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处天边出现了深重的云层，我感到了几丝凉意。悬挂在9层楼上大佛殿的18只铁马风铃忽然响了起来。“当——啷”“当——啷”一声连着一声，悠远而苍凉。茫茫大漠，渺无涯际。一支驼队出现在沙漠的尽头。随着有节奏的驼铃声，驼背上的人影越来越清晰。骑在第一只骆驼上的光头大胡子中年人，便是大千居士。1941年3月，他带着一家人到敦煌朝圣来了。40岁刚刚出头的张大千，此时在画业上已如日中天，与齐白石被国人誉为“南张北齐”，但他为了寻找唐代以前的真迹，在艺术上来一次质的飞跃，不顾亲友的劝阻，不畏塞外的艰辛，力排众议毅然西行，成为开拓敦煌艺术的中国第一人。炼狱三年，得到盛唐艺术的真髓。三年之后，张大千画风大变，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国人面前。成为和毕加索齐名的画坛泰斗，被徐悲鸿称为“五百年来第一人”。大千居士临摹的200多幅精美绝伦的敦煌壁阃，轰动了兰州，轰动了西安，轰动了重庆，轰动了成都。以最形象生动的画面让国人知道了敦煌，了解到敦煌，大大地提高和增强了抗战期间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这次壁画展览也惊动了国民党最高当局，使得陈诚、孙科、陈立夫、张道藩这些人都成了敦煌艺术的爱好者，从而使国民政府下决心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大千老人晚年云游海外，至死不能忘情：“敦煌，予深爱之！予深爱之！”紧随张大千之后，来敦煌面壁的是这样一些名字：董希文、谢稚柳、叶浅予、吴作人、潘挈兹、黎雄才、吴冠中、袁运生、丁绍光……而现在敦煌研究院的一大批骨干力量，正是当年看了张大千的展览后，下定决心西出阳关，在敦煌苦修了一辈子的。
风紧了，铃声变得急骤起来。长长的驼队幻化成了奔驰的马群。美髯公于右任骑着一匹黑色大马，立马沙山，对月而歌：
壁画四百八十洞，时代北朝唐宋元；醑醑民族文艺海，我欲携汝还中原。
1941年10月，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以65岁的髙龄，在交通极不方便的情况下，行程数千公里，一路风尘来到敦煌。在敦煌县城略事休息，即跨上一匹高头大马，在随员们的簇拥下疾奔莫髙窟。老人住在中寺的土炕上，极认真地观看了洞窟，考察了文物，写下了不少激昂文字。回到重庆后，便奋笔疾书，写出了饱蘸热泪洋洋洒洒的《关亍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院的提案》，交最高国防会议公决。提案通过后，老人又亲自物色刚从法国归来的常书鸿主持其事，和常书鸿彻夜恳谈，寄予无限希望。到了耄耋之年，老人依然深深地怀念着敦德，隔海相望，热泪长流。如果没有于右任的赤胆热肠，如果不是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这座无与伦比的文化宝库便会依然由王道士之流据有，斯坦因、伯希和、华尔纳们依然会如入无人之境，盗经卷，偷塑像，剥壁画，想干什么干什么。牧羊人会将羊群赶进一个个石窟过夜，香客们会继续在洞子里烧火做饭，马步芳的军队会继续掘地三尺，挖了宝塔导找黄金。一句活：如果不是及时地将莫髙窟收归国有，人类艺术史上最伟大的杰作之一将从敦煌的地面上消失。敦煌莫高窟能够完整地保存下来，于右任功不可没。
夜风阵阵，铃声悠悠。如哀泣，似幽咽。这低沉肃穆的声音，好像是为常书鸿，为张大千和于右任，为敦煌学的开拓者罗振玉和王闰维，为英年早逝的优秀画家董希文，为杰出的日本作家井上靖，为画工洞里的千年孤魂，为静静地安息在我身边的这些英灵，为一切献身敦煌事业的先驱者哀悼、致敬。
久久不息的铁马风铃，把我的思绪带到了遥远的过去。
黄沙漫漫，黄沙漫漫……
王道士的“功德碑”
莫高窟前面有一座像模像样的神塔，面埋着一颗卑微的灵魂。一个本应被国人的唾沫星子淹死的罪人，身后却享受到如此殊荣，神塔上还记载了他的“不世之功”，这不啻是对历史的莫大讽刺。然而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可恨亦复可怜的落魄道士，冷寂了近千年的敦煌才又变得热闹起来。
王道士何许人？这还要从头说起。
