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称为“四书”，是战国中期孟子、孟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的记录。现存七篇十四卷，286章。书中记载有孟子及其弟子的各项活动，涉及政治、教育、哲学、伦理等学说和思想，在儒家的经典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孟子》记录了孟子的治国思想、政治观点和政治行动。大体来说包括这些方面：在人性方面，孟子主张性善论，认为人生来就具备仁、义、礼、智四种品德；在社会政治观点方面，孟子突出仁政、王道的理论，而仁政就是对人民“省刑罚，薄税敛”，强调发展农业，体恤民众，关注民生，同时他又提出民贵君轻的主张，认为君主必须重视人民，“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在价值观方面，孟子强调舍身取义，强调要以“礼义”来约束个人的一言一行。
孟子本人和孔子的经历差不多，都是通过周游列国，去宣传自己的思想。而且，在思想上，孟子继承并发扬了孔子仁、义、善的主张，力主政治上施行“仁政”。他是孔子之后重要的儒家代表人物，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所以，后世将他尊称为继孔子大成至圣之后的亚圣，并把他们的思想主张合称为“孔孟之道”。
1.为什么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说法出自《孟子·尽心章句下》第十四节。其意思是说，民众最为宝贵，土神和谷神次要，君王为轻。这里面的涉及方分别是民众、国家（后人用社稷来指代国家）和君王，所体现的是孟子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所追求的最高政治理想就是君王施仁政，行天道。
任何社会中，都是先有广大的民众，然后在这些民众的基础上建立国家，而有了国家，才需要有人出来管理这个国家。“君”只是其中的最高管理者。所以，这里的程序很清楚，国家由民众建立，君王从民众中来。
民众，是社会成分中的绝大多数，按社会分工来说，属社会财富的最直接的创造者。人在社会中，往往不是独立存在的，财富的创造通常要靠齐心协作才能完成。这其中，牵涉到个人的能力、精力、体力等诸方面。每个人的情况不同，一方面让社会出现多样性，另一方面也让人的付出和需求变得复杂起来。这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就会由点到面地形成社会矛盾。当矛盾激化时，就会演变成动乱，进而成为灾难。
这些矛盾既有个体间的，也有群体间的；既有个体差异性质的，也有纠纷性质的。而人心是向往安定的，及时化解和消除矛盾就成为人心所向。这时，就需要有人出面来协调解决。如何解决？必须有依据。于是各种规定、制度就建了起来。规定和制度由人来制定，也得由人来执行。随着民众的范围和数量的扩大，就得由人来专门负责。这时，专门的部门就建立起来了。当部门多起来时，就出现了管理这些部门的部门。这时，就需要对这些部门进行统一部署和协调，于是就有了权责的范围，国家就诞生了。
按照上面的思路，国家，本就是一个协调社会关系和处理社会矛盾的组织。根据儒家天命在民心的思想，国家对内的职能应是执行民意，处理各种矛盾的手段是协调，对外职能应是修睦，处理外部纠纷的手段可以由对话到对抗，但其目的都应是保护内部民众。国家的内外职能都需要由人来运作，在这个基础上，君王就出现了。
同样，根据儒家天命在人心的思想，君王也就只能是民众的推荐者，民意的执行者。所以，从法理上来讲，君王是民众中的一员，来自于民；从天理上来讲，君王只有修身到圣人的阶段，才能通达天命，在人间行天道。
民为贵，这是一种从社会构成的本质上得出的结论。天下本就是广大民众的天下，民众所生产出的粮食，制造出的器具，都是民众心血和智慧的结晶。“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的仁政思想就是要求君王行王道，并且把民生与王道紧密相连。民为贵，就是要让君王重视民生。“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孟子把民生与土地、政事一样当作诸侯统治的首要任务。“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他认为，生民之道，在于“制民之产”与“取民有制”，也就是一方面要让民众休养生息，另一方面要防止民赋过重，导致民力减退，出现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
