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判断和行动
无论有没有判断，我们都要不断地从认知转到行动。
这个判断并不一定就是整个推理过程的终点，我们可以清楚地从道德判断的过程中看到这一点。在道德判断中，明确地判断只是一个阶段，在行动之前，这种判断既有可能公开表达出来，也有可能并不表达出来。同样的结论也适用于下面这个例子：它不涉及特定的道德行为，但在行动之前，同样存在从最初认识到整个过程结束这样一连串的续发事件。
假设我正走在牛津大学的主街上，发现某个商店外面有一张白纸，上面散乱地印着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蓝色标记。鉴于之前的经验，我知道这个商店外面通常可以看到接下来的学校足球队的赛程，并且我知道，这种白纸蓝字正好是足球赛事宣传海报的特点，于是我立即得出结论：这就是球赛的宣传海报。目前我能知道的也只有这些，因为我离海报还有一段距离，而且我的眼睛还近视。但我对它的兴趣促使我走向它，很快便能辨认靠近顶部的大字母，我想都没想便认出它们是“O.U.R.C.”；它们下面有一个蓝色的小标志，我再次迅速认出来是一个“V”。接下来就是这个宣传海报中的新奇元素了，因为我看到的是一个每周重复使用的通用形式，因此根本不用经过推断就能轻易解释。这里的三个大标志，我已经认定它们是字母，虽然我并不知道它们是哪三个字母；走近后，我发现是“R.A.F.”。现在我知道它们是皇家空军队的常用缩写，于是得出结论，学校将和皇家空军队比赛。然而，如果我独自一人，我就几乎不可能就这个结果向自己做出一个明确的判断。反过来，假如有人在我身边，并且对这些信息感兴趣，那么我就可能会做以下这两件事之一。首先，我可能会做一个明确的判断，然后提议去看比赛，并问他是否有兴趣一起去；其次，我更可能用手指一下海报，或者抬头示意一下并问“怎么样啊”。我们已经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许多推断，而在这最后关头，他可能会推断我正在邀请他一同去看比赛，并且他可能会回答“好的”，也可能会回答“我恐怕不能去”。然而，这还不是一个完整的推断过程，只有当我和他，或者和其他什么人，按照我们从海报上的某些标志推断出时间和地点，去观看了这场通过另一些标志推测出比赛双方的名字，并通过某些联系推测出双方为军队和教育机构的比赛时，这个过程才能完整。无论有没有判断，我们都要不断地从认知转到行动。这整个过程中，主体自身的因素起着很明显的作用，他对海报出现的期望，有关缩写意义的原有知识，对当地的了解，以及想要观看球赛的倾向，这些都起到了重要作用。谈到这些因素，我们又必须回顾一下关于判断的正误以及如何区分它们的讨论。然而，目前我们只需要认定，这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除非我们在中途随意地停下来做一个明确的判断。
5.共相
如果我在脑海中将一个物体归到某个特定的类别中时，我其实是在将它和我脑海中另一个类别的观念进行比较，并发现这个物体与这一类物体有着如此多的共同特征，于是就理所当然地宣布，我脑海中的观念所代表的这个特定物体属于这个一般观念代表的类别。
现在，我们必须回到我们得出“这是一根蓝色的香蕉”这个判断的过程中来。假如我们的结论是正确的，那就必须弄清楚，我们是如何将这个我们在感官上经验的物体这样命名的。我们为什么要以这样或那样的名称来称呼一个物体呢？我们有什么依据把一个物体归到某个特定的类别，并用这个类别的名称来称呼它？这个问题必须与另一个与之相关但有所差别的问题区分开来：是什么使一个物体与其他物体区分开来？前一个问题关注的是物体与我们的关系以及我们如何为它命名，而后一个问题则是对物体的本质和构成原则的一种探索，并且尽可能抛开其自身与对其认知、归类和命名的主体的联系。我们眼前的问题则是，我们有何依据，将我们感觉经验的这个特定物体命名为“香蕉”。
这个名称显然指的是一个类别，这个类别包括了许多不同的特定物体。这些物体并非一模一样，否则就不能称之为许多，而应该成为独一无二的了。但是，它们有足够多的共同性质或特征，因此才能以相同的名称命名。当我带着为它归类的目的去考虑物体时，我命名的其实是我观念中的物体。能够被归类或命名的物体，首先必须是观念上的，必须先从物质、客观的转变成精神、观念上的，因为只有经过这种脱胎换骨的转变，它们才能进入我的经验范围，我才能谈论它们。我给某个物体起的名称，同样也代表了我思维中的某一观念。我给一个物体命名的类别名称，同时也代表了我脑中的一种概念（说“我脑中”的危险主要在于，它暗示了一种空间上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与脑海这个词是相悖的，除非脑海是有广延的，位于某个确定的地方，并且在空间上是可分的，能够像一个盒子一样容纳物体，而说“我脑中”的，则暗示了这些概念是我自己的精神产物），因此，如果我在脑海中将一个物体归到某个特定的类别中时，我其实是在将它和我脑海中另一个类别的观念进行比较，并发现这个物体与这一类物体有着如此多的共同特征，于是就理所当然地宣布，我脑海中的观念所代表的这个特定物体属于这个一般观念代表的类别。我们用来指这类观念的词，就被称作普通术语，或者通用术语，或者更简单地说，共相。
只要是会说话写字的人，都不能否认这些词的存在，不能否认我们要使用这些词，然而，它们的起源问题却引起了众多争议。这些共相是什么时候进入我们头脑的？这些用香蕉、人类、马、黄金这样的名称来表示的类别观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经验主义者会说：“如我们所料，它们都源自经验。”这种综合的类别观念是人类利用思维从各种特定物体中抽象出来的共同点，然后将它们作为一个类别并为之命名。我们视为简单观念的黄颜色、硬度、重量等，都共存在于某一特定物质，不同于尺寸、大小等可能出现在任何情况下的性质——它们被命名为“黄金”。因此，这个单词对于提到它或听到它的人来说，从此以后便代表了这些性质引起的感知者头脑中的综合观念。这样一来，“我们为什么把这个物体叫作人”这个问题的答案变成了：我们的父母或老师告诉我们，有这些特征的物体就叫这个名字；如要问，是谁告诉父母或老师这些的，我们就将一直追溯到某个人，或者是某一群人明确声明了有这样一系列特征的——就叫作人类。这一系列的特征被称作物体的唯名本质，认为这些经过挑选的特征集合的命名只是一种随意行为的人，就是概念论者。他们说，由于我们能够创造新的事物，我们也能够创造这些新事物的观念，因此也能创造用于表示这些观念的词；所有科学论文都表明，我们需要创造新术语来表示新化合物，例如我们创造“葡萄柚”、“水上飞机”这样的单词来表示新的发明创造。就它们的起源来说，这些词在所有的类别词中都是十分典型的，甚至也是最简单的，所有这些都是人类任意性的创造（这种极端的学说被称作唯名论，唯名论认为被称作具有相同名称的事物，它们只有名称是相同的，唯名本质甚至都是不存在的。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持这种观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