公元366年，也就是前秦建元二年夏口的一天傍晚，一个名叫乐傅的和尚，杖锡西行，来到莫高山下。这时候，落日悬挂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晚霞映红了西天。已经有了一把年纪的乐傅——经历了千辛万苦，一心要到丙方佛国取经的中原髙僧，掸了掸身上的尘土，念了一声“阿弥陀佛”，便一屁股坐在咸水河边的树荫下，打箅在此过夜了。当他把头伸进浑浊的河水，洗了个痛快淋漓，用破旧的袈裟擦去脸上的水珠时，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对面巍峨的三危山上，金光闪闪，佛光万道。乱石嶙峋的石英石山崖，变成了气象万千的极乐世界。宝台莲池，乐声悠悠。如来端坐中央，双目微睁，正在说法。倾心听讲的众多神佛，栩栩如生，卩姿百态：有的念念有同，正襟危坐；有的合十微笑，默默诵经；有的怒目圆睁，足踏猛虎；有的垂臂袒怀，莞尔而笑。圣洁的光圈罩在他们的头上。远处，飞天在散花礼赞，奔马在仰天长啸，火焰在飞升，花草在浮动，天鹅在旋转……啊，好一幅宏伟神奇的千佛图！
这个夕阳映照的沙漠奇景，把乐傅和尚震慑了。他老人家不知道这是矿物质在太阳照射下所起的光学作用，认定这就是他风尘露宿所要寻找的佛教圣地。于是他便遵照佛的启示，在此地安营扎寨，到处募捐，修建了第一个洞窟。今天，当我们对着这座绵延不绝的艺术神殿叹为观止的时候，还真应该感谢这位虔诚的和尚。从那时到现在，已经1600多年了。而今天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当时都还没有出现呢！
以后人们陆续修建，历经东晋、前秦、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明、清，经过十几个世纪的努力，先后开凿了一千多个洞窟。它们密密麻麻地排列在莫高山的崖壁上，上下5层，长达好几公里。历代民间艺术家呕心沥血，在里面创作了大铽精美的彩塑和壁画。仅就现存400多个洞窟的壁画而言，如果以一平方米为单位，连接起来长达25公里，堪称世界最大阃廊。修建这些洞窟的，有王公贵族、大小官吏、将军骑士、胡汉商贾、寺院僧侣和平民百姓。这些笃信佛的人们大概没有想到，他们为后世子孙留下了多么了不起的一笔财富！敦煌艺术博大精深，气魄宏伟，内容极为丰富。在这里，一千多年中华民族政治、军事、经济、历史、文化、艺术以及对外交流等方面的资料，形象地、生动地保留下来了。在这里，绘画艺术、雕塑艺术、建筑艺术彼此关联，交相辉映，如此和谐地、天衣无缝地糅合起来了。它为研究我国和中亚、西亚以及印度次大陆的历史，提供了浩如烟海的珍贵资料，是人类稀有的文化宝藏和精神财富。
长夜漫漫，烽火连天，风沙侵袭，地层裂断。时间老人把许许多多的瑰宝埋葬了。到了清朝后期，敦煌早已失去了汉唐风韵，不再是“华夷相交一都会”了。而莫高窟也香火断绝，道路塌陷，洞窟里积满了流沙。一幅摄自1907年的千佛洞照片，清楚地反映了当时的破败景象。就在这时候，从遥远的湖北麻城，来了一位目不识丁的矮个子道人，名叫王圆箓。
那年正好是1900年，亦即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时候。而王道士的到来，给敦煌文物造成的损失，实在也不亚于圆明园的劫难。一个烈日炎炎的中午，我爬上了那座刺目的砖塔，仔细地浏览了一遍镂刻在上面的“功德碑”。这座塔是王圆箓于20世纪20年代在国人的一片喊杀声中寿终正寝之后，他的一帮徒子徒孙集资修建的。碑文洋洋洒洒，赫然地记下了这位“神道”的“不世之功”。王圆箓原是清朝一名倒霉的绿营兵，由于“历尽魔劫，灰心名利，看破红尘而皈依法门”，来到敦煌莫高窟。所谓“灰心名利”云云，其实是骗人的鬼话。王圆箓所以来到敦煌，主要原因是为了糊口。在肃州（酒泉）的兵营里混了大半辈子，忽然被裁减了，没有一技之长的王圆箓感到了生存危机。情急之下在酒泉出家当了道士。谁知“看破红尘”的道观里依然充满了尔虞我诈，王圆箓被排挤得无路可走，于是越过茫茫沙漠，来到被世人所遗忘的莫高窟安身立命。不过说句公道话，这位新来的当家人对于神佛还是极其虔诚的。来到敦煌的第一天，他就跪在大佛殿前发愿清除积沙、修葺洞窟、重塑金身，干一番中兴莫高窟的大事业。君子无戏言。从此王圆箓便骑一头小毛驴，拿一个红本本，走村串巷，到处化缘募捐，一个麻钱一个麻钱地积攒着重振莫高窟的资本。“功德碑”上记载了他这个时期所干的几件“功德无量”的“善事”：
修葺洞窟。莫高窟历经沧桑，壁画早已褪色陈旧。王道士特地从敦煌城里请来了几名油漆匠，大张旗鼓地将一些看起来不那么醒目的壁画重新涂抹描绘，使之鲜艳如初。由于王圆箓的这一“功德”，使好多洞窟的原始壁画遭到破坏。
