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想再谈谈小说的人物。蓝脸就是一个反抗主流意识形态的符号，西门金龙，西门闹等其他主人公也是这样。人物在小说中的成长历程，心理轨迹都是断裂的，没有延续的过程，没有成长性。蓝脸的生命轨迹，内心的矛盾与心灵历程被忽略掉了。作者执拗地认为人物不重要，故事不重要，对现实的描摹与反映不重要，语言的精炼与打磨也不重要，重要的似乎只有那句主题——“一切来自土地的都将回归土地”。这个主题牵拉着作者一路狂奔，奔向小说的结尾。我觉得正像媒体争相报道的：“莫言四十三天写作五十万字”，这本身就是一种奇迹，是文坛的又一次造神运动。文坛和娱乐圈一样，太需要明星效应和偶像崇拜了。莫言已经处于一种疯狂的状态，俨然成了飞升出天际、俯视众生、口里念着大悲咒的神。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人物要转变就有了转变，神要人物发达就一定会发达，神要人物死就不得不死。奠言所谓的向中国古典小说致敬，也不能够成立。莫言只不过在表面上采用了一种形式，甚至仅仅是章回小说的一种标题，离真正意义上的古典小说传统与民族形式却相距甚远。在中国传统小说中，作者都是深藏不露的，是靠故事和情节取胜的，是靠人物说话的。《生死疲劳》正相反。莫言想要表达人与土地的复杂情感和矛盾关系，这本身是很深刻的，但小说除了对单干户蓝脸的浮光掠影的描写之外，（比如一个人在月光下劳动，这个情景很棒，）还有最后一座座堆砌起来的坟墓，一个家族的人物都被埋葬在这样一块单干户的土地上，这样一种比较具有仪式感的形式之外，缺少坚实的情节和心理基础来表达这样一种主题。莫言想要超越现实主义小说的想法十分急迫，同时要试图避免和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进行正面的交锋，于是采取了剑走偏锋艺术策略。假如我们可以把形式探索的失败从轻处理，那么最重要的是，我们感受不到作家对人物的感情和爱，悲悯就更无从谈起。我只感受到人性的丑恶，人的狠毒，丝毫感觉不到人性的温暖与崇高。当下的小说普遍缺少一种“祝福感”，作家沉浸在冷酷叙事之中，只是一味地表现生活中的惨烈景象，揭露人性中的丑恶，表现变态的心理和情感。莫言在访谈中说过：“文学就要揭露、批判人性的恶……”但我认为这只说对了一半，文学更重要的是要拯救、悲悯和祝福。莫言说要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但我觉得他仅仅捍卫了他作为一个写作者的权利，并将之无限放大。在《生死疲劳》中，人物不但没有尊严，甚至沦为了奴隶和符号，完全是扁平的，故事没有尊严，是支离破碎的；实在界的生活现实没有尊严，是被抽空了的，读者没有尊严，是被强迫接受作者的自私与任性的；最重要的是人性没有尊严，这是很可怕的。作者借助“六道轮回”这一工具，诬蔑与诅咒人类的灵魂，不是提升而是打人地狱，永不超生。作者把羞辱人类当成了自己的崇高事业。
《生死疲劳》的人物如此众多却没有一个能立得住，五十万字的篇幅却写不出一个能够给读者印象深刻的人物，这就不仅仅是遗憾一词可以敷衍得了的了。
小说中的所谓“六道轮回”是我最不能接受的，在《生死疲劳》里，这不是一个佛教的概念，只是一种小说的叙事功能的负载。西门闹的这条线索，驴、牛、猪，狗、猴等等这样一种轮回，脱离了故事的主题叙事，它与五十年的历史的重述这样的主题有些游离。尤其是西门闹，我看不到他作为一个人的形象出现，只能看到这几种低级动物的形态，动物性一点点蚕食了人性，超越了人性，最终凌驾于人性之上。一开始还有一些，但是到猪这一部分，动物的习性已经取代了人的属性。在这里面丝毫看不到西门闹作为人的内心的挣扎与心灵的苦痛历程。如果说作为一条叙事线索还可以成立的话，那么这种纯粹动物性的视角却是极其狭隘的，无法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的，无法表现人的生活状态的。