时期。经过南北朝的发展，佛教达到了一个鼎盛阶段。隋唐大一统格局的形成，更是让佛教禅宗达到了新的高度。禅宗哲学不仅深入朝野人心，还对后来的宋明理学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尽管佛教源自印度，但在唐朝时已经高度中国化。为了更好地传教，佛门中人将佛理与儒家伦理、道家学说融为一体，并让沙门遵守中原王朝的世俗礼法约束。故而，大唐的义净法师到天竺留学时，深感中土佛教已背离了印度佛教的原貌。这也正是唐初三藏法师（即唐僧）西行取经的历史背景。
由此可见，任何人研究中国中古思想史时，都无法忽视佛教哲学（尤其是禅宗）的影响力。
佛家对中国哲学的主要贡献是推动了心性论思辨的发展，对人性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在此之前的魏晋玄学探讨的重点是本体论，即世界万物的本源是什么。而佛家将哲学思辨的重心从本体论转为心性论。在佛家语境中，心性就是佛性。通过修佛来找到自己的佛性，从而彻悟人生的真理。这就是佛教禅宗给世人的主要印象。
禅宗是佛教的一个重要分支，堪称最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流派。它兴起的背景，恰恰是佛教其他流派走向衰弱的时期。
在隋唐时期，统治者采取了包容三教的态度。重视佛经的佛教与儒教、道教三足鼎立，共同维护封建王朝的礼法纲常。然而到了中唐之后，朝廷日益衰落，藩镇割据严重。佛教赖以生存的寺院经济也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唐王朝为了弥补越发捉襟见肘的财政，取消了寺院与出家人的免役免税特权。这使得佛教势力锐减，各个以讲解佛经为传教方式的流派先后淡出舞台，唯有禅宗逆流而上。
在很大程度上，禅宗是凭借主动改革而兴起的。禅宗顺应时势，抛弃了传统佛教依赖寺院庄园经济剥削劳动人民的生存模式，通过制定清规与参与劳动来融入中国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如此一来，禅宗与中国封建社会彻底融为一体，从而焕发出勃勃生机。
胡适曾经点评道：“总之，五、六、七三个世纪为佛教思想‘中国化’时期。‘中国化’者，去其不堪的部分，选择其最精彩的部分，以适应中国人士的心理。其保存的部分之中，最重要的有三项：念佛法门；禅法；般若波罗密的哲学——‘中道’的一派。中国佛教在五世纪以后的发达不出此三途。法相之哲学，密宗之迷信皆不够资格。”
毫不扩张地说，禅宗标志着佛教在中国走向世俗化。其成功之处在于比其他佛教宗派更彻底地走自食其力路线，减少了对封建统治阶级的依附性。而历史上出现的“三武灭佛”运动，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过度膨胀的寺院庄园经济与僧侣阶层动摇了封建社会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可以说，禅宗的改革最终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转型。
禅宗作为佛教中的一个大体系，其内部也有许多分支。禅宗各派的教义，也存在不少分歧。但无论是哪个派别的禅宗，都追求引导众生完成“自我解脱”。其修行方式也不同于传统佛教宗派以讲经为主，而是追求以启发式教学法来“度化众生”，引导人们领悟禅机。
对于当时的百姓来说，禅宗不像其他大部分佛教流派那样通过寺院庄园搞经济剥削。由于其修行方式贴近大众、学佛成本较低，故而很快受到了广泛欢迎。
