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顿生感慨的是，美国及西方国家的官方虽然对摇滚乐大为反感，却支持在对苏联和东欧的广播中加大播出量。于是，在５０年代末及６０年代初的苏联，便出现了“骨头摇滚”这类的地下组织。这帮人用布满了骨头造影的Ｘ光片来制作翻转摇滚乐，其音源则是短波收音机或国外游客偷偷带入的唱片。在当时的苏联，普通唱片只卖５卢布，而这种顶多只能使用几个月的Ｘ光片唱片却可以在黑市上卖到１０至２０卢布。一时间，这种非法摇滚乐传遍了苏联各大城市，“骨头摇滚”甚至建立了一个邮购网络。但警察设法捣毁了这个组织并让其组织者进了大牢。警方指出，这种“被禁止”的音乐已经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了各地的俱乐部和舞厅，许多共青团员也参与了制作和买卖。因此，共青团组织在随后又一次发动了“抵制异己分子和西方资产阶级影响”的运动。
在５０年代末的东德莱比锡，一个平均年龄为１５岁的小帮派在大街上游荡，高呼大骂东德音乐和警察局领导的口号，但他们喊得最多的还是“埃尔维斯·普莱斯利万岁”。等待他们的是半年到四年半的牢狱之灾。因为在东德，摇滚同样是被禁的，它被视为“美国从以太波中发射的秘密武器”。但是在６０年代，摇滚乐在东德成了热门，虽然当局不准录制出售摇滚唱片，花样百出的摇滚乐现场演出却如同雨后春笋，摇滚乐队总数据称已突破千数。官方再一次将摇滚确定为颠覆性的，报纸上频频发问：“狂热的音乐骚动仅仅是一种对音乐的响应还是一种针对政府的变相示威？”政府于是开始对音乐实施严格的控制，宣布任何留长头发、演奏“过度兴奋”的音乐或者在舞厅引发骚动者将被处以１０至５０００马克的罚款。各乐队被明确告之，不准模仿“披头士”，任何一支乐队都必须经文化部门认为具备了“条件和素质”才能有资格取得证书，而凭此证书才能进行演出。此举导致莱比锡的５００名摇滚乐迷在市政厅示威抗议，要求获得留长头发和演奏任何他们喜好的音乐的权力。
对任何想去东德演出的美国乐队，东德也提出了同样的“资格”要求。东德文化部的发言人指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欢迎英国乐队，只要他们遵守我国法律即可。我们并不反对音乐本身，我们反对的是乱七八糟的打扮和过度放纵的音乐。我国欢迎每一支剪短头发、穿着整洁得体的美国乐队来访。”自然，美国的大多数乐队不会按此类标准行事，因而也就成了不受欢迎者。
直到６０年代，东德都在进行着与“污染性”的西方摇滚乐的不懈战斗，尤其是不准电台播出任何有“煽动性”的摇滚。主持人必须遵守规定，在为青年提供娱乐手段时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文化政策的原则”。
在革命后的古巴，一切电台禁止播出任何摇滚味的音乐，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将西方音乐称为制造“文化异化”的东西。
而在１９６５年，北京的某报则将“披头士”称为“怪物”，认为其无非是用噪音“来满足西方世界对疯狂和腐朽音乐的需要”。
进入７０年代之后，摇滚在两军对垒之中依然是风箱中的老鼠。
１９７１年，秘鲁政府也加入了反摇滚的行列。本来，为地震灾民们义演的、“拉丁摇滚”中最具代表性的乐队“桑塔那”乐队从美国到达利马机场时，曾受到包括市长在内的三千民众的欢迎，然而，当圣马科斯大学“共产主义学生联盟”反对这次演出并称之为“帝国主义入侵”之后，“桑塔那”的演出被取消了，“革命”政府也攻击摇滚“与优良品位相抵触，在道德上也是与革命政府相对立的”。在被审讯了几小时之后，“桑塔那”被迫离开了秘鲁，而且其全部演出设备和服装皆被扣押。１９７５年，韩国“艺术与文化伦理委员会”负责人称在他们与北朝鲜共产主义处于生死搏斗的时期沉溺于摇滚乐，无疑是对自己神圣职责的逃避，是一种异己行为。一时间，列侬和洋子的《从前在纽约》、“浊气”乐队的《中央情报局》、埃里克·克莱普顿的《我向司法官开枪》等皆被视为颠覆之作而全面受禁。