卡夫卡的《变形记》与此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部作品也很荒诞，但是甲壳虫负载着人的灵魂在表演，只不过是外形上异化了。而《生死疲劳》却本末倒置了，人性被取消了。动物被写活了，人却被写死了。这种“六道轮回”的方式看似很华丽，很有哲学意味，但是脱离了人物的成长过程，缺少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和矛盾挣扎作为支撑，恰恰是回避了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正面叙事，消弭了人性的高贵与灵魂的高傲，转而为一种动物性的狂欢。作者对于叙事线索与叙事主体的态度非常的暖昧，这恰恰是小说在结构上的失败。另外，小说的叙事速度过快，缺乏基本的叙事耐心，这种狂奔向结尾的叙事速度动物能承受，而人物却无法承受。在轮回中，动物可以改变自身的形态和习性，而人类却不行，人类在现实生活中的成长和心灵历程需要抽丝剥茧般的细腻而又逻辑性的描写，才可能达成一种真实的表现。当然，在现代主义小说当中，借助于动物性来对比人性，最终完成人性的拯救是很常见的。然而在《生死疲劳》中，人物在动物界中轮回的结果却是西门闹这样一个具有反抗意识的有血性的人逐渐变得麻木不仁，最后沦为了丧失反抗精神的怪胎（大头儿蓝千岁）。
通过这部小说，可以判断出莫言对当下的农村生活十分的陌生，这直接导致了小说部分情节上的硬伤。蓝解放与庞春苗在没有任何感情基础的情况下，搞了一场生离死别、荡气回肠的爱情，这很难让人理解。蓝解放最后还能和前妻的姐姐黄互助同居，并且几十次的做爱，同时采取一种狗的姿势，这就更加显得荒谬。蓝开放在前途一片光明的情况下，更是在毫无感情基础的情况下疯狂地爱上了庞凤凰，最后他们发生了一种乱伦的关系，而西门闹最后就成了一种乱伦的产物。可以看出莫言怀有一种对人性的敌意和夸张的批判。我觉得莫言在《生死疲劳》中摆出了一幅咄咄逼人的超越现实主义的姿态，但是这种颇具理想精神的超越却因为小说家的叙事态度和内容方面的种种漏洞而未能达成。这对于莫言本人，对中国当下长篇小说整体艺术水准而言，都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遗憾。
李小婧：《生死疲劳》这部小说，我最喜欢《猪撒欢》这一章，因为站在那一章布景前面滔滔不绝的莫言，是最有控制力，也最神气的（莫言在新浪访谈的时候也说到他在写猪撒欢的时候尤其激动）。雄浑的想象，颇有某种中国色彩的情绪，多样复杂的后现代手法，深刻的一语双关和反讽以及目不暇接的神来之笔让我屡屡拍案。当《猪撒欢》一章中文本内的倾听者蓝解放说出这样的感觉时——“他叙述中的事件，似真似幻，使我半梦半醒，跟随着他，时而下地狱，对而入水府，晕头转向，眼花缭乱，偶有一点自己的想法但立即又被他的语言缠住，犹如被水草缠住手足，我已经成为他的叙述俘虏”，文本外的读者“我”的阅读感受也正是这样。看到这里我不禁会心，莫言追求的是“夸张的流畅的滔滔不绝”的语言流，是“听觉的盛宴”。
卢梭在《论语言起源》认为徽章的丰富意蕴比语言的贫乏说明更可取。想必莫言已经领悟到意象的丰富和模棱两可的魅力远远超过清晰的说明语言。所以大量的离奇意象是莫言出奇制胜的“小机灵”（莫言语）。
当被有的作者问到小说的深度表达的时候，莫言拿出他的证据是塑造蓝脸、洪泰岳一类人物，着力想揭示的是从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国农民和土地之间的关系。蓝脸是永远的保守派，曾经的反对派。洪泰岳是永远的革命派，现在的落伍者。这两段如果写成一个短篇小说是能抓住一种历史逆转的尴尬味道的。莫言在小说的最后一部分的一个小段落也做到了。
