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是一位脚踏实地的教育家，无论做任何事，他都要通过科学方法制定详细的计划。在蔡元培提出教育独立主张的时候，胡适就意识到教育必须得到足够的经费，才能持续发展，并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否则一切都只能是空想。中国古代的教育机构基本都无法取得独立的经费来源，因此处处受制于统治阶层。到了民国时期，学校的经费依然得不到稳定性供应，因此教育发展步履维艰。教育独立思想的出现就是为了争取教育经费的独立而出现的。
当时，胡适曾在文章中如此写道：“经费不能按期发足，甚至于拖欠至半年以上。在这种情况下，校长简直不能责成教职员上课办公，哪里还谈的上执行纪律和严格考察成绩……政府如有诚意收拾学潮，整顿学风，第一件任务应该做到不拖欠教育经费。”
胡适一直都在以实际行动支持着教育独立，他看到经费不足这一弊端之后，立即积极奔走，为学校筹集款项，呼吁有钱的人投资教育事业。这一时期，胡适对北大教育事业的发展争取到了很多外援，使学校的办学条件大为改观。
胡适认为，如果教育想要实现高价值创造，就必须营造出一种自由之风。而胡适对独立教育观点的坚持与拥护，就是为了实现更高的价值，实现学术研究上的独立。
胡适一生都在坚持独立自由精神，并为之四处奔走。他是无党派人士，因此他希望学校也可以走上无党派控制的自由发展之路。他认为，学校应该对所有政治派别一视同仁，同时他还认为学校应该提倡相对的言论自由。他之所以会坚持这种观点，是因为在他看来，只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时候，学术才能得到质的进步，社会才能取得重大发展。反之，社会则会出现退化，学术也会更加没落。
胡适的教育独立主张对中国教育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也为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诸多帮助。但需要指出的是，胡适也曾借助“教育独立”的名头，反对学生干涉政治，参与救国运动，并且否认教育事业的发展受制于社会政治和经济基础。他认为，教育和经济的发展是并重的，并不存在谁是谁的产物一说。对此，一些学者进行了坚决辩驳。陈独秀曾这样说道：“所谓教育独立，是不是离开社会把教育界搬到空中去独立或是大洋中去独立？”简言之，教育不可能离开社会政治和经济基础而独立存在，这与客观事实不符。
虽然胡适的教育独立主张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它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还是有一定历史意义的。它对政府对教育的过多干涉进行了有效抵御，同时还具有明显的反封建特质；还抵制了宗教势力对学校的渗透，让中国教育免受信仰的制约。最主要的是，胡适的教育独立主张，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成功地揭示了教育发展的某些必备因素——独立的学术研究风气。可以说，这些都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伍
胡适有怎样的职业教育观？
辛亥革命后，国民政府实行振兴民族事业的政策，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对具备专业技能人才的需求变得越来越大，这种社会现状为胡适的职业教育思想提供了生存土壤。
当时，小学毕业不能升中学，中学毕业不能升大学的大有人在，这就造成很多人处于失业状态。没有一技之长的人，就业十分困难，这无疑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了很大负担。而职业教育可以在短时间内为国家培养出一批可用人才，这样既缓解了就业压力，又解决了国家无人可用的尴尬局面。
当时的新文化运动正好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政治基础。新文化运动具有划时代意义，它的出现促进了学术文化思想的解放和发展，加快了东西方文化的融合速度，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原有的思想****状况，使学术文化得到了活跃和发展。在学术研究方面，人们越来越重视科学的力量，胡适的职业教育主张在自己的著作中得到了有效验证。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对具备各种技能的人才要求日趋增大，从而为职业教育发展带来了十分积极的影响和帮助。
胡适认为，职业教育办学必须与地方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它主要是为发展地方的经济建设提供人才。这将职业教育的根本特性表现了出来——为社会实际需要提供实用性帮助。