建造“千像塔”。这一项“功德”更加使人欲哭无泪，欲笑无声。这个愚人以极其虔诚的态度，将各个洞窟里残损的佛像、彩塑收集起来，埋在一个土坑里，上面建立了一座佛塔，谓之“千像塔”。60年代文物研究所的同志挖掘了千像塔，发现埋在里面的许多残肢断腿，哪怕是一只胳膊，一个佛头，都是极其珍贵的艺术杰作。但更多的“中国维纳斯”却在埋葬过程中损毁了。
“修复”栈道。这是王圆箓的一个更加令人切齿痛恨的“功德”。那时候，历经千百年的天灾人祸，崖壁上的栈道都坍塌了。香客们拜佛烧香，进洞很不方便。许多洞子要搭上梯子才能进去。为了方便人们进洞礼佛，王道士竟然雇人将相连的洞窟打通，进去一个洞子，就可以串通好多个洞子。方便是方便了，却将许多珍贵的壁画破坏了。
当然，王圆箓在莫高窟几十年，也并不是没有干过一件好事。在笔者看来，他倒是干了一件值得称赞的大好事：绿化莫高窟。这一点“功德碑”里倒没有提到。此公是湖北人，从青山绿水的南方来到大漠绝塞的敦煌，显然感到缺少了一点什么。于是派人驾了一辆大轱辘车，从新疆哈密买来数千株青皮白杨苗子，栽到下寺周围。一百年之后的今天，当我们从千里荒漠来到莫高窟，看到这一片茂密的参天大树时，不能不生出几许敬意——尽管它们是王圆箓栽的。
现在让我们来说说王岡箓最大的一项“功德”——发现藏经洞。这一点，“功德碑”上是这样记载的：“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清晨，忽有天炮响震，忽然山裂一缝，师父同工人用手挖之，始见此窟。”在这里，道士们给此事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实际的情况却要简单得多。王圆箓雇人清沙，断断续续差不多用了两年时间清除了16窟南道的积沙。积沙清除之后，墙壁失去了长久的支撑力，北壁裂开一条若隐若现的小缝。那时候，每年四月份各处的善男信女们都要来给佛爷上香，当然也就免不了要捐赠些钱粮之类的“供物”了。王道士请了一位姓杨的师爷来记录大家的“功德”。收钱的桌子就摆在16号洞窟靠近裂缝的地方。这个杨师爷有一点嗜好：水烟不离口。一手端着水烟瓶，一手拿着芨芨草棍子、火捻儿子“噗噜噜”“噗噜噜”地吸个不停。
有人进来认捐了，他就将芨芨草棍子往背后的墙裂缝里一插，把施主的名字和捐噌的数目写上。如此反复，一个月的庙会下来，那原来并不明显的裂缝出现了一道十分清楚的口子。王道士看见不动声色。庙会结束后，此公悄悄地踅进16号洞窟，用手轻轻地敲了敲裂壁，里面发出空空的声音。王道士的心嗵嗵地跳了起来。他断定这是一处埋藏金银珠宝的暗洞。然而，当他气喘吁吁地推倒洞的土墙，鼓起红眼珠子四下急速描时，即感到了一阵透心的冰凉。哪里有什么金银财宝！他叫来杨师爷，二人掌着昏暗的油灯，对洞里的东西匆匆检视了一遍。这是一座长宽各为9尺5寸、边高6尺5寸、中高9尺3寸的复洞。从地面至窟顶堆满了古代文书写本、社会档案、经卷刻本和各类丝绸绘画、纸画、麻布画幡、雕版印品与金铜木制佛教文物，以及各种民族文字经典。时代上起魏晋，历十六国、北魏、丙魏、北周、隋、唐、五代，止于北宋咸平五年，包括我国古代七百余年连绵相续的各类经史文献和极为珍贵的艺术品，约50000件之多。这个让王道士之流大失所望的藏经洞，实为本世纪初考古与文化史研究的重大事件，被国际学术界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现之一，乃我国学术及世界学术之大幸。
让我们把历史推到北宋景祐二年即公元1035年。那一年，北宋军队和西夏铁骑会猎于党河之滨，一场恶战之后，西夏人占领了敦煌。破城之前，聪明的和尚们（当然还有政府官员）进行了大规模的坚壁清野。他们将不便带走的经卷、文书、绣画、法器等物分门别类，用白布包起来（每包10卷），整整齐齐地码放在原系唐代髙僧洪！打坐修行的复洞之内，然后封闭了洞口，又抹上一层泥壁再绘上壁画，搞得天衣无缝，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西夏人在敦煌统治了191年，当年逃跑的和尚们或者死于战乱，或者老死荒野，一个也没有回来。而藏经洞的秘密也就从此无人知晓了，从那时起，到王圆箓破壁而人，这座举世无双的古代图书馆，这些令人叹为观止的矿世珍宝，整整地沉睡了一千年。一千年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