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毁灭地球
德国的弗莱馒经济学家家真是令人赞叹，在希特勒统治还甚嚣尘上的时候，他们关切的并不是自己如何活命，而是希特勒垮台以后德国的经济向何处去，要走什么样的道路、在希特勒的特务统治下，盖世太保是非常野蛮的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偷偷溜到弗莱堡，秘密举行了会议，得出了一个结论：不能走苏联计划经济的道路，苏联模式的经济，中央集权的模式，没有市场竞争，没有竞争力；也不能走美国的道路，它完全是市场制，也不行，两极分化，穷的穷，富的富我到美国以后就觉得美国跟德国、跟欧洲差别很大：虽然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有活力的国家，但有一个是突出的问题，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无家可归的人，美国英语有一个词叫homeless，就是无家可归，无论是纽约、旧金山还是华盛顿，黑人、甚至有白人，没有房子住，没事就坐在大街两旁的椅子、公同的椅子上、地铁门口，或是商场门口，他们就呆呆地坐在那里，无家可归。为什么呢？绝对的自由竞争，有竞争力的上去了，没有竞争力的，黑人，就让这一部分人先穷着吧，国家对他们也有救济，给他们食品券，不给他们钱，是怕他们拿去吸毒，拿了食品券可以到市场换到吃的，一百多美元食品券，可以吃饱但是不管你的住房钱，住房很贵，像纽约这样的大城市要一千多美元，小城市，最起码也要两百多美元，结果就造成一种奇怪的现象：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却有那么多无家可归的人到处乱睡，躺在校园里的都有，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全世界第一流的大学，就有一个排球场被无家可归的人占住，就赖着不走，怎么办？美国是个自由主义国家，学校曾经把他们赶走，但他们又回来了，最后就让他们在那儿算了但是，在德国就没有这样的问题，法律规定，每个人都有住房权，每人十几平方米一还规定，到一定的时候，要粉刷，不然就违法了我初到德国去租房，就有过周折为了省钱，我和一个留学生共租一间，遭到房东的拒绝，我们本以为，这是民族歧视，后来才知道，十多平方米的房子两个人住是违法的最后，找到一个神父，请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很同情我们，马马虎虎同意了。但是，提出一个要求：不得两个人的头同时出现窗口，以免被警察发现，惹出麻烦。
这体现了弗莱堡学派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第一个是，强调市场有竞争第二个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首先就说要保护弱者，它规定了童工、女工、残疾者有最低工资限量其次，就是保险，比如医疗保险是强迫的一有许多可笑的事。有一个人，因为车祸，性功能可能受到一定的损害，其结果是伟哥的费用都可以报销。最后，就是对失业的要救济，90年代，我在西德的时候，联邦德国的法律规定失业的工人要拿70%的工资。这样不是有可能养活懒汉吗？是呀，不但可能，而且有那么一些。我住在马克思的家乡——特里尔，花园一样的小城在市里的公园门口，每天有几个懒汉，什么也不干，早上来了，脚边一排啤酒瓶，谈天说地到晚上，啤酒瓶空了，就回去了第二天再来好像是上班拿失业救济金的人，时常接到通知，有什么工作了，你愿意去干吗？甚至介绍到美国去工作，在我们国家，不是大家头打破了往里挤吗？在德国不然，相当一部分，不干，理由是，美国的假期，比德国少社会市场经济的原则就是，哪怕明知会产生一些人，没有自尊心，就让他那么过吧。反正大多数人不会这样。
现在我们回到弗莱堡学派，我们不能满足于对德国的知识分子的万分钦佩，现在是轮到我们中国知识分子，代表最先进生产力的知识分子，代表先进文化的知识分子，要想出办法来，针对中国的国情我们该怎么办？问题很多呀，贫富两极分化的可能啊，拆迁征地中的不公和官商勾结啊，环境恶化啊，贪污这种社会公害还未能得到有效的抑制啊，每年几百万青年人的就业啊，医疗费太贵啊，大学学费太贵啊，这些都要很高的智慧。许多社会问题，不解决，就会增加不稳定因素。只有我们设计出非常好的方案——既能保证效率，又能有高度的社会公平，使得下岗的人能够再就业，才能稳定发展。
