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适看来，禅宗并非直接传承自印度佛教，而是佛教内部革新的产物。他说：“这个新的佛教，在印度没有。这是中国佛教中革新运动所成就的一种宗教，叫作禅宗，也叫作禅门。中国佛教革新运动，是经过很长时期的演变的结果，并不是广东出来了一个不认识字的和尚（指禅宗六祖慧能，传统说法中禅宗的实际创始人），做了一首五言四句的偈，在半夜三更得了法和袈裟，就突然起来的。它是经过几百年的演变而成。”要理清这个变化，还得从佛教传入中国前说起。
中国文化第一个巅峰期是春秋战国时代。当时诸子百家兴起，自由争鸣，从各方面推动了华夏文明的升级进化。但春秋战国人的宗教意识十分简单，就只崇拜天地与祖先。这个“天”也被称为“皇天上帝”，即后世所说的“老天爷”。上天既是自然界一切力量的化身，也是人格化的万物主宰。祖先崇拜也是古代宗法社会的重要信仰，是维系族群延续的重要精神纽带。
在佛教传入之前，中国人没有什么天堂和地狱的概念。要么信奉道家生命观，将死生看成是一种自然过程；要么信仰泰山府君等方术文化，认为人死后灵魂会回归泰山。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宗教思想体系。
诞生于印度的佛教则复杂得多。胡适说：“他的宗教（指印度传来的原始佛教）不但表‘天’，而且有三十三重天；不但有地狱，而且有十八层地狱，甚至有十六乘十六、再乘十六层的地狱，一层比一层可怕。这样复杂的情形，的确可以满足人民对于宗教的欲望。结果，我们原有简单的宗教，与它比较以后，就不免小巫见大巫，因此，人们对印度佛教就崇拜得五体投地了。崇拜到什么程度呢？佛教中人把印度看做西天，看作极乐的世界，都是由于对佛教的崇拜。”
这种复杂的宗教思想体系大大改变了古中国人的世界观与生死观。由于印度的佛学过于复杂，中国佛教弟子为便于传教，重新梳理了佛家学说。在胡适看来，佛教中国化的头一个运动，就是把“定”从佛学三大部门中特别提出。
所谓佛教三大部门，分别是“戒”“定”“慧”。其中“戒”指的是守戒。佛家的“戒”非常繁琐，有五百戒、五千戒之说。所谓“定”指的是“定心息虑”，即怎样掌握自己的心灵，也就是后来的“禅（定）”。所谓“慧”指的是智慧，就是对佛法的理解。
胡适认为，“定”成为佛学的中心是佛教中国化的第一步。中国佛者通过打坐入“定”来获得“戒”与“慧”，将印度佛教的教义简化了。这为后来禅宗的兴起埋下了伏笔。
尽管如此，佛门的修行方法还是很繁琐。胡适指出：“如坐禅要做到四禅定的境界，要做到四五色定的境界，最后要能达到最高的目标——六神通：神足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漏尽通。能游行自在，能见千里外的事物，能闻千里外的声音，能知他人的心思，能知过去未来，等等。这些繁琐的所谓最高境界，拆穿西洋镜，却是荒唐的迷信。于是进一步的革新到‘净土’的‘念佛’法门。”
这段话说的是汉传佛教的另一大分支——净土宗。汉传佛教分为许多派系，其中影响力最大的首推禅宗，其次是净土宗。若论成型时间，净土宗早于禅宗。
东晋时期的慧远大师是净土宗的创立者。他主张放弃一切复杂的坐禅形式，只要保持心中有“净土”（也就是所谓的天堂），就能领悟佛法，修成正果。净土宗进一步简化了佛家弟子的修行方式，也将佛教的本土化改造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
慧远的弟子道生大师，是佛教中国化的又一个关键人物。道生将老庄道家的思想与佛教思想融为一体，第一个提出“顿悟”的修行方式。
