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摇滚与反摇滚的拉锯战中，有两个主题直接涉及在现代生活中随处显现的理性与非理性之争，这就是毒品与“噪声”的问题。
资料表明，摇滚并不是第一种与毒品挂钩的音乐形式，爵士乐就曾经与毒品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不应遮掩的是，摇滚更为公开地与毒品搭上了种种关系。在摇滚领域之中，最先同毒品有关联的是“滚石”等英国乐队，而在嬉皮文化浪潮中，则有更多的美国乐队堕入其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无疑是聚集在旧金山等地，以“迷幻摇滚”或“幻觉摇滚”知名的“感恩而死”、“鸟儿”、“善变使者服务社”、“杰弗逊飞机”等乐队。据说“感恩而死”乐队的名字就来自吸毒之后的灵感，而“杰弗逊飞机”一词本来就可以用来指抽大麻的烟杆。这自然是反摇滚势力求之不得的事，他们一直在等待着这样的机会，以便让摇滚落入万劫不复之地。
１９６６年（当时LSD等毒品还未被宣布为非法），保罗·麦卡特尼在《生活》杂志的一次专访中承认自己曾试过服毒。他说：“那让我大开眼界。我们平时只运用了十分之一的大脑，你想想，要是我们把其余部分都开发出来的话会怎样呢？”这一专访马上引起了反响。《每日邮报》称麦卡特尼为“不负责任的白痴”，麦卡特尼手忙脚乱，恳求记者们手下留情。
其实，在毒品刚开始成为公众话题时，摇滚乐手教唆青少年吸毒的想法就已经被宣传得尽人皆知。１９６７年，尼古拉斯·冯·霍夫曼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文章，称嬉皮士聚集的海特—阿希伯利地区为“新美国教会”，并认为该教会的训旨便是通过渗透、加入传播媒介和娱乐业以宣传毒品。摇滚乐自然成了“毒品音乐”。一部叫《彩衣笛手》的电影更是直接发出警告，认为摇滚乐队是引导青年吸毒的罪魁祸首。但令反摇滚者有些失望的是，一个对这部电影极为赞赏者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整理出来的毒品歌也只有寥寥２８首，还不到每周发行的单曲数量的一半，而且它是从整整四年的歌曲中选出来的。
这种悬殊对比没能改变人们的固有偏见。在某些舆论的鼓吹下，许多国家的政府认为的确存在“摇滚—毒品阴谋”，并对摇滚乐手们加强了戒备之心。１９６７年，贾格尔因随身携带四片安非他命而被逮捕，因为当时在别的国家（如意大利等）这不算非法，但在英国却属违法行为。在此之前，“滚石”因另一成员基思·理查兹与大麻、海洛因有瓜葛而备受指责，贾格尔被捕更是火上浇油。结果他被判入狱三个月（后被保释出狱）。《泰晤士报》也指出，这一判决对初犯者是用刑过重。该报认为，原因在于贾格尔是摇滚明星，“公众意见认为他是罪有应得”。随后，基思·理查兹更是被判了一年徒刑（后也保释出狱）。
不争气的是“滚石”又一名成员布赖恩·琼斯也陷入了毒品旋涡，而且问题更为严重，既被罚款也被判刑（缓期执行）。负责布赖恩一案的法官公开表示了他对摇滚歌星的仇视，他说：“我们已经尽力而为……我们已经大大地灭了‘滚石’的威风。”
１９６８年，列侬和大野洋子也在伦敦卷入了大麻事件。列侬无可奈何地感叹落到了诺曼·皮尔彻手里。列侬认为此人“四处打探而且专门逮歌星……有些歌星是在屋里吸毒，但也有人不吸。他可不管这一套，他见歌星就抓。我就是这样被他抓住的……这是个圈套”。《滚石》杂志认为，此事件使“披头士”在人们心目中不再是摇滚中的乖男孩形象。一年后，乔治·哈里森也落到了皮尔彻探长的手中，也有人说此事件是一圈套。