我们面临这样一个新的时代，这是一个恩格斯所说的，需要巨人也能产生巨人的时代，起码应该有中国的弗荣堡学派出现，有中国的“爱因斯坦”出现，既要有人格力量，又要有非常高的创造水平，让我们伟大的中华文明走向真正的复兴。当然，我们中国也不是没有这样的人，比如，经济学界的孙冶芳、顾准，这些人所遭受的苦难比弗莱堡学派的人十，要严酷得多、这些人的事迹大家比较熟悉，今天就不讲了、但是，不管爱因斯坦、阿登纳，还是孙冶芳、顾准有多么大的差异，但是在一点上，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做学术不完全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一种使命，为了这种使命，可以奉献、牺牲，所以我们今天一方面要讲个人的利益，同时也不要忘记要讲一点使命、讲一点理想、讲一点公平，同时有的时候要做一点小小的牺牲，没有一点牺牲精神的人，只知道为自己生活的人，说得严格一点，就不太像人（掌声）最近我有一个研究生被派到宁夏去，支援宁夏的教育，去一个比较穷的地方，连自来水都没有，要跑到井里去打水。她一听就哭了，我就感到非常惊讶，我就安慰她说：“你不要哭，这样的锻炼对学会做人，是必要的。”她说：“如果是你的女儿，你会不会叫她去？”我说：“那是肯定的，一定叫她去”体验艰苦的生活是人生必要的一课。人过得太舒服了，精神就可能退化了。你们不像我们那样体验过长期的饥饿，我生下来是1936年，第二年1937年，日本人来了，逃到农村，没有干饭吃，只有稀饭，活到六岁，还不知道什么是玩具，也不知道什么是水果、糖果，刚刚端起饭碗来，一声“来了”！意思是日本鬼子来了，放下饭碗，又逃。这样的生活使我日后变得坚韧和有毅力？我说，你应该知道，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父母，我们的民族就是从这样的苦水里生长起来的、我1960年大学毕业，一个月的粮食定量就是27斤，最痛苦的事就是一进食堂就得算这一顿吃几两，多吃一两下顿就得少吃一两，要不然，总有一天就没饭吃，这种生活你该体验一下，然后你才会切切实实地感到，负有使命，就是吃苦体验一下，人的精神才会完整。这个女孩子后来还是去支教了，后来还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老师非常感谢您，我来以后他们非常喜欢我，我也很喜欢他们，我们整天在一起很开心，除了工资比较低，我觉得他们很可爱。”
讲到这里，我想起来一件事，从1994年以来关于中国的前途问题，世界上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都是西方人，或者是生活在西方的中国人发动的，他们都很为中国人担心，怕中国人没有饭吃，中国经济、金融会崩溃，等等。他们替中国居安思危，怕中国垮台，他们很悲观，希望我们和他们一样悲观、他们可能是好心，好人，但是，我们却不想和他们一样悲观。时间关系，我只讲第一次。那是1994年美国有一位先生，美国的经济研究所的布朗教授，他提出来：中国现在的人口太多了，而且农业人口那么多，生产力又那么低。人口在不断地增长，耕地又在不断地减少。一旦中国人不能养活自己了，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养活他们。中国人会把全世界的存粮通通买光他说得有鼻子有眼的，很可怕，还有统计数字。但到五年以后，2000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1993、1994年我们国家总是歉收，产生了粮食危机，国家的粮食库存要到八百亿斤左右才能以丰补歉，我们国家太辽阔了，不是这儿有灾害就是那儿有灾害但是非常奇怪，从1994年以来到现在到了今天，2002年、事情出乎我们的意料，一方面是大量的农村年轻人口都跑掉了，起码有一亿左右，都跑到城市里打工了，家里都是老人，田还种得好好的，粮食还很多，我们的余粮是五千亿斤。这又造成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粮食储存困难，一方面是粮食价格太低，从八十块一百斤降到六十块一百斤，最低的时候，降到四十多块一百斤，这也成了国家的包袱、政府的包袱，这个现实，很雄辩地否定了洋大人的忧虑，他们的人道主义，现在显得多余了。我们凭的是什么呢？粮食生产效率的提高。除了其他原因以外，有一个人的名字，我们是不能忘记的那就是水稻专家袁隆平他杂交稻的选育成功开辟了水稻增产的新途径，被国外专家惊呼为“奇迹稻”、“冲击波”虽然早在1926年美国就报道了水稻杂种优势，1968年日本又实现了三系配套，但他们都没有跨越应用于生产的鸿沟，袁隆平自豪地说，似乎造物者情有独钟——留给中国人去跨越。以他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近年来经过不懈探索，成功找到了形态改良、提高杂种优势水平、借助分子技术等三个成功技术路线，使得超级杂交水稻的增产计划在中国成为现实我国杂交水稻育种研究走在世界前列，已于2004年、比计划提前1年实现了亩产800公斤的目标，正在实施第三期亩产900公斤的增产研究计划。目前全国籼稻种植面积已逾3.2亿亩，其中杂交籼稻已占80%以上，中国水稻产量正跃上一个新台阶。现在令我们很安慰的是，那位布朗先生已经不但不和我们争论了，可能也不那么悲观了。这种人，我们没有和他争论的必要，我们只要有一个袁隆平，站在他面前，什么话都不讲，就够他脸红的了（热烈的掌声）我说了这么多，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不能光为自己活着，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确需要有一点使命感，需要一点自我牺牲精神，需要一点儿吃苦的自觉，需要考虑一下自己的人格理想蓝图！
演讲结束！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