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对《春秋》的记叙格式、叙事方式和特色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春秋》是按编年的方式来记述历史的。作者在编订《春秋》的过程中，除了夹杂有少量评论性质的诠释外，基本上就是将史实进行系统性的罗列记叙。所以，无论从内容上还是记叙方式上，《春秋》都属于历史学范畴，即《春秋》就是一部历史学著作。
而政治学指的是以研究政治行为（包括国家的活动、政治体制的形式和关系，及其变化规律以及与政治相关领域如公共权力的活动等）为主的一门社会科学学科。那么，在《春秋》中，有涉及到政治学方面的内容吗？当然有。
《左传·庄公二十三年》中写道：“二十三年夏，公如齐观社，非礼也。曹刿谏曰：‘不可。夫礼，所以整民也。故会以训上下之则，制财用之节；朝以正班爵之义，帅长幼之序；征伐以讨其不然。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习之。非是，君不举矣。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这里通过人物谈话讲述了礼与国君的关系。鲁庄公二十三年夏季，鲁庄公到齐国去观看祭祀社神，这是不合于当时的礼法的。于是曹刿就劝谏说：“不行。礼，是用来整饬百姓的。所以会见是用以训示上下之间的法则，制订节用财赋的标准；朝觐是用以排列爵位的仪式，遵循老少的次序；征伐是用以攻打对上的不尊敬。诸侯朝觐天子，天子视察四方，以熟悉会见和朝觐的制度。如果不是这样，国君是不会有举动的。国君的举动史官一定要加以记载。记载而不合于法度，后代子孙看到的是什么？”曹刿的谈话，分别讲到了国君会见、朝觐时礼的作用以及征伐的目的。这些谈话内容可归为政治行为和政治制度之列，但是，并没有对这些行为和制度进行诠释、罗列，而仅是通过人物的谈话表现出来。
在《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中，还通过人物声子的回答，谈到了许多政治观点：“善于为国家做事的，赏赐不过分，而刑罚不滥用。赏赐过分，就怕及于坏人；刑罚滥用，就怕牵涉好人……古代治理百姓的人，乐于赏赐而怕用刑罚，为百姓担忧而不知疲倦……”可以看出，这些政治观点同样是通过人物的谈话呈现出来的。
政治学，研究的对象自然是政治。作为政治，它所涉及的自然是国家层面的诸如政权组织形式、制度、法律、物质水准和社会状态之类的内容。可以说，这些也就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而《春秋》当中，所谓的政治思想和观点之类的内容，并不是以一种明显的方式呈现或表达出来，而仅是闪烁于记叙的字里行间。对一般读者来说，不经过揣摩判断，根本发现不了。有些人把《春秋》称为政治学著作，那么，从中能看出与国家建制方面的研究内容吗？作为一门学科，必须能提出或解决许多“为什么”，这才能称得上研究。而《春秋》里的内容，与“研究”政治相差甚远，它当中尽管有政治现象，但那是等着别人来研究的。如果把它本身作为一门研究古代政治现象的史料，倒是可以称为政治学的。
所以，不管提出《春秋》为政治学的人名气多么大（学术面前无权威），《春秋》就是一部历史书籍，可归于历史学范畴。只不过，不同于二十四史之类的史书专注于对历史现象的记叙，《春秋》首先于文字手法上赋予了个人的价值标准、心理取向之类的认知在里面。既然提到了微言大义，也就可以说，《春秋》是一部以服务于政治为目的的历史学著作。
3.孔子为什么要写《春秋》？
任何事都必定有个来龙去脉。孔子之所以写《春秋》，应该如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所写：“仲尼厄而作《春秋》。”其中的“厄”，就是困顿窘迫的意思。指的是孔子曾周游列国，宣扬自己的政治学说而得不到认可，使得自己困顿窘迫，不得已退而著书。
据现代人考证，孔子的祖上是殷商王室的后裔，宋国的贵族，先祖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也许正因为这些原因，孔子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还在年少时就对治理国家的各种问题进行思考，并发表了一些见解。不幸的是，他所生活的年代，却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虽说乱世出英雄，但孔子终其一生都与书本为伍，也就不可能成为横刀立马、驰骋疆场的英雄。所以，孔子所从事的职业，始终未脱离文人这一身份。但是，个人的抱负从来与身份无关，孔子就寄希望于通过仕途来实现为国效力的志向。也许是材大难为用，他在仕途上刚开始时可说开了个坏头，只做个管理仓库、管理畜牧的基层小吏。到二十七岁时，他转而开办私人学校；到了三十岁左右时，在学问方面倒是有了不小的名气。没想到没几年（鲁昭公二十五年），鲁国发生内乱，孔子不得已离开鲁国，到了齐国。在齐国待了两年，齐国的大夫想加害他，他不得已仓皇逃回鲁国。
