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善
善必须是终点，相比之下，其他任何活动都只能是途径；向善纯粹是为了向善，而不是为了任何其他作为途径的东西。
然而，不管对神圣目的有何看法，大部分人都相信自己在生活中是有某种目的的。事实上，也许正是人们自身这种目的意识，导致人们主观地赋予上帝一种目的。除了那些生活全无人生目标的当代作家（lost generation）外，几乎所有人的生活都有目的；那些极力否认或至少真心否认自己有人生目标的人，也不能否认他们根本没有决心去过没有目的的生活。当然，谈目的，尤其是在英国，已经是老生常谈，但如果考虑到英国人通常对自己越关心的事物提及得越少，我们便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生活目的事实上对英国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没有人会郑重地宣布要过漫无目的的生活，人们不相信有这样的生活。唯一的问题，也是真正困难的，则是决定这个目的到底是什么。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开篇就说道：“所有的艺术和探索，相应的，所有的行动与追求，都被认为是以向善为目的的；因此，善，可以说是所有事物要追寻的目标。”然而，他自己却第一个提出，这种说法在实际中其实并不受用。善是事物的目标，但是，它得以被称为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作为一切事物的目标就意味着善。除非我们能够对其意义做出更明确的定义，否则，这个模糊的普遍概念，无论是在推理论证中，还是在实际活动中，都难以发挥作用。
许多事物都可以称作善，比如快乐、荣誉、财富，都可以称为善，但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是善本身，更不是说因为黑檀、煤、煤烟的颜色是黑色的，它们就是黑色本身。我们可以说，快乐是好的或者善令人愉快，但不能说快乐就是善本身，或者快乐就是一切事物的目标。显然，善具有的许多特质是快乐所没有的。也有可能一个人的许多目标都是好的，但没有一个是善本身。一旦踏上向善的旅程，它们都是达到善的途径，但仅仅是途径，而不是终点。只有作为其本身目标而非其他事情的途径的终点，才能叫作善。通常，表面上的结束也许会存在等级之分，正如亚里士多德提到的一个例子：艺术也有等级之分，每一种艺术都从属于上一级，但是，每个表面上的结束，事实上都只是为了达到人类活动的最高等级——善的一种途径。
因此，善必须是终点，相比之下，其他任何活动都只能是途径；向善纯粹是为了向善，而不是为了任何其他作为途径的东西。善必须是自给自足的，也就是说，它本身必须值得我们拥有。一个人如果获得了它，则世界上其他东西都将显得毫无价值，而生命将充满意义，它必须是这样一个东西。这种对价值判断的介绍是必不可少的，善的价值是它本身所具有的，它是所有人类活动的终点。那么，这个终点到底是什么呢？并不是人们渴望的所有东西都是活动的终点。它或许是结束，但不是终点，因为人们渴望的并不只是它们本身，也不是它们本身的结束，它们只是到达一个更高级、更全面的终点的途径。例如，许多人都渴望财富和权力，但人们追求它们并不只是为了财富和权力本身，而是把它们作为获得由此可能达到的更高程度的善的一种途径。那这个终点到底是什么呢？
6.快乐
柏拉图指出，快乐的虚幻性和主观性还有一种更深层的表现。他认为，并非只有快乐和痛苦这两种相互明显对立、互为否定的状态，而是有三种：快乐、痛苦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中间状态。事实上，我们处于这第三种中间状态的时间是最长的，这是一种安静或不被打扰的状态，它不是绝对的快乐，也不是绝对的痛苦，而是既没有快乐，也没有痛苦。
最显而易见的答案就是“快乐”，这也是许多人给出的答案，这其中既包括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包括当今迷惘的一代。当然，快乐并不一定指快快活活、狂吃海喝，虽然普通的享乐主义者能想到的确实只有这些；事实上，或许是因为将它作为生活主要目标的人群的堕落，古往今来，这个词语经历了可悲的衰变。一个人欣赏画作和诗歌时，甚至是表演数学魔术时获得的快乐，与另一个人品尝鱼子酱或鸡尾酒时获得的快乐一样多，这就足以使他们打消将快乐作为人生最主要的最终目标的念头。一个如此因人而异，甚至对于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不同情况下变化如此之大的东西，如何能够作为人生最主要的最终目标呢？我在天气晴好的夏日傍晚打网球，可以说是追求快乐，这样，网球这项运动就可以说是令人快乐的。然而，如果我一个人连打了五场，我是否会马上觉得其他运动比网球更让人快乐呢？也就是说，网球不再令人快乐，我现在最想要的是狂饮一顿冷饮。然而，六个月前的冬天要我喝冷饮的话，我是绝对不会感到快乐的。同样，有些人觉得打板球快乐，有些人觉得作诗快乐，也有些人觉得骑行快乐，它们之间有什么共同因素吗？在这些完全不同的活动中，是什么使他们都能够冠以同一个形容词——令人快乐的呢？很简单，在这个特定的时刻，它显然正好是我最渴望的。然而，到底是因为它令人快乐，所以我才会有渴望，还是因为我这个特定的时刻最渴望它，所以它才会令人快乐？如果我们坚持一个事物使人渴望是因为它令人快乐，那就意味着，这个让人产生渴望的东西本身含有一定量的称之为快乐的东西，能够让每个有思想的人来汲取。