许多舆论还就所谓“毒品歌词”大做文章。“鸟儿”乐队的《八哩之高》最先被指责为是一首毒品歌（“高”一词常常被指责为与毒品有关。而且从这首歌开始，某些摇滚歌曲被指责为是在服过毒品之后的幻觉中写成的）。由于这一结论是为数千家电台提供节目指导的《加文报道》杂志所下的，所以许多电台都禁播此歌，它很快滑出了排行榜。但“鸟儿”的成员吉米·麦奎恩坚持这首歌所描述的只是发生在伦敦的一场空难。在《加文报道》的毒品歌名单中，还包括鲍勃·迪伦的《雨天丽人》，因为其中有一句歌词“每一个人都会招来石头”，而“石头”是毒品的代名词。《加文报道》的负责人比尔·加文称，“我们认为，这些歌曲含有鼓励和 ／ 或赞同吸大麻或服LSD的内容。我们决不会推荐这些歌在电台播放，不管它们的销路有多好。”但是，像BBC这样极为严格的电台却并没有禁播上述歌曲，这说明加文的标准是很主观的。但BBC却禁播了“披头士”的《生命中的一天》和麦卡特尼的《嗨嗨嗨》。
当“大门”乐队上“沙利文剧场”进行电视表演时，他们提出上《点燃我的火》这首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负责人提出，必须将其中一句歌词“姑娘，我们已经到最高处”里的“高”一词换掉。在排练时，“大门”改掉了该词，但在正式演出直播时，他们还是唱出了原来的“高”一词。节目导演大发雷霆，对“大门”称：“你们这帮东西永远别再想出现在本节目上。”
１９６９年，尼克松政府发起了一场反毒品摇滚的运动。该年１２月，尼克松总统、阿格纽副总统和４０名政府官员汇聚一堂，审查摇滚歌词中的“不良内容”。１９７０年，阿格纽副总统在拉斯维加斯的共和党基金筹措会上发表演说，称摇滚给青年们“洗脑”以使他们开始吸毒。他宣称：“由于我们指出了这一问题，常常有人指责我们搞歌曲审查制。但你们真的听清楚那些歌里唱了些什么吗？‘披头士’有一首歌唱道：‘靠我朋友的一点帮助我才侥幸过关，靠我朋友的一点帮助我才达此高处。’……直到有人向我指出我才知道，所谓‘朋友’，原来就是指毒品。”阿格纽随后鼓励人们抵制那些不负责任的“纵容”行为，多给“正直的”共和党人投票。
阿格纽讲演中最后的号召露了马脚，联邦电讯委员会委员、民主党人尼克拉斯·约翰逊在一次有关摇滚乐的专题讨论会上大骂阿格纽的伪善和政客姿态。他指出，摇滚中有许多歌已经在呼吁人们反对毒品，比如《安非他命安妮》、《推挤者》、《妈妈的小帮手》等。而且他指出，在广告中，隐语比摇滚歌曲要多得多。摇滚歌曲中因某些词同“吸毒”一词的种种说法相近而被指责为宣传吸毒，或被禁，或挨罚，但广告中同样的词却通行无阻，从无人加以指责。约翰逊直言不讳地说，这也许是因为年轻的摇滚乐手们不借钱也不捐款给尼克松。
约翰逊的讥讽并未改变尼克松政府将摇滚作为毒品问题替罪羊的做法。１９７０年１０月，约７０家电台负责人出席了在白宫召开的反滥用药品大会。尼克松在会上表示，希望在反毒品摇滚方面得到他们的帮助。尼克松强调，他无意越俎代庖，教广播业主怎么办节目，但他将“感激”他们的合作。许多名声显赫的官员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位广播公司老板曾在大会上问纽约戒毒中心的一些病员，是否有人是因为受摇滚歌词的影响而开始吸毒，戒毒中心的病人惊讶不已地回答：“在摇滚歌词的影响与成为吸毒者之间似乎没有任何关系。”
但与此同时，一名坚决反摇滚的记者杰列·李却坚持这二者之间有关系。他发表文章说，“我无法证明这种关系。但如果你问我摇滚乐是不是美国青年中这一最严重问题的征兆和原因，我会告诉你，正是如此，摇滚既是征兆又是原因，而且更主要的是引起吸毒的原因。摇滚扩大了日常生活的代价，使它从某种有益的形式变成了消极的、破坏性的、虚无主义的形式。”
少数唱片业人员也开始攻击摇滚与毒品有关联。独立制作人海伦·基恩便称，她知道“迷幻摇滚”迟早会惹麻烦，她说：“是的，唱片公司同摇滚乐队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靠害死孩子们暴富。”
有的家长在自己的孩子染上毒瘾之后也将满腔怨怒发泄在了摇滚身上。阿特·林克莱特便是如此。当他的女儿死于吸毒之后，他在美国国会的一次会议上称列侬为“迷幻社会的头号传教士”。