到了40岁的时候，孔子针对当时晋国的灭亡，指出原因在于统治者没有好的制度和法度；到了47岁的时候，不满于当时的家臣阳虎擅权，孔子退出官场，开始修著《诗》《书》《礼》《乐》，并率领众多弟子走遍各国。这也可视作他“推销”自己政治思想的开始。
到54岁的时候，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鲁国，又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其中有过多次遇难，几进几出卫国的经历。随后，他又返回过鲁国，58岁时又赴卫国，然后经曹国去宋国。到陈国时遇难，被楚国人救到了楚国。59岁路过陈国时，被人耻笑作丧家之犬。60岁时，叶国君主向孔子问政，并与孔子讨论有关政治的道德问题。次年，他和弟子被困在陈国和蔡国之间……68岁时，在弟子冉求的努力下，孔子被迎归鲁国，结束了14年的周游列国的旅程。这时，孔子仍有心从政，但仍是被敬而不用。
由以上孔子的生平中可以看出，孔子的仕途生涯断断续续、起起落落，人生经历颠沛流离、屡遭磨难，生活中四处碰壁、郁郁不得志。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孔子到老都对做官感兴趣——姑且视作他希望有一个施展自己政治思想的平台吧。孔子的政治思想就是礼治邦国，德化天下，从而实现社会和谐有序。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
《孔子家语·哀公问政》中，鲁哀公向孔子询问治国之道。孔子是这样回答的周文王、周武王的治国方略，记载在简册上。这样的贤人在世，他的治国措施就能施行；他们去世，他们的治国措施就不能施行了。天之道就是勤勉地化生万物，人之道就是勤勉地处理政事，地之道就是迅速地让树木生长。政治，就像土蜂取螟蛉之子化为自己的儿子一样快速，得到教化就能很快成功，所以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是得到人才。选取人才在于修养自身，修养道德要以仁为本。仁，就是具有爱人之心（爱亲人是最大的仁）；义，就是事事做得适宜（尊重贤人是最大的义）。爱亲人要分亲疏，尊重贤人要有等级，这就产生了礼。礼，是政治的根本，因此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想要修身，不能不侍奉父母；要侍奉父母，不能不了解人；要了解人，不能不知天。天下共通的人伦大道有五条，用来实行这五条人伦大道的德行有三种。君臣之道，父子之道，夫妇之道，兄弟之道，朋友之道，这五条是天下共通的大道。智、仁、勇三种品德，是天下共通的道德。实行这些的目标都是一致的。有的人天生就知道，有的人通过学习才知道，有的人经历了困苦才知道，最终都知道了，这是一样的。有的人心安理得地去做，有的人为了名利去做，有的人被迫勉强去做，最终成功了，都是一样的……喜欢学习近于有智慧，努力实行近于有仁心，知道耻辱近于有勇气。知道了这三者，就知道了如何修身；知道了如何修身，就知道了如何治理人；知道了如何治理人，就能完成治理国家的事情了。凡是治理国家有九条原则，那就是修养自身，尊重贤人，亲爱亲人，敬重大臣，体恤群臣，爱民如子，招纳工匠，优待远客，安抚诸侯。修养自身就能确立正道，尊重贤人就不会困惑，亲爱族人叔伯兄弟就不会怨恨，敬重大臣遇事就不会迷惑，体恤群臣士人的回报就会更加厚重，爱民如子百姓就会努力工作，招纳百工财物就会充足，优待远客四方之人就会归顺，安抚诸侯天下人就会敬畏。
