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文艺理论只承认两种价值，就是认识理性和道德理性。对于其他的价值，不是不承认，就是说用理性认识和功利价值包含了。但是，无数的事实证明，真善美是三种价值，三种不同的价值。这一点是康德提出的。在我们中国，首先把康德的学说介绍进来的是朱光潜先生。他在《我们对于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中说，站在一棵古松面前，具有不同观念的人，看到的古松是不一样的：“假如你是一位木商，我是一位植物学家，另外一位朋友是画家……三人所‘知觉’到的却是三种不同的东西。”木商感到的只是“做某事用值几多钱的木材”，“盘算它是宜于架屋或是制器”。植物学家感到的是“一棵叶为针状，果为球状四季常青的显花植物”，考虑着“把它归到某类某科里去”。而画家所看到的“只是一棵苍翠劲拔的古树”。只在聚精会神地观赏它的苍翠的颜色，它的盘屈如龙蛇的线纹以及它的昂然高举，不受屈挠的气概。
这三种价值，真善美是相互“错位”的。这一点本来是非甚明，但是，由于机械唯物论和狭隘功利论非常强大，到了具体分析作品的时候，就产生了硬把创造性劳动强加给贺知章的笑话。真与善的关系，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的错位，不弄明白，就可能连最常见的经典文本都难以作到位的阐释。
中学语文课本里有一课《范进中举》，它的审美价值何在呢？我们拿它和原始素材对比一下，真与善的价值就可能一目了然了。原始文献是这样说的：江南有一个秀才，可能是无锡一带，也可能是南京，这个秀才中了举人，就狂笑不已，笑得停不下来。家里人很着急。听说高邮有一个姓袁的医生是个“神医”，就把秀才送到那里去医治。袁医生把脉后说这个病很危险，可能只有十几天的时间了，赶紧回家准备后事吧。秀才和他的家人吓得面如土色。袁医生又说，但是也还有一线希望，你们回江南的时候，务必经过镇江，那里有一个姓何的医生是我的朋友，我写一封信给你带去，你们去那里去试试。秀才的家人赶到镇江何医生家里，秀才的病已经好了。家人拿出袁医生的信，何医生见信上这样说，此人中举后，狂笑不止，心窍开张，不能回缩，吾姑且说此病不能医治，经此一吓，可使得心窍闭合，及至你处，病盖可愈矣。何医生把书信给秀才看了看，秀才感激莫名，向北拜了两拜。
到了《儒林外史》里的范进中举就和原本有了很大改变。改变在于何处？在于价值观念。原本是说医生很高明，他发现秀才的病不是一般的生理毛病，而是心理的毛病，不能用生理方法医治，而要给以心理的打击。如果把这个故事情节照搬到《儒林外史》里面，仍然是实用价值，只能说明医生的医术高超，属于实用理性价值。到了《儒林外史》里，人物的关系变了，根本就没有医生，却增加了范进的丈人——胡屠夫，他本来根本就瞧不起他的女婿，范进中了秀才后，胡屠夫态度略有改变，拿了两挂猪大肠前去祝贺，他的祝贺词，竟一点喜庆的话都没有，完全是一味数落、羞辱范进，说自己女儿嫁给他以后几年也吃不到几两肉……范进想去考举人的时候，没有盘缠，想去找胡屠夫借一点，结果反被其大骂一顿，胡屠夫说范进也不撒泼尿照照自己的尊容——尖嘴猴腮，城里的举人老爷都是方面大耳的，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把范进骂了个狗血淋头。等到范进中举了，疯了，有人提议说找一个范进害怕的人打一耳光，或许能好。让胡屠夫去打，他却不敢了，后来硬着头皮打了范进一巴掌，范进醒了。胡屠夫觉得自己打了文曲星，菩萨怪罪下来了，觉得自己的手有些疼痛，手指都弯不过来了，就跟人讨了膏药贴上这就不再是医生的医术高明，而是人心荒诞。不从实用理性中超越出来，就没有这样的喜剧性的美。
由于观念的混乱，不但弄得我们一般读者不会享受经典的审美，而且弄得一些专家，也对审美价值麻木了：比如，认为范进中举仅仅是批判了、讽刺了封建科举制度等等，完全忽略了它以喜剧性的荒谬调侃了人性的一种扭曲。人性歪曲到何种程度呢？女婿还是这个女婿，中了举人后，丈人就对他害怕了。以至于他的手在打了范进后竟有疼痛之感，并且弯不过来了。疼痛可能是生理上的，但弯不过来却是心理的恐惧造成的。这是非常喜剧性的，居然连很有学问的专家都感觉不到了。
六、恶不必丑，善不必美
大家都喜欢******、陈佩斯演的人物。******演的那个《卖拐》，那个人是个骗子，硬是把人家忽悠得迷迷糊糊的，把人家的钱骗走了，还让人家感谢他。这在生活中是很不善的，很不道德的，很恶的，很可恨的。但在小品舞台上，观众并不觉得他可恨，反而觉得他挺可爱。因为我们看到他沉浸在自己荒谬的感觉境界里，他觉得自己骗人骗得挺有才气的，挺有水平的。陈佩斯演的那个人物，一心要当正面英雄人物，可是不管怎么弄，到头来还是汉奸嘴脸。还有那个小偷，对他未来的民警姐夫胡搅蛮缠，结果还是露出了小偷的马脚。小偷恶不恶？恶，并不是丑的、但这个人物作为艺术形象很生动，我们在笑的时候，感到他很可爱。如果把这样的小品当作对小人、汉奸本性的批判，是多么煞风景呀！他们是小偷、骗子，但他们还是人，人的自尊，人的荣誉感，人的喜怒哀乐都活灵活现，并不因为他们是小偷、骗子，就没有自己的情感、幻想。我们在看过、笑过以后，增加了对落入圈套的人的同情，这就叫审美情感的熏陶。
