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初，我国自行设计的“东风”2号中近程导弹研制完成。但是这枚导弹能不能做飞行试验，可靠性如何，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当时担任导弹总体设{十部副主任的谢光选的心里也无多大把握，因为没有地面数据，没有计算机，得不到验证，只有经过发射才能清楚。因此，他也主张进行飞行试验，光争论不会有什么结果。3月21日，这枚导弹发射失败，谢光选目睹了导弹坠毁的情景。在遭受重大挫折时，他听到了聂荣臻元帅的指示；既然是试验，就有失败的可能，不要追究责任，而应该总结经验教训，以利再战。谢光选和科研人员都深受感动和鼓舞，没有气馁，振作精神，找出原因，吸取教训。这时谢光选被任命为“东风”2号导弹总体主任设计师。经过修改设计，加强地面试验，特别是进行了振动试验和全弹试车，把地面上的问题都解决了。两年后的1964年6月29日，由中国人自己设计研制的“东风”2号中近程导弹飞行试验获得圆满成功。
1964年9月，国家部署了导弹与原子弹“两弹结合”的研制试验任务。谢光选作为“两弹结合”技术协调组组长，感到压力极大，因为这是要用导弹装载原子弹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飞行爆炸试验。导弹飞过的地区有5万居民，经过计算，导弹失落的概率是十万分之六，即使如此，也不容许有丝毫的马虎和松懈。他按照周恩来总理指示的“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精神去做，时时处处细致认真。1966年10月19日，他在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发射任务准备情况时，提出怎么才能做到“万无一失”的问题。周总理笑着对谢光选说：“什么叫万无一失？只要你们把能想到的问题都想到了，能做到的都做到了；能够发现的问题都找到了，就是做到了万无一失。如果客观条件不具备，我们还没有认识到的问题，那是属于吃一堑，长一智的问题。”这些话使谢光选受到鞭策和鼓舞，他十分仔细地完善导弹的研制和协调“两弹结合”的工作。直到1966年10月27日，“东风”2号甲导弹载着核弹头起飞，在预定着落地点实现原子弹爆炸，在落点上空升起一片蘑菇云，谢光选一直绷紧的神经才松弛下来。直到今天，他还珍藏着这一天的《人民日报》号外，因为“两弹结合”试验的成功是他一生中永远难忘的一件大事。
1977年，谢光选被任命为七机部一院副院长，并出任“长征”3号运载火箭总设计师。
在此之前，他参与组织研制发射“长征”2号运载火箭的工作，加强管理，加强地面试验，杜绝没计上的缺陷，用冗余技术提高火箭的可靠性，在发射场检测时更换了可能有缺陷的仪器设备，解决了技术和管理上的问题，保证了“长征”2号及其改进的“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的成功发射。在此基础上，谢光选带领科技人员向运载技术的制高点攀登，研制先进的液氢液氧发动机，大幅度地提高火箭的推力，向着发射高轨道卫星的目标努力。他用弹性理论描述了火箭的纵向固有弹性振动，用波动方程和二相流描述了推进剂输送管路的固有振动频率，采取措施使两个固有振动不产生共振，抑制了全箭耦合振动的发生，改善了低频振动的环境。同时，“长征”3号火箭最关键的是低温技术，因为氢、氧都是易燃易爆物，其中液氢的沸点低达零下253摄氏度，这给生产、储存、运输及使用都带来一系列技术问题。谢光选付出大量心血对36个重点问题组织协作攻关，最后解决了与低温技术有关的难题。1984年1月29日，第一枚“长征”3号运载火箭发射，由于第三级发动机高空点火后提前熄火，只获得部分成功。经改进后于4月8日再次发射，“长征”3号运载火箭顺利地把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送上同步转移轨道，最后定点在东经125度的赤道上空运行。谈起这次成功发射，谢光选如数家珍地说：“‘长征’3号运载火箭按运载能力居世界第四位，按使用超低温高能推进刑居世界第三位，按高空二次启动氢氧发动机居世界第二位，按研制生产的成本低廉程度居世界第一位，‘长征’3号已达到世界运载火箭先进水平。”他还对记者自豪地说：“我们的‘长征’系列火箭完全是土生土长的，从技术到元器件都是百分之百的国产，具有很高的可靠性。”“长征”3号运载火箭的成功，是我国运载火箭的一个质的飞跃。
谢光选主持研制的“长征”3号火箭，不仅在技术上树起了一座新的里程碑，而且在打人国际发射服务市场上也开了先河。1990年4月7日，中央电视台首次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现场直播“长征”3号发射美国制造的“亚洲”1号通信卫星。谢光选虽然对自己研制的火箭有十分的把握，但因为全世界的人都在观看发射实况转播，不免心里仍有很大压力，特别是在这次发射之前的2月23日，欧洲空间局的“阿丽亚娜”火箭发射失败，在试验队中引起了不小的波动，气氛也显得紧张沉闷起来。谢光选提醒试验队员要引以为戒，工作要更加认真细致，不能有丝毫的疏忽和怠慢，要绝对保证发射一举成功，不在世人面前丢脸。结果是一炮打响，“长征”3号第一次发射外国卫星获得成功，谢光选在发射现场又一次体验到成功的喜悦，脸上挂满笑容，和外宾一起庆祝这一胜利。