在鲁哀公问到具体施政措施时，孔子又回答道：像斋戒那样穿着庄重的服装静心虔诚，不符合礼仪的事坚决不做，这就是修养自身的原则。驱除小人，疏远女色，看轻财物而重视德行，这就是尊重贤人的原则。给有才能的人加官晋爵，给以丰厚的俸禄，与他们爱憎一致，这就是让亲人更加亲爱的原则。官员众多足供任使，这就是劝勉大臣的原则。真心诚意地任用，给以丰厚的俸禄，这就是奖劝士人的原则。劳役不误农时，减少赋税，这就是爱民如子的原则。每天省察，每月考核，付给的工钱粮米与工作业绩相称，这就是奖劝百工的原则。来时欢迎，去时欢送，嘉奖有善行的人而怜惜能力差的人，这就是优待远客的原则。延续绝嗣的家族，复兴废亡的小国，治理祸乱，扶持危弱，按时接受诸侯朝见聘问，赠送丰厚，纳贡菲薄，这就是安抚诸侯的原则。治理国家有九条原则，实行这些原则的方法只有一个。任何事情，事先有准备就会成功，无准备就会失败。说话先有准备，语言就会顺畅；做事先有准备，就不会出现困窘；行动先有准备，就不会愧疚；道路预先选定，就不会阻碍不通。在下位的人得不到在上位人的信任，就不可能治理好民众。得到在上位人的信任是有规则的，得不到朋友的信任，就得不到在上位人的信任。得到朋友的信任是有规则的，不能让父母顺心，就得不到朋友的信任。让父母顺心是有规则的，反省自己不真诚，就不能让父母顺心。使自己真诚是有规则的，不明白什么是善，就不能使自己真诚。真诚，是上天的原则，而追求真诚，是做人的原则。如果有诚心，不用勉强就能做到，不用思考就能拥有，从从容容就能符合中庸之道，这是圣人表现出来的形象。真诚的人，就是选择好善的目标执着追求的人……
以今人的眼光来看，孔子的许多政治思想仍然可视为金玉良言，具有普遍的实用价值。但是，在当时的春秋战国时代，周天子的权力已成了礼仪性和象征性的符号，诸侯们纷纷壮大自己，从而挟持天子。大夫们常常放逐诸侯，家臣往往反叛大夫，所有的人都在疯狂地追逐着权力，又都在角逐权力的过程中丧失权力。而他们所付出的代价是天下战祸频发、分崩离析、道德沦丧、礼崩乐坏、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孔子作为一个有政治抱负、有经世济民思想的人，自然就希望迅速改变这种现状，还天下早一日和平安宁。于是，他提出了自己的治国理想，并为宣扬它而四处奔走呼号。可是，在那个乱世（即使是在一些所谓的盛世），又有哪个权贵们愿意静下心来倾听一介寒儒的声音呢？
孔子的行为在当时人看来，近乎天真。他所蒙受的困顿窘迫似乎颇有些咎由自取的意味。而带给他本人的，更有心灵上的苦痛。可贵的是，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抱负，并把眼光放到了后人身上，并寄希望于后人。于是，他开始了不同于史家之笔的编著《春秋》的事务。唐代直言敢谏的魏征去世时，唐太宗哭着说过：“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唐太宗的话，可以说是道出了历史对于后世的意义。孔子在编著《春秋》时，自然也希望后人把它当成一面镜子，以明白天下兴替的道理，而这恐怕就是孔子运用微言大义的笔法来编著《春秋》的良苦用心。
4.《春秋》中的“大义”是“忠义”吗？
在《中庸》第二十章中，孔子说道：“义者，宜也，尊贤为大。”根据孔子的这个解释，“大义”就是尊重贤能做适宜做的事。可将其理解为，尊重天下公认的真善美的行为标准、道德规范或人格力量去做适宜做的事。而忠义中的“忠”和“义”本是两个独立概念的词，其中的“忠”的意思可由《论语·八佾篇》中孔子的话里体现出来。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其意思是说，君主应该按照礼的要求去使唤臣子，臣子应该以忠来事奉君主。所以，忠，首先是对身份地位比自己高的人或自己为之效力的人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就是以儒家仁的思想为指导，不改变心志地为他人服务。
孔子常将忠和信联系在一起。如《中庸·第二十章》中这样写道：“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在《论语·学而篇》中也写道：“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从中还可看出，忠有针对性，只在效力或服务的对象身上才体现出来。忠，也属于儒家所推崇的仁德之一。在《论语·子路篇》中樊迟问什么是仁时，孔子就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所以，它也就成了孔子所教授学生的“文、行、忠、信”四大内容之一。在《论语·季氏篇》中孔子谈到“九思”时分别提到了“忠”和“义”：“言思忠”和“见得思义”。因而，孔子所指的忠义，就是不改变心志地服务于效力的对象，包括身份地位比自己高的人、团体或国家，并做适宜做的事。
按照孔子对大义的解释，那么，周武王能顺利即位，与他的兄长泰伯深明大义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