推崇老庄的道家（注意，不是道教），不像儒家与印度佛教那么重视经典。老子宣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庄子则提倡“得鱼忘筌，得意忘言”。也就是说，道家并不迷信经典和文字，更重视修行者的思想实质是否符合“道”。道生大师借鉴了这种观念，对佛学进行了更彻底的改造。
胡适对道生大师的“顿悟”说有很高的评价。他说：“（道生的‘顿悟’）不要念经，不要坐禅，不要持斋拜佛，以及一切繁琐的步骤，只要有决心，便可以忽然觉悟。这与欧洲宗教的重大改革，由间接地与上帝接触，变为直接地回到个人的良知良心，用不着当中的媒介物一样。到过苏州的人，都知道虎丘有一个生公说法台，有‘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传说。这个顿悟的学说，是以中国古代道家的思想提出的一个改革。”由此可见，道生的改革促成了佛道合流。后来禅宗的“顿悟”说，可以追溯到道生的理论。
以上是中国佛教徒对佛学的改革。而禅宗公认的初祖——印度的菩提达摩大师也是胡适眼中的佛教改革家。
据胡适考证，达摩祖师并不是在梁武帝时进入中国的。他在南朝刘宋时代来到中国，在此居住了五十多年，创立了一个新的佛教宗派——楞伽宗。达摩认为，佛教经典不必读太多，只需4卷《昭伽经》足矣。他和慧远、道生一样，致力于将佛教理论简单化。
胡适认为，楞伽宗的基本教义是“理入”与“行入”。他指出：“他（达摩）提倡‘理入’和‘行入’。‘理入’承认人的本性是善的，凡是有生之物，都同样含有善的、完美的本性——含有同一真性。‘行入’是苦行和忍，作众人所不能忍受的苦修。”
楞伽宗的发展史与后来禅宗追溯的早期历史是重合的。从达摩到禅宗五祖弘忍，都属于胡适所说的楞伽宗名人。这个宗派的许多高僧都以苦修著称。例如，与禅宗六祖慧能齐名的北宗禅创始人神秀。
神秀在九十多岁时，被一代女皇武则天招入京师。先后受到了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的器重。他在当时的声望极高，有“两京法主，三帝国师”的美誉。这是楞伽宗最鼎盛的时期。
到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慧能的弟子神会大师在河南滑台寺公然指责神秀“师承是傍，法门是渐”，声称达摩祖师的第六代传人、弘忍大师的传法弟子是主张“顿悟”的慧能而不是主张“渐悟”的神秀。这便是《禅学指归》中提到的神会“北伐”事件。
胡适说：“从公元734年到755年，这20多年间，神会敢出来和全国最崇敬的湖北神秀和尚挑战，说出许多证据，攻击为帝王所尊重的宗派，并且为人佩服：这是因为他可以举出弘忍半夜传给他老师的袈裟为证的缘故，那时神秀已死了，他的两个大弟子普寂、义福又先后死了，没有人和他反辩。反对党看他的说法很动人，却害怕起来，于是告他聚众，图谋不轨。经御史中丞卢奕提出奏劾，皇帝乃将神会贬逐南方。”
神会在“安史之乱”时期，帮助唐朝官府发行筹措粮饷的度牒有功，得到了朝廷的赏识。这才使他从打压对象变成了座上宾。神会去世后，朝廷敕谥为“真宗大师”。6年后，唐德宗派太子主持佛门会议，讨论禅宗法统问题。在这次大会中，神会被追认为禅宗七祖，其师尊慧能为禅宗六祖。在胡适看来，这件事标志着禅宗从此成为了中国佛教的主流，而神秀之前的楞伽宗历史也被纳入了禅宗的传承谱系。
柒
印度禅与中国禅有何区别？
胡适认为，禅宗是佛教内部的一次革命，而神会改革后的佛教禅宗成为了中国佛教的主流。那神会为什么要革新佛教禅宗呢？这要从印度禅与中国禅的差异说起。
无论是按照佛门的传统说法，还是胡适修订后的“新看法”，禅宗都将自己的思想源头归于印度佛教。胡适将其称之印度禅学，并对印度禅的来龙去脉做了考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