社稷次之，即社稷的重要性在民众之下。社稷在古代指土地神和谷神，畜牧禽养，五谷物产，都是民众生活和国家得以维系的物质基础，当然十分重要。到了后来，社稷就成了国家的代名词。国家除了直接满足生存的物质外，还有维护各阶层秩序的法律制度。但是，这些终究还是来自民众的意愿，也是为民众服务的，所以，社稷的地位自然要低于民众。也可以这样说，物质服从于人的需要，个人的需要服从于大众的需要。
君为轻，指的是君王的地位居于民和社稷之下。君王这一职位的由来，本是根据民众的需要而产生的，谁来做君王，也就该由民众来决定，如果民众不满意，就可以换人。这，也就是古人说的“载舟覆舟”的由来：“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也就是孟子民为贵思想的源起。孟子认为，君王如有大过，臣下可以谏言他改正；如果他听不进谏言，就可以剥夺他的权位；至于像桀、纣那样的暴君，民众可以直接起来诛灭他们。这种思想，与君权神授观念有点格格不入，也与“仁”的理念背道而驰。但是，从反面来看，恰恰又是最合理的用解释。君王有大过，是他们本身就没行天道，传天命的资格，他们不过是爬上圣人之位的冒充者。民众推翻他们，是缘于他们背离天道、不仁在先。
孟子的民贵君轻的思想，对后世以及中国的历史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不但深入民心，连身居皇位的君王也认同。明朝的崇祯皇帝可以说是身体力行地演绎了一回什么叫民贵君轻。
崇祯十六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军队攻入北京城。崇祯皇帝最后在景山歪脖树上自缢身亡，上吊之前在蓝色袍服上大书：“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致逆贼直逼京师，然皆诸臣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崇祯皇帝贵为天子，却自杀身亡，而他的遗言中却希望“逆贼”不要伤害老百姓一人。这不就是现身说法地告诉人们君轻民贵。
从王朝更替的性质上来看，中国历朝历代出现的农民起义，似乎都是在为孟子的民本思想做宣传、为他的民本思想的正确性做注脚。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孟子·尽心章句下》第十四节的整体意思是，民最为宝贵，土神和谷神次要，君主为轻。因此，得到广大民众的承认者就可以成为天子，得到天子承认的就可以成为诸侯，得到诸侯承认的就可以成为大夫。诸侯危害社稷国家，就另外改立。用作祭祀的牲畜已经长成，用作祭祀的粮食已经洁净，就按时祭祀，但仍发生旱灾水灾，那么就另外改换土神和谷神。根据这整体的意思，有人就认为，孟子的这些话，并不是针对整个国家来说的，而是针对当时的诸侯国来说的。如果这样来理解的的话，也就表明孟子的国家观念中，并未脱离君权神授的观念，他的民本思想还是建立在皇权永固层面上的。正因如此，才有了“君子者，道法之总要也”和“天子之位也，是为治统”的观点。统览孟子的学说，说孟子的思想并未脱离皇权正统，应该是较为公允的。
但不管怎么说，历史是在前进的。民本思想合乎人类发展的进程，合乎天下大多数人的要求。把孟子的民贵君轻的主张与民本思想牵连上，无疑对促进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2.如何理解孟子所说的“夫仁政，必自经界始”？
“夫仁政者，必自经界始”的说法出自《孟子·滕文公章句上》第三节。其中的“经界”，指的是土地或疆域的分界。该节讲述的是，滕国的国君滕文公向孟子询问有关国家治理的问题。其中，有滕文公派毕战来询问有关井田制的问题。“夫仁政者，必自经界始”就出自孟子对毕战的回答。孟子回答的大意如下。
滕文公将要实行爱民的政策（仁政），特意选派你来，你一定要努力！所谓爱民政策（仁政），必须从分清田土的经纬之界着手。经纬之界不正，井田就不会平均，作租税的俸禄就不会公平。所以，残暴的国君和贪官污吏必然是不重视田土的经纬之界。田土的经纬之界一旦划分正确，怎样分配田土和俸禄就可以坐下来议定了。