在胡适看来，民国初年大学制中适合当下社会发展的可以重新恢复执行。反之，则坚决取缔。除此之外，他还认为，职业教育的课程必须与社会的实际情况相符。他在留学期间发现，国内学校的很多课程都没有实际用处，同时也与当地的实际发展状况不相符，因此他在一次演讲中这样说道：“列位办学堂，尽不必问教育部规定什么，须先问这块地方上最需要什么。譬如我们这里最需要的是农家常识，蚕桑常识，商业常识和卫生常识，而列位却把修身教科书去教他们做圣贤，所以我奉劝列位办学堂，切莫注重课程的完备，须要注重课程的实用。”这就是胡适一直强调的职业教育的课程要与社会实际相结合，因为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才能让职业教育发挥出最大功效。
此外，胡适还坚持职业教育应该保证其具备系统性与多样性。1922年，胡适应邀参加了教育联合会议，并被任命为新学制起草专员。在新学制制定的过程中，他提出了许多具备建设性的建议，并得到了多数参会人员的认可。可以说，他在新学制的制定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新学制逐步替代了旧式教育制度，职业教育的地位逐步得到了社会大众的认同。新学制的内容正好具备了胡适职业教育思想的某些特征。通过这次会议，教育部门决定小学可以根据所在地的实际情况，增添职业教育的相关课程，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同样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结合当地的需求，增设一些职业课程，同时还规定某些高等职业院校可以和当地的中学联系起来，而这样便可以增强学校的系统性，同时这也是职业教育的系统性特征。职业教育在小学、中学、大学都有相应的课程，职业教育的年限与课程的强度完全根据地方的实际情况来制定，专业课程就有很多门，学生接受教育的年限也根据情况而定，一年到六年不等。学习的内容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完全职业教育，一种是趋向性职业教育。这正好体现了职业教育的多样性。
胡适还认为，接受职业教育时，对相关课程的选择应遵循自己的兴趣。在他看来，大学生在进行职业选择时需遵循两个标准，即在满足个人需要的同时，考虑社会需要。在胡适眼中，在职业选择过程中，个人需要所发挥的作用要远超社会需要。个人需要指的就是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满足这种需要才能在接受职业教育的过程中保证充足的乐趣和学习动力。
胡适曾在文章中这样记录：“社会上需要什么不要管它，家里的爸爸、妈妈、哥哥、朋友等，要你做老师做医生，你也不要管他们，不要听他们的话，只要跟着自己的兴趣走……在定主意的时候，便要依自我的兴趣——即性之所进，力之所能。”
在胡适看来，只有选择自己喜欢的职业，才能在最短时间内获得最大的收获，而不顾自己的兴趣爱好，毅然选择社会需要的职业，这种人在最后往往都不能取得大成就。因此，学生们在选择职业时，应该考虑的是自己的兴趣爱好，自己是否喜欢所选的职业，而不要因为社会的需求而改变自己的选择。任何时候，社会需要的都是最成功的人才，因为他们可以为社会带来更大的财富，甚至是提升社会的发展速度。
胡适认为，社会上很多学生在选择职业时都带有十分明显的功利倾向，哪个科目比较受人追捧就学哪个，哪个职业赚钱多就找哪个类型的工作，从来不考虑自己喜不喜欢，适不适合自己做，甚至是不考虑这个工作能否将自己的潜力和特长充分发挥出来。
社会的需要多种多样，没有人有能力满足社会的全部需求，最主要的是根本就没必要这么做。因此，胡适认为，学生们在选择职业时一定不要将社会需要放在心上，更不用去听某些人的安排，最重要的是要明白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自己的特长是什么，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将自己的潜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只有做到这些，才能抓住属于自己的机会，迎来更大的胜利。只有职业选对了，满足了自己的兴趣爱好，才能将自己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完全地表现出来，最终为整个社会的发展尽一份力。
胡适就是以这种方式去实现自己的个人需要，从而满足社会需要，最终表现出自己的社会价值，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的。胡适初到美国时，选择的专业是农业类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之后，他发现自己不喜欢农业类专业，于是改读自己喜欢的哲学，最终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并为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