捷克斯洛伐克一直未曾放松对摇滚的压制。１９７６年，这种压制达到了又一个高峰。在那一年，两支西方化的乐队“DG３０７”和“宇宙可塑人”因“有组织地造成公共骚乱并妨碍公务”而被逮捕和起诉。这两支乐队都是在捷克偶尔放松政治压力的时候成立的。１９７６年２月，“宇宙可塑人”演出了最后一场，这是在一场婚礼上的演出，当演出正在进行时，一直在寻找“可塑人”老巢的警察采取了突然袭击的方法拘留了他们，并没收了其全部唱片、录音资料和作品乐谱。几个月后，该乐队的四名成员分别被判处了一至一年半的徒刑。而持不同政见的“７７宪章”则在第二年揭露，只要歌手的头发太长，只要歌手和歌迷们的打扮是“不受欢迎的”，或者其歌词是未经检查的，那他们的摇滚便会被当局严令禁演。不仅如此，捷克摇滚乐手也同东德一样必须持有政府部门颁发的执照才可进行演出，而要取得这样的执照，就必须先通过资格考试。此种资格考试既包括音乐理论，也含有政治学习中的内容。其结果是多数乐队在两方面都少有人能通过。
更为可笑的是捷克官方报纸对“朋克”音乐的解释，他们认为这种音乐是资产阶级统治者们发明的，他们将它灌输于年轻人的脑子中，“说服他们应当与资本主义认同而非进行反叛”。
７０年代的东德如同其五六十年代一样与摇滚为敌，《旋律与节奏》杂志一类官方报刊也依然常常警告东德歌手不要模仿西方摇滚乐手的唱法，因为这种音乐是与右翼政治组织臭味相投的，“是要对大众的意识施加影响，让他们拥护资产阶级政权”。
东德也曾极为少见地让西德摇滚乐手过境演出，但其曲目必须经过严格检查。其中尤多·林登堡是幸运儿之一，但他的《潘口特快》虽然是当时的排行榜头名歌曲，却被再三警告不准在东柏林举行的那场演唱会上演出，因为在这首歌中，当时的东德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被描绘成一个秘密的摇滚歌迷。歌中唱到他急匆匆地穿上皮夹克，将自己反锁在浴室之中，大听西方摇滚。林登堡被明确告之，只准他演唱三首歌。事实上，在林登堡的全部保留节目中只有这三首不痛不痒的歌被东德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７０年代的苏联官方也一直未放松对摇滚的战斗，但从７０年代初开始，当地摇滚乐队的唱片已悄悄开始出现，于是从警察到报刊都对这些乐队歌词的政治倾向、打扮等提出这样那样的警告，任何被认为在“道德、政治或性观念上有暗示性”的摇滚作品定会立即被禁。官方要求他们多创作有关太空英雄或经济成就方面的作品。而对他们的舞台风格及曲目也有严格规定，即不准声音太大，西方作品不得超过节目数的１５％等等。
在走私唱片的黑市一如往常地兴旺的同时，一批西方摇滚乐手开始随着“缓和”的局势而进入苏联。“肮脏事实”乐队是第一支获准进入苏联作巡回演唱的美国乐队，随后，连埃尔顿·约翰后来都踩进了这块反摇滚的土地。但严格说来，最早进入苏联演唱的是英国老牌歌手克里夫·理查德，他在１９７６年举行的苏联巡回演唱会引起了不小轰动。但克里夫·理查德的音乐可以说是最为不痛不痒的摇滚，虽然苏联主办此类演出的机构对每位提出此类申请的歌词严加审查，他也只有一首歌被禁止演唱，原因是在其中提到了中国。当理查德被问及为什么苏联会很快同意他去开演唱会时，他坦白地说，因为他的音乐“是毫无危险的中间派音乐，我打扮得也整洁，没有毒品之类的歌词。‘滚石’想去苏联可还早着呢”。
其实从７０年代起，苏联就曾经想用自己的类似音乐来抵制摇滚。但进入８０年代之后，苏联官方不得不承认自己培养摇滚乐的尝试是失败的，因为他们审查过的或有意扶植的乐手没人欢迎，乐手也因限制太多而难以发挥创造性。同时，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苏联渐渐改变了此类事务的政策，这一改变的表现便是对那些被视为较为温顺的乐队放松一些限制，以抵消那些更富“煽动性”的乐队的影响。于是，像“阿巴”乐队一类的唱片便可以在苏联翻制出售了。尽管出版这类唱片必须经过特许，但它毕竟成为合法之举了。１９８０年，莫斯科也出现了２６０家迪斯科舞厅。
然而，一种艺术只要被视为与意识形态不可分，它就必然会随政治风云而颠簸起伏。１９８２年１月，美国总统里根和他的顾问发起了一个名为“让波兰成为波兰”的反对波兰镇压罢工的电视节目，“阿巴”同意在其中演唱一首歌。在节目正式播出时，“阿巴”的演唱并没有入选。然而，仅仅是这一姿态就足以使苏联官方不再把它作为“温和”派的摇滚乐。一部正在苏联各地上映的“阿巴”演唱会记录片被禁映，商店中所有的“阿巴”唱片被收回停止发行。报纸又开始了新一轮讨伐，将该乐队描绘成“毫无格调，起着败坏苏联青年道德的作用……”无非是“用歌手在舞台上的瞎折腾装饰起来的”商业化玩意儿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