最能反映禅宗核心观点的话是“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禅宗并不完全抛弃佛经，但强调不要过分迷信经典格言，而应该靠自己来体悟佛法。耐人寻味的是，对禅宗影响巨大的六祖慧能，原本是个文盲。他不识字，所以看不懂佛经，只能通过他人诵读来了解其内容。但谁也无法否定这位禅宗大师对佛教中国化的巨大贡献。经过改造后的禅宗，比传统的佛教宗派更容易在民众中传播，故其可以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支柱。
禅宗最大的贡献是明确提出了“明心见性”的理念。禅宗主张众生皆有佛性，只要能修炼好自己的心灵，就能发掘出隐藏于灵魂中的佛性，从而达到“见性成佛”的至高境界。
需要指出的是，禅宗的“成佛”不同于道教的“升仙”。参悟佛法的人并不是指望死后能进入西方极乐世界位列仙班，更多是强调一种圆满领悟真理的境界。“佛”字来源于梵文“Buddha”，其音译为“佛陀”，意思是“觉行圆满”，可以引申为一切觉行圆满之人。禅宗一方面借鉴了其他佛教流派发展起来的庞大神学体系，另一方面又致力于佛教的世俗化。这种发展思路使得禅宗的受众远多于其他佛教流派。
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禅宗，反而盖过了正统佛教的风头。其心性之学直接影响了后世宋明理学的发展，特别是陆王心学一派的“发明本心”学说，其实际上就来源于禅宗心性之学。而对佛家思想持排斥态度的程朱理学，也在构建自己的本体论与心性论时，受到了禅宗哲学潜移默化的影响。
对于根基在儒学的胡适而言，程朱理学具有“科学精神”的成分来自于孔夫子，其中的虚妄糟粕则来自于佛教的影响，特别是禅宗。
胡适以“无神论者”自居。他在少时就接受了《神灭论》作者——南朝学者范缜的“形灭神散”学说。留学美国后，又皈依了杜威的实证主义，主张以科学取代虚无缥缈的“玄学”（主要指道教与禅宗）。在胡适看来，唯有正本清源，才能剔除这些封建迷信糟粕。而想要正本清源，从根子上涤除“玄学”影响，就离不开对禅学的研究。况且以佛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其必然在《中国哲学史》中占据相当重要的篇幅。
胡适对传统的佛教研究颇有微词，并将主要矛头对准了禅学研究。
胡适在讲课时指出：“凡是在中国或日本研究禅学，无论是信仰禅宗，或是信仰整个的佛教，对于禅学，大都用一种新的宗教态度去研究。只是相信，毫不怀疑，这是第一个缺点。缺乏历史的眼光，以为研究禅学，不要注意它的历史，这是第二个缺点。第三个缺点就是材料问题。禅宗本是佛教一小宗，后来附庸蔚为大国，竟替代了中国整个佛教，不时髦的竟变成了时髦的。不过中国现在所有关于禅宗的材料，大都是宋代以后的。其实，禅宗最发达的时代在西元7世纪之末到11世纪（约从唐武则天到北宋将亡的时候）。这400年中间，材料最重要，可是也最难找。正统派的人，竟往往拿他们的眼光来擅改禅学的历史……”
为此，胡适下了很多功夫去钻研佛教，甚至到法国国家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查阅此前被殖民者夺走的大量敦煌佛经，并写下厚厚的研究笔记。他回国后特意撰写了学术专著《禅学指归》，从哲学、文化、艺术多个角度来梳理佛家禅学的来龙去脉。尽管他的研究成果在佛教界与学术界引发了持久的热议，但此举无疑开创了中国佛教研究的一大先河。
贰
胡适如何看待佛家？
少年胡适早早地接受了“无神论”思想。他对一切有神论观点都不以为然，甚至曾经恶作剧，在新年里将几个泥菩萨丢进泥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他对儒家与道家的评价较高，既有超出中外学者意料的赞美，也有尖锐的批评。但对于佛家思想，胡适基本上持抨击态度。这在同时期的知名学者中，可谓独树一帜。
1925年，胡适发表了《从译本里研究佛教的禅法》，这是他研究佛家思想的起点。此后，他一直没有疏忽对佛学的研究，甚至直到1961年还与日本学者探讨关于禅宗的问题。