胡适的一些教育观点为我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他在教育方面的一些主张对后世教育影响深远。如今，他的教育思想已经成为一种文化遗产，受到国家的重视和保护。他的教育观点拥有时代的印记，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以及批判性的继承。我们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胡适的教育思想中的精华部分运用到现代教育中。
胡适职业教育的思想也对当今的教育事业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如今，大部分人认为只有考不上好大学的人才会选择职业院校，同时，政府和社会的投资也表现得更重视普通教育。通常，人们在提及人才时，首先想到的都是知识分子、高科技人才等，这确实是无可置疑的，他们都是社会的精英。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最近几年国家的一些地区出现了严重的“技工荒”，这就要求我们应该重视技术性人才，而这种人才的培养必须依靠职业院校。为了满足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我国必须加大对职业院校的投入，重视技术性人才，重视职业教育在社会发展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如此，才能保证社会的持续发展和进步。
陆
胡适为什么反对中小学读经？
自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之后，儒家经典正式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教材。当时，无论是最高学府太学，还是低等学府县学，都是如此。虽然两千多年时间里，科考制度一变再变，但其出题的主要依据却从未改变，一直到清末，都在使用儒家经典当作出题的主要材料。
历代统治者都在利用科举考试，实现控制人们思想认识的目的。宋代以后，科举考试逐渐将朱学收录进考试题目当中，随后，更是统一了格式——八股文。在这种范式下，应试的人们只能代圣人立言，但不能进行自我创新。这时，攻读经书已彻底成为了学子们获取功名利禄的唯一方式。
儒家经典作为封建社会学校教育的主要教材以及科举考试的重要依据，必然已经被诸多学者进行了注解和考订。但无论是汉代、宋代，亦或是清代，儒学大师们对儒家经典的理解从来都是不彻底的，一直处于似懂非懂之间。导致历代科举考生往往凭借一家之言去参加考试，去代圣人立言，而实际上，学子们在读经时根本就没有形成自己的独特理解，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深刻理解儒家经典的底蕴。
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与自己的朋友谈论经学时，曾说道：“《诗》《书》为人人诵习之书，然于六艺中最难读，以弟之愚见，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于《诗》亦十之一二，此非独弟所不能解也，汉魏以来诸大师未尝不强为之说，然其说终不可通。以是知先儒亦不能解也。”而在胡适看来，大部分儒学大师对儒家经典的理解程度要更浅薄一些。因此，他认为，如今的学生们不应该再去读经，尤其是考试题目更不能以经学作为考试的依据。
胡适说：“经过明末以来朴学之进步，我们今日应该充分感觉六经之难读。汉儒之师说既不可恃，宋儒的臆想又不可凭，在今日只有妄人才敢说诗书全能了解。有声音文字训诂训练的人是深知’多闻阙疑‘’不知为不知‘之重要性的。那么，今日学校读经，无异于拿些教师自己半懂不懂的东西给学生。六经虽在专家手中也是半懂不懂的东西，一旦拿来给儿童，教者不是混沌混过，便要自欺欺人。这样的效用，究竟是有益于儿童的理智呢，或是他们的人格？”
胡适认为，经书必须经过科学有效的整理才能避免以讹传讹这种尬尴情况的发生。很多学者都认为经学难懂难学，高深莫测，是一切学问的基础和来源，但其实不然。事实上，揭开经学表面的神秘面纱，我们看到的并无任何神秘可言，所以它只能成一家之说，而不能成天下独尊之术。胡适曾在演讲中这样说道：“尊经一点，我始终深以为疑。儒家经典之中，除《论》《孟》及《礼记》之一部分之外，皆系古史料而已，有何精义可作为人模范？”
在胡适看来，即使社会上的人都熟读了儒家经典，但在他们人生观上也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因此，他认为，熟读儒家经典对社会的进步没有太大的帮助，起不到有效的助推作用。他说：“三五百年前的那些时代，孔子是年年祭的，《论语》《孝经》《大学》是村学儿童人人读的……曾何补于当时的残酷的社会、贪污的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