反过来说，在阅读作品时，面对反面人物，情感空洞的人物，我们产生否定的感觉，不一定是因为他在道德上很坏，很恶。
小孩子看电视往往问大人，某个主人公是好人还是坏人，这类问题有时很好回答，有时不好回答。越是简单的形象越好回答，越是丰富的形象越不好回答。这是因为形象越简单，情感价值与道德的善和科学的真之间的“错位”越小；形象越是丰富，意味着情感越是复杂，与善和真之间的“错位”就越大曹禺《雷雨》中的繁漪，是周朴园的妻子，却与周朴园的大儿子周萍发生了感情，而且有了肉体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乱伦，是恶当周萍要结束这种关系，带着女佣四凤远走矿山，她为了缠住周萍，不惜从中破坏，甚至利用自己儿子周冲对四凤的爱情，强迫他出来插入周萍和四凤之间单纯从道德的角度来看，是有污点的，是恶的、不善的一但是在看完《雷雨》以后，观众和评论家却很难把她当作坏人看待。这是因为她在精神上受着周朴园的禁锢（虽然她的物质生活很优裕），她炽热的情感在这种文明而野蛮的统治下变得病态了，这就造成了她恶的反抗她绝不为现实的压力而委屈自己的情感她寻找情感的寄托，而且不把情感寄托当成可有可无的，相反她把她与周萍的关系当成牛命曹禺在她第一次出场时，对演员和导演作出如下的描绘和分析：
她的脸色苍白，面部轮廓很美。眉目间看出来她是忧郁的。郁积的火燃烧着她，她的眼光常充满了一个年轻的妇人失望后的痛苦和怨望。她的性格中有一股不可抑制的“蛮劲”，使她能够忽然做出不顾一切的决定。她爱起人来像一团火那样热烈；恨起人采也会像一团火，把人烧毁。
曹禺在这里所作的，并不是一种道德善恶的鉴定，而是对她情感世界的揭示。他不在乎她是好人还是坏人，甚至也不分辨她哪一部分行为是善，哪一部分行为是恶对这些，作者自然是有某种隐秘的倾向性的，但那是一种侧面效果作者正面展示的是这个人物的“郁积的火”，亦即受压抑的火，这种潜在感情是矛盾的：她外表忧郁，甚至沉静，而内在状态，却是以“不可抑制的‘蛮劲’”能够激发出“不顾一切的决定”，“她爱起人来像一团火那样热烈；她恨起人来也会像一团火，把人烧毁”，不管这种“火”是纯洁的火，还是邪恶的火，郜是人的生命的一种状态，而这种状态，是一向为人们所视而不见的。曹禺对那些越出道德的善的规范的情感并不采取排斥的态度，而是当作一种可贵的发现，让读者在体验这种感情的过程中，体验到生命的丰富和复杂。
情感的丰富和复杂的发现，就是美的发现。
一个普通的有道德善恶观念的人和一个有强烈审美倾向的艺术家的区别就从这里开始艺术家并不满足于作出道德的和科学的评价，这不是他的主要任务，他追求的是在此基础上作出审美的评价、在艺术家曹禺看来，这个感情压抑不住，窒息不死，没有顾忌，一爆发起来就不要命，甚至在儿子面前都不要脸的女人才表现了女人的内在的冲动，才是一个充满了生命的女人。而那个害怕自己感情的周萍，则是软弱而空虚的，他总是在悔恨中谴责自己的错误，他缺乏意志和力量，“他痛苦了，他恨自己，他羡慕一切没有顾忌，敢做坏事的人”、然而，这个不再敢做坏事的人，尽管在道德上是向善的，在情感上却是苍白的，在审美上是丑的。他肯定不是《雷雨》中的正面人物。
不把善和真的这种“错位”，看得很清楚，是不能真正进入经典的审美境界的。
曹雪芹把林黛玉和薛宝钗放在对称的位置上她们之间有对立，但基本上不是道德的对立，而是情感的对立林黛玉的情况和繁漪有一点相似，那就是林黛玉为情感而牛，为情感而死，情感给她的欢乐大于痛苦她的情感是这样敏锐，这样奇特，以至于她和她最爱的贾宝玉相处也充满了怀疑、试探、挑剔、误解、折磨。这是因为她爱得太深，把情感看得太宝贵，甚至比生命更宝贵，她不能容忍有任何可疑的成分、牵强的成分，更不要说有转移的苗头了。让这样强烈的情感出于她这样一种虚弱的体质，可能并不是出于偶然或随意，也许曹雪芹正是要把情感的执著和生命的存活放在尖锐的冲突中，让林黛玉坚决选择了情感之花而不顾生命之树的凋谢。
古希腊人把关于人的学问分为两类，一类是理性的科学，一类则是和理性相对的，包括情感和感觉的，翻译成英文叫作“aestheties”。但是，关于科学理性的学问比较发达，关于情感和感觉的学问，好像比较逊色直到后来鲍姆嘉登才把这门学问定下来。汉语里没有一个相对应的词语。日本人把它翻译成“美学”，也就是讲究情感的学问。但是，这也带来了混淆，给人一种感觉，似乎美学就只涵盖诗意盎然的审美，跟丑没有关系似的，好像没有什么审丑似的。这就造成了一种误导，大凡与美相对立的，往往就变成了恶。其实美的反面是丑，而善的反面是恶。
善的不一定是美的，恶的不一定是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