然而，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公认事实：人们渴望的事物不同，而且人们对同一个事物的渴望程度也有所不同。如果人们渴望的事物具有固定的特性——快乐，那它们的吸引力就应该是普遍且永恒的，然而，事实上它既非普遍，也非永恒。一个事物让我觉得快乐，依然是由于我渴望它。由于我渴望打一场网球，所以打网球才令人快乐；由于我恰好想要听音乐或聊天来打发时间，所以听音乐和聊天才让人快乐；由于我渴望这种特别的感觉，所以我才对新的鸡尾酒产生兴趣。如果真如前面所说，抛开我的瞬时喜好，快乐将没有意义，也不存在独立于我的个人倾向和渴望的客观的“快乐”。快乐变成了完全取决于我的一种十分主观的东西，用来表示欲望满足后的各种各样的感觉。这样，这个词就是一个危险的词，而它的字面意思——一种独立存在的特质或实体，就成了一种误导性的抽象概念。所以，当我渴望打一场网球或泡个热水澡时，我渴望的不是快乐本身，而是打网球和泡热水澡。
无论我们所说的快乐是指我们自己的，还是他人的，其实都没有差别。完全的利己主义和极端的利他主义，最终的结果其实非常相近，因为无私和利他往往暗示着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到底是为了什么？”利己主义的原则很好理解，尽管快乐不断变化，使它难以在实际中实施。然而，只要谁声称，或代表谁声称他的行为都是为了别人的快乐，那么就会出现两个问题：第一，他怎么知道他的行为会带来想要的结果？第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要确保一个人的行为能给自己带来快乐已经很不容易，把这样一个不可靠的目标作为使他人快乐的计划注定会失败。即使这种关心他人的行为是可能的，我们这样做的理由又是什么呢？除非一个人可以从他人的快乐中获得快乐，否则他为什么试图使他人快乐？如果真的是因为这样的话，那试图使他人快乐的行为和追求财富和权力的行为一样，都只是一种附带的行为，因为它只是为了一个更高的目标，即从他人的快乐中获得快乐。认为烈士壮烈牺牲是因为他们享受这样，这或许会令人觉得很荒谬，但是，最终对于他们的行为我们确实没有其他解释。这种享受不是当时的享受，它是可以延迟的。然而，如果对这种享受的兑现没有把握，他们就不会这么做了。
柏拉图指出，快乐的虚幻性和主观性还有一种更深层的表现。他认为，并非只有快乐和痛苦这两种相互明显对立、互为否定的状态，而是有三种：快乐、痛苦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中间状态。事实上，我们处于这第三种中间状态的时间是最长的，这是一种安静或不被打扰的状态，它不是绝对的快乐，也不是绝对的痛苦，而是既没有快乐，也没有痛苦。然而，这样问题就出现了。较之于其紧随的状态，这第三种状态则会显得要么是快乐的，要么是痛苦的。痛苦的停止似乎就是快乐，快乐的状态结束了，似乎就会显得痛苦；事实上，它们都属于二者皆非的中间状态。从牙疼中解脱出来并不会进入一种绝对快乐的状态，仅仅是痛苦的停止，从一种极端痛苦的状态转变到一种中间状态。这种中间状态是如此受欢迎，因此使人产生了一种绝对快乐的假象。同样，绝对快乐的状态的结束，也会制造出绝对痛苦的假象，尽管停止一项令人愉快的活动，比如沐浴在温暖的海水中或享受美味的晚餐，与遭受急剧的疼痛确实存在很大差别。一切都取决于之前的状态，取决于中间状态源自的方向。正如地表高度对于从地下上来的人来说似乎高高在上，而对于一个从高山上下来的人来说，则显得低矮，因此，中间状态对一个刚刚结束快乐状态的人来说，就会显得痛苦，而对于一个刚刚摆脱巨大痛苦的人来说，则令人无比愉快。中间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历者的态度，以至于同样的情形可能因为经历的人之前的状态正好相反，而呈现出完全相反的状态。这样一个不确定的状态，还能够作为人类活动的目的吗？
7.幸福
大部分关于幸福的定义都有一个使人不安的特点，它们都认为，幸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体不能控制的外界条件，尤其是物质的丰富程度。
如果抛开渴望的主体，快乐作为独立的存在，就会变得变化多端，变成一个误导性的抽象概念，所以无法成为人类一切活动的目的。因此有人提出，我们的目的应该是一种更加固定不变的享受和幸福，而不是暂时的激动人心的愉悦和快乐。所以，我们避开自己和他人快乐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靠性的问题，把获得稳定不变的幸福状态作为我们的目标。这样，我们是否可以说，人类一切活动的目标——善，就是幸福呢？
只有做好了进一步深入的准备，并且说明了幸福由什么构成以后，我们才可以说幸福是人类一切活动的目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它依然只是老生常谈，毫无意义。毫无疑问，每个人都是以幸福为目的的，因此，幸福可以说是人类共同的目的。然而，除非这个虚无缥缈的词被赋予某种明确的定义，否则，距离找出我们行动的精确目的依然很远。如果幸福只是人类渴望的东西的代名词，那么，我们渴望幸福就等于说是我们渴望我们所渴望的东西；这虽然没错，但和断定谋杀是不正确的一样毫无用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