比如“发丧”和“哭棺”的那个情节。蓝解放去戏里假哭棺，西门金龙等一家人在现实之中真发丧，莫言用蒙太奇的手法，将两个场景交叉叙述。于是一对矛盾就出现了，蓝解放怎么也不能假戏假作，在现实之中对母亲的愧疚使得他总过分痛哭，无法达到导演轻描淡写的要求，发丧过程中，突然出现的洪泰岳，满口的革命话语，怎么也不能从那个瞬间终结的历史情感中出戏，最终与“无产阶级的叛徒”西门金龙同归于尽。一个是总也不能在现实之中演戏，一个是总也不能从现实之中出戏。真正在戏里的倒是映合了现实，真正在现实的，确是实实在在的戏。莫言用了一个颇有颠倒意味的对照，把小说的场景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了话剧的场景。蓝解放真情终结与一场假戏式的革命正义感，洪泰岳的革命正义感，却像鸡毛燃烧。莫言在处理历史的忠诚和背叛这个主题，确实是精心结构的。
上面是莫言的有心结构，但这些闪烁的星火在这部长篇里也只有零落几处。细读，会发现，莫言想通过动物眼光叙述人类历史，但由于他可能对动物习性太熟悉了，他的想象力太丰富了，大部分的叙述时间都集中动物本身的性冲动和雄性占领的叙述上，在某种程度上，莫言的眼光已经离开了家族和历史，他的叙述走神了。最严重的是小说最后一部分，关于偷情和私奔的故事，太俗套了。即使加上狗的视角，也没有改变一个婚外情的程式化讲述。莫言在这里不光动物，连人物都撇掉历史，单讲情感了，而这情感也因着历史的退色而愈发空洞。就更别说最后的“处女情结”引发的情感逆转的桥段的处理，太轻且浮薄，让人觉得整个故事的深浅叙述层次不一，有时拍案叫绝，有时废书兴叹，整个阅读过程疙疙瘩瘩，没有流畅的快感。
三.历史意识与乡土情结的缠绕
刘溪：如果将西门闹漫长的生命链视为一条历史长河的话，《生死疲劳》就有了“公路片”的意味，也可以称为“成长主题”。在六道轮回中，莫言要让一个不安的灵魂安静下来，并且“成长起来”，这名生长者是动物而不是人。但是“成长”的关键，并非生理学意义上的长大成人，而是“人”对历史时间的认知和把握，人的时间将表现为历史本质的生长过程，所以，不妨将《生死疲劳》视为一种“成长小说”的变音。然而在这里，主人公的生理形态很难说得到了生长，更像是一种倒退（包括最后再生为“异型”），在这个意义上，叙述时间表面上是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2000年的前进状态，实而内含着一种倒退，但这种倒退在文中被充分的浪漫化且英雄化起来。
如果我们认同这种成长或曰倒退的主题，这部关于农民和土地的长篇小说不期然会使人联想起另一部大部头的农民小说《红旗谱》。表面看来，这两部文本大不相同，《红旗谱》是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品，《生死疲劳》却似乎具有魔幻的意味。但是“三代农民”这种主题上的相似性，使《生死疲劳》中的农民像是冀中平原朱、严、冯家三代的后人（从阶级成分上看，更像是冯家的），只不过这一次，场景再度被移回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我们也可以在这种不算贴切的比对中看到两代作者在“历史与叙述”这一框架中态度的转变。对于梁斌及其同时代的写作者来说，阶级斗争是其明确的主题，中国农民的发展史是其借助的表达场域。
莫言在小说结尾还玩了一个圆形叙述，一切又回到原点——“尘归尘，土归土”。看似一切真的都打消了，和解了。这里他借助的民间传统伦理观已经不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是“冤冤相报何时了”，“我们都是时代的囚徒”。这是一个遮蔽性太强的整体叙述，历史中所有的断裂和抑制部分都被架空，在此获得一个笼统而戏剧化的表演，之后人物的结局都是为了服从这种整体的意义。幽灵似的洪泰越莫名其妙地抱着西门金龙自杀（这两个人抱在一起死很有意味，一个是共产党的老干部，一个是新时代的财富新贵），这是一个太有意为之的结局。西门闹、蓝脸包括洪泰越、西门闹的三个老婆都是历史的牺牲者。小说后半部分许多人物的结局都是为了强化这种观念，如西门欢和庞凤凰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