孟子认为，对滕国来说，虽然土地狭小，但一样要有官员，一样要有在田地里耕种的农民。没有官员，就没有办法管理农民；没有农民，也就没有办法养活做官员的君子。所以他希望滕国在田地上实行九分抽一的助法（助法，即通过互助的方式来耕种公田，以作为税赋，是相对于以固定不变的方式来说的如贡法等），在都城中实行十分抽一的税法让人们自行交纳。国卿以下的官员必须要有供祭祀用的田土，这些人用作祭祀用的田土为五十亩。家中其余家族成员每人给田土二十五亩，死葬和搬迁都不离开本乡范围。乡里的田都要同样实行井田制，人们出入劳作时相互伴随，抵御盗寇时互相帮助，有疾病事故时互相照顾，这样百姓就友爱和睦了。方圆一里为一个井田，一个井田为九百亩，中间一块田土为公田，八家各以一百亩为私田，但要共同料理好公田。把公田的事办完了，然后才能做私事，这就是区别农民的办法。这只是一个大概情况，至于怎样更健全和完善，主要就靠国君和具体经办的官员了。
孟子针对井田制的讲解十分细致，就如同是在分解“经济责任制”上的内容，而实质上是在明确利益分配。怎样分配呢？首先要做到划清田土的界限，这样做就可以在分配田土时做到产权明晰，从而避免产生纠纷，官员们也就能因职责明确而享受到相应的待遇了。
孟子在回答滕文公有关治国问题之后，陈述了自己的上述见解。孟子的思想是承自孔子的“仁”，进而把“仁”和“义”作为自己的道德论的核心思想。在国家治理方面，他把“仁”上升为治理国家的道德基础，要求国君实行仁政。他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四处推介自己的学说，于是就有了向滕文公介绍仁治的内容。
在向滕文公介绍治理国家的问题时，孟子重点讲述了他的仁治思想。他指出没有固定产业的人就没有固定生活的信心。如果没有固定生活的信心，就会放荡任性，胡作非为，无恶不作。等到陷入罪网，然后对他们施以刑罚，这等于是设下网罗陷害民众。所以贤明的君主必须谦恭俭朴，礼贤下士。国家在向百姓征税时，必须有制度。从历史上来看，助法比贡法好，只有实行助法才会有公田，周朝也是实行助法的。另外，还要开办庠、序、学、校以教育人民。所谓庠，意思是培养；所谓校，意思是教导；所谓序，意思是有秩序地陈述。夏朝时叫校，殷商朝时叫序，周朝时叫庠。这个“学”是三代共同都有的，都是教育人民懂得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为上层所懂得，小民百姓则能亲和于下层。如果有贤明的君王兴起，必然会来学取这个法，因为这是为王者所效法的。你努力实行这些，也可以使你的国家焕然一新。
如何施行仁政？孟子要求滕文公做到：急民之所急，想民之所想，让老百姓拥有“恒产”。在老百姓都拥有“恒产”，物质上得到满足后，就要兴办学校，教育老百姓懂得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所以，孟子要求滕国施行仁政的具体措施就是：以井田制养民；以学校教民。人民得到休养受到教育，社会秩序也就有了保障，国君的统治地位也就巩固了。如何做到这些呢？首先从田土划分着手。
按常理，将田土的界限划分明晰十分容易。从手法上来说，相当简单，无非丈量标记和分配。可是，从孟子极其重视的口气中能够感知到，它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容易，而且似乎很难做到。那么，难在哪里呢？这可从孟子“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的话中窥出些时代背景。
中国从夏朝启的时候起，从理论上就将天下归为皇帝个人的私有财产，私有制就由此延续和生存下来，并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社会形态。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成为了诸侯的私有财产，土地私有一方面得到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则经历了大的混乱。到了战国时期，天下就成了诸侯们和大夫们的天下。这个时候，人人都想拥有自己私有的恒产，以便能让自己个人的生活有保障。孟子在这个时候提出的“恒产论”，应该说是一种适应社会变化发展的进步思想，对安定社会秩序具有很大作用。道理很简单，因为人们只要拥有了自己的私有财产后，首先希望的就是社会安定，能让自己的私有财产得到保障。可是，如何让民众得到和拥有自己的私有财产呢？孟子就提出了实行井田制的建议。但是，当时存在的一个现象是，“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也就是说残暴的国君和贪官污吏不重视田土的经纬界限，他们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巧取豪夺实现土地兼并，从而多占有和获得私人的田产。这就是推行井田制的难处和阻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