一些电台更是提出了古怪的标准，纽约一家电台的负责人说，“我们将不播放任何与毒品有关的歌曲，即使是那些被视为反毒品的歌曲我们也不播，因为它们也有美化这个主题的倾向。”
终于，美国“联邦电讯委员会”以官方形式向各电台发出警告，提醒他们有义务不播出那些“美化非法的吸毒行为”的节目。这一警告后来曾被许多人指责，认为它师出无名。
吵吵嚷嚷的“毒品摇滚”闹剧在１９７３年之后便默默无闻了，可以被视为最后一出戏的是由美国参议员詹姆斯·贝克莱主演的。１９７３年夏天，他同另外两人一起进行了一项“毒品歌词”调查，并于当年１１月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报告。其中所提的要求是老一套，即坚持认为摇滚歌曲在宣传毒品，唱片工业应当自我约束，否则政府就应进行干预等等。他的描述倒是从陈词滥调中又发现了新的思路：“摇滚乐赞美吸毒不是用直接的歌词或者暗示进行，而是靠对６０年代末以来大听唱片和云集在摇滚演唱会的以青年为主的听众施加某种影响。”但这种影响究竟怎样实现，贝克莱语焉不详。他要求“采取适当的措施和标准以杜绝这一现象在今后继续存在下去”。但由于当时整个政界都深陷“水门事件”而无力他顾，摇滚暂时进入了安宁时期。
虽然从７０年代中期之后，也还有某些乐队因与吸毒有关联而受到指责，但总的来说，视摇滚乐手为吸毒宣传员的时代已成为过去，反摇滚战士们也找到了别的“把柄”，对此一难以收集详细证据的“课题”不再热心。
其实，视摇滚为毒品宣传员的说法的确与事实不符。少数乐队的确与毒品有关，但就是在吸毒成为时尚的六七十年代，就已经有许多乐队明确反对吸毒，许多被指责的唱片公司也加入了反吸毒的行动。戒毒专家，海特—阿希布地区医院的负责人戴维·Ｅ·史密斯就曾开出过一长串为他发起的反吸毒运动捐款的公司名单，而这些公司经常被指责为“在制造毒品”。尤其是那些被暗示为是吸毒者的歌星，比如詹尼斯·乔普林、弗兰克·扎帕、格雷斯·斯利克等人也分别捐款给反毒运动或发起反毒运动。到八九十年代，几乎每个声名显赫的摇滚歌星都已是坚定的反毒战士，“邦·乔维”发起的“摇滚对抗毒品”计划成果显著，屡屡为人诅咒的“吻”乐队也长期与毒品奋战，连一度沉溺于毒品的大卫·鲍伊和埃里克·克莱普顿也在深刻反思之后加入了反毒行动。如同迈克尔·杰克逊在加入“全美反滥用药品委员会”时所说的那样，音乐已经成了反毒品的最不容忽视的力量。
同毒品问题相类似的指责是同样在六七十年代甚嚣尘上的“摇滚损坏听力”论。摇滚乐大型现场演出的增多使大型扩音器的使用日益普遍，而成年人对摇滚最不满的内容之一也是它的大音量。１９６７年１１月，美国加利福尼亚的一名医生查尔斯·Ｆ·莱博提出，摇滚乐的大音量对人的内耳会造成创伤，因为其音量达到了１１０～１１９分贝。但许多媒介在宣传这一结论时并没注意到，莱博自始至终只测试了两支乐队的排练效果。
１９６８年，另一位医生戴维·利普斯康则用豚鼠来进行实验，说明大音量的摇滚对耳朵会构成损伤。而另一组实验则是对喜欢听摇滚的大学新生进行测试，据说其听力也已受损害。一时间，“摇滚有损听力”的说法沸沸扬扬，闹得满城风雨。
１９６９年，威廉·林特曼和朱迪恩·博勒斯医生进行了一项研究，他们测试了４２名摇滚乐手的听力，这帮人的平均“摇龄”是２.９年，每周平均有１.４小时沉浸在高达１０５分贝的音乐声中。调查结果是，４２人中的４０人听力正常。两位医生宣布，“由于摇滚乐手们比其他人更为经常地暴露于这种音乐之中，可以说如果他们也没有丧失听力的话，其他人更不在话下。”
但更多的人似乎并不愿意接受这一结论。对摇滚向来抱有偏见的人更愿相信它会有损听力。在美国名播遐迩的拉尔夫·纳德尔律师以为这次面临的又是他曾大获全胜的交通安全问题，坚持应当为摇滚制定标准。他向国会要求将超出某一分贝标准的摇滚定为“有害公益”。他坚持“由摇滚造成的听觉损伤对年轻人的听力的确已构成严重威胁……我国也许会出现在２１岁之前就损坏听力的一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