谢光选这位在中国大地上土生土长的科学家，一生把“勤奋务实、不懈追求”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尽管他主持研制的“长征”3号运载火箭已经可以把卫星送到3.6万千米的地球同步轨道，而且用它发射中外卫星多次立功，但1991午和1996年有两次因火箭二次启动时引发压力尖峰损坏零件而未能将卫星送人轨道。谢光选担任了故障调查委员会主任，经过认真的数值计算，做到了故障定位准确，机理清楚，为解决“高空失重场多次启动发动机的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他袒露自己的心愿：太空高处不胜寒，愿在有生之年再为航天事业做点有益的事情。
戚发轫戚发轫，1933年4月2日出生在辽宁复县，少年时就憋着一口不甘日本外侮的气，高中时又目睹侵朝美国飞机到我国丹东边境狂轰滥炸的情景，发誓要学航空专业。1952年，戚发轫高中尚未毕业就报考大学，一连三个志愿都填报了飞机制造系，结果被北京航空学院录取。
他踏实用功，学习进步很快，成绩越来越好。1957年毕业分配到刚刚成立不久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参加导弹研制工作，他进了“扫盲”性质的培训班，第一课就是听赫赫有名的钱学森讲《导弹概论》。戚发轫一边学习，一边搞导弹的结构与总体设计，很快就入门了。他参加我国第一枚地地导弹的研制和第一次“两弹结合”的试验发射，在技术上锻炼成长起来。
1968年，戚发轫转到空间技术研究院，参与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他作为制造第一颗卫星“东方红”1号的技术负责人，经历了研制和发射的全过程，而且多次向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央专门委员会汇报卫星研制和准备发射的情况。这是他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一件事情。
1970年4月，我国发射“东方红”1号卫星的准备基本就绪，就等中央的命令了。在发射前10天，戚发轫随钱学森从酒泉发射基地赶回北京在人民大会堂向周总理汇报情况。他负责汇报卫星的测试结果和质量状况，周总理问：“你认为卫星到底可不可靠？卫星能不能准确人轨？”同时还问了卫星人轨后能不能播放《东方红》乐曲以及卫星轨道参数、卫星重量是多少、可测量哪些空间物理参数等问题。戚发轫对卫星的质量做了肯定的回答。周总理听后说：“看来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得比较好。”他要戚发轫和“长征”1号运载火箭技术负责人任新民、杨南生一起马上写出正式书面报告。戚发轫根据卫星在研制中的质量情况和模拟试验结果，当晚就非常自信地起草了卫星部分的报告草稿。这毕竟是中国的第一颗卫星，没有任何经验可循，戚发轫还是紧张得彻夜难眠。不过，10天后的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乐曲声响彻太空，传向全球。戚发轫后来回忆说：“这是我这一生最高兴的一刻！”当年37岁的戚发轫，在卫星技术领域崭露出了他的智慧和才华。
1975年后，戚发轫相继担任了“东方红”2号、“东方红”2号甲通信卫星的总设计师。
经过将近10年的研制，第一颗地球静止轨道通信卫星研制完成。有一次在卫星的检测中接连烧坏了转发器上的三只管子，戚发轫十分着急，因为卫星上天后，转发器一旦失灵就无法转播电视节目。戚发轫要求进行一丝不苟的检查，结果发现是元器件老化造成的，更换后就不再出现烧坏管子的情况。戚发轫的严格要求保证了1984年4月8日卫星上天后正常运行，卫星定点后即开通了数字和模拟电话、图片文字传真、电视和广播节目传送、数据处理传输等，特别是在边陲地区的老百姓可以通过自己的卫星收看到中央电视台传送的节目了。戚发轫并不满足于此，他马上考虑下一步通信卫星关键技术的改进，随后制定了“东方红”2号甲通信卫星的设计方案。这个方案使卫星的转发器增加了，通信容量增大了，使用寿命也延长了。1986年2月1日“东方红”2号甲通信卫星被送上苍穹，卫星定点保持精度比试验通信卫星提高了5倍，标志着我国地球同步卫星测控技术进入世界先进行列。这颗卫星提供使用后，仅电视的人口覆盖率就由原来的30％增加到80％以上，全国500多个大中城市开通了长途自动拨号电话。1988年3月7日，戚发轫和他的研制队伍又把一颗“东方红”2号甲实用通信卫星送上3.6万千米高的赤道上空，它的设计寿命增加到4年半，通信容量也比以前扩大了一倍。由于这颗卫星采用成型波束天线，将辐射功率主要集中于我国地域，信号比国际通信卫星明显增强；卫星传送的电视图像清晰，色彩逼真，伴音纯正，即使在遥远的边疆、海岛，只需建一个直径3米至4.5米天线的地面接收站便可以看到清晰的电视节目。这使我国租星进行通信传输的时代已成为了历史。