无论研究哪家哪派，胡适都采用了杜威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他非常讲究证据与科学性，这导致其在研究佛教禅宗发展史时碰到了很大的困难。
胡适曾说：“民国十三年，我试作《中国禅学史稿》，写到了慧能，我已很怀疑了；写到了神会，我不能不搁笔了。”他之所以遭遇研究瓶颈，是因为发现流传于世的禅宗史料大多被后世禅宗门人修改过。如此一来，史料自然无法如实反映禅宗早期发展的真实情况。这个发现促使胡适另辟蹊径，将研究重点转为搜集禅宗早期发展的原始资料。
1926年，胡适作为“中英庚款委员会”成员，远赴欧洲。他在旅欧期间，专门到法国巴黎与英国伦敦寻找敦煌经卷。他在这些经卷中找到了禅宗六祖慧能的弟子——神会大师的语录。这个发现颠覆了他此前对禅宗历史的认识。4年后，胡适将此次收集到的史料编纂以《神会和尚遗集》的名义出版，还另写了一部《荷泽神会大师传》，以阐述自己的新观点。
学术界对这些资料的评价颇高。胡适则说：“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工作上，我在1930年还有一桩原始性的贡献……我认为是中国禅宗佛教的真正开山宗师神会和尚的四部手钞本的收集。”
按照胡适的观点，中国禅宗的真正开山祖师并非世人熟知的六祖慧能，而是慧能的弟子神会。
胡适在《荷泽神会大师传》中说：“神会的教义在当时只是一种革命的武器，用顿悟来打倒渐修，用‘无念’来打倒一切住心入定求佛作圣等等妄念，用智慧来解除种种无明的束缚。在那个渐教大行烦琐学风弥漫全国的时代，这种革命的思想自然有绝大的解放作用。但事过境迁之后，革命已成功了，‘顿悟’之说已成了时髦的口号了，渐修的禅法和烦琐的学风都失了权威了……”
禅宗在发展过程中分化出许多流派。神秀大师领导的北宗禅主张“渐悟”佛法。例如，慧能大师及其弟子神会领导的南宗禅主张“顿悟”佛法。在神会的努力下，修行方式繁琐的渐修禅法没落，“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顿悟禅法兴起，成为禅宗的主流。
由于胡适整理了敦煌经卷关于神会的记载，其在国际佛学界获得了一定的地位。但他骨子里并不认可佛家思想。
胡适关于佛学研究的著作多达几十万字，内容主要围绕禅宗展开。不同于传统佛学家的是，他更重视“考据”历史，而极少谈论佛理。胡适对此的解释是，只有先理清真正的佛教发展史，才能给它的思想做一个客观的评价。但他毕竟是无神论者，完全不信佛教。所以，其研究方法是用实验主义精神来辨伪禅宗史料，从而恢复其“本来面目”。但胡适不愿意提佛教，对其进行直接与间接的宣传，因为佛学与其所崇尚的科学完全是两种路线。
1930年，有人写了本名叫《佛法与科学》的书，请求胡适给点意见。胡适却借此机会，毫不客气地痛斥了“玄虚可恶”的佛学。他在“科玄之战”中坚定地站在科学派阵营，对以佛学为代表的“玄学”持否定态度，认为佛教与科学是势不两立的关系。胡适甚至在某些学术演讲中多次抨击佛教对古代中国造成的危害。
胡适在《禅学指归》中说：“一般来说， 我对印度思想的批判是很严厉的。‘佛教’一直被国人认为是三教之一（另外两教是‘儒教’与‘道教’）。可是无疑的‘道教’已被今天的一般学术界贬低为一团迷信了。道教中的（一套‘三洞， 四辅’的）所谓圣书的《道藏》， 便是一大套从头到尾， 认真作假的伪书。道教中所谓（‘三洞’）的‘经’——那也是《道藏》中的主要成分，大部分都是模仿佛经来故意伪作的。其中充满了惊人的迷信，极少学术价值。”
在胡适看来，佛教是来自印度的思想，与中国本土的儒家与道家不是一个路数。他将佛教的传入视为中国的“印度化时代”，并认为佛教的传播导致中国人的信仰“印度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