正当戚发轫主持研制的通信卫星技术日趋成熟，并担任“东方红”3号新一代通信卫星总设计师的时候，他又被调到了载人飞船总设计师的位置。1992年，“921”载人航天工程上马，戚发轫也走上了新的岗位。在飞船论证阶段，对于究竟要选一种什么样的飞船，各方专家看法不尽相同，各路人马坚持己见，争论激烈。戚发轫主持总体方案论证，认真听取各种意见，扬其所长，弃其所短，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先进而可行的工程方案。方案确定之后，许多新问题不断涌现。担任通信卫星总设计师多年的戚发轫心里清楚，与研制卫星最大的不同，是飞船事关航天员的生命，必须保证每一个系统、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发生一丝一毫的问题，必须做到绝对安全可靠，万无一失。他曾经在俄罗斯参观过载人飞船的发射，亲眼看见航天员在进入飞船之前，总设计师郑重地签字画押，严肃而幽默地对航天员说：“如果没有把握，我不会送你上天去冒险。”戚发轫没有想到，他在临近花甲之年还要顶着巨大压力，冒最大风险去领导造出一艘安全可靠的飞船，而且还要在不远的将来为中国航天员上天签字画押送行。
我国“神舟”号飞船有600多套设备、上百台大小计算机和控制器、几十万条软件程序、十万多只元器件、十多千米线缆、八万多个接点，相当于两颗大型卫星的工作量，戚发轫不但了如指掌，指挥若定，而且计划周密，确保了质量和进度。经过7年的拼搏，1999年11月20日“神舟”号试验飞船首飞成功。进入新世纪后，“神舟”号飞船又连续三次发射和回收告捷。戚发轫的最大愿望，是能够看到神舟号飞船把我国的航天员送上太空翱翔，使他的生命在太空中划出一条光辉的航迹。
王德臣
王德臣，1933年1月21日出生于辽宁义县，1957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飞机设计专业，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火箭总体设计部工作。1962年3月，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枚中近程导弹发射突然坠毁，当时担任结构组组长的王德臣跟随钱学森院长前往现场分析故障原因。
钱学森看见这位年轻人如坐针毡的样子，就给他讲了自己的老师冯·卡门研究高速空气动力学遭受挫折和美国发射导弹出现失败的故事，然后语重心长地说：“科学研究总会有失败，重要的是不要被失败所吓倒。”这句话使他在30年后研制“长二捆”火箭遇到危难时，临危不乱，履险不惊，承受住巨大压力，最后取得成功。
王德臣还有一位在北京航空学院学习时的恩师屠守锷，是我国洲际导弹和“长征”2号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屠守锷早他半年调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王德臣毕业后又到了老师屠守锷的门下，师生并肩作战。后来，王德臣成了屠守锷总设计师的副手，共同组织研制成功洲际导弹和“长征”2号运载火箭。屠守锷渊博的知识、坦荡的胸怀和淡？白名利的品德，对王德臣影响很深。当屠守锷年过古稀退居二线后，王德臣接任了总设计师的职位。这时屠守锷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作为总设计师，最重要的是成功时想到不足，失败时能够昂然超越。”这一教诲成为王德臣一生研制火箭的座右铭。
1986年，王德臣等人拿着图纸上的“长二捆”火箭，去美国寻找市场，同美国专家谈判协调，说服美国人用中国的大型运载火箭发射他们制造的重型卫星。经过两年的努力，1988年12月我国长城工业总公司与美国休斯公司、澳大利亚通信卫星公司签订合同，用我国的新型大推力火箭发射两颗美国制造的新型多转发器通信卫星。合同规定，在1992年正式发射美制澳星之前，新型火箭必须在1990年飞行一次，否则要支付100万美元的高额赔偿。当时美国的“雷神-德尔塔”火箭总设计师史密斯来中国考察，听说中国要在18个月内完成“长征”2号捆绑式火箭的研制计划，异常惊讶地对王德臣说：“我得提醒你，像这种火箭搞到这个程度，在美国至少也得再干3年才能成功。”王德臣平静地回答道：“我相信我们能够完成。”史密斯难以置信地笑道：“你们中国人是不是又吃了鸦片？”王德臣十分自信地回敬说：“不，我们很清醒。18个月后，我请你来看发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