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底，由于不育症专科成绩突出，经石家庄市科委审批，正式成立了河北省首家不孕不育症研究所，我任副所长。我不满足现有的成绩，继续开发新技术，探索新领域。1996年，经过半年多的紧张学习、筹备，我们的实验室终于开展了自己的高新项目：精子体外改善法，通俗讲就是给精子“洗澡”，这种方法是沙里淘金，寻求高质量生命，即对男性不育患者，利用先进技术分离出质量上乘的精子进行夫妇人工受精，可极大地提高受孕率（达50%以上，在全国同行业中较高），这不仅对不育症有较好的治疗作用，而且对优生也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现在，全国各地与我们合作的网点有50多个，我们每年还定期举办两次培训班，收到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应该说，我在石岗医院干得还算不错，自己的价值得到实现，所取得的成果能够得到社会的承认，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就在我干得最起劲的时候，我原来所在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找我，劝我到桃园医院当副院长。理由是怕人才流失，还有我是停薪留职走的，我还算原单位的人，如果我不回去，人家就做开除公职处理了。我寻思了寻思，觉得人还是有个安全的归宿好，在哪儿干不是干，只要舍得卖力气，下功夫，在哪都能干好。想通了以后，今年1月份，我就到现在的单位报到了。
我是知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人。邹院长这个人，可以说能影响我的一生，我所取得的成绩都跟他有直接的关系。我在石岗医院的时候，他在百忙中看过我两次，我在最苦恼的时候，他给过我鼓励，在我忘乎所以的时候，也给过我警示，我毕业这么多年了，一直跟他保持联系。去年我听说他儿子在车祸中丧生，我担心邹院长会挺不住，就想打电话安慰安慰他，可我几次拨通电话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就把电话放下了，我鼓起勇气又拨通了，可刚说了一句：“邹院长，你要节哀啊……”自己就先哭上了。除了替邹院长难过以外，我还替他鸣不平，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人，这样的灾难为什么偏偏降临在好得不能再好的人的头上？
说这话的时候，我发现刘群的眼里已蓄满了泪花，她极力掩饰自己，并强装笑颜，但她还是失败了。
张建奇——革命老区来的免费生，留校当了副院长
冀联医学院每年招生都专门有特殊指标，即为老少边穷地区免费培养乡村医生。1990年，“冀联”给了革命老区河北省阜平县两个指标，阜平县教育局经过反复衡量，把其中一个指标给了在城南庄镇花山当民办教师的张建奇。
1948年3月23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在陕北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经山西省临县双塔（中央后委驻地），晋绥军区所在地兴县蔡家崖、岢岚、神池等地翻越五台山，于4月11日到达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一住就是八十天。其中在敌人轰炸城南庄时，******移居花山村。在花山村，******发出《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的指示，十天后，******由花山村赴西柏坡。如今五十多年过去了，在花山村，凡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都能讲上一段******、******的故事。张建奇的爷爷奶奶曾是******的房东，如今，张建奇的爷爷奶奶都不在了。而那几间土坯房还保留着，供外边来的人参观凭吊，对本村的后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一代又一代的城南庄人都为之骄傲和自豪，这里曾是党中央所在地，******曾在这里住了八十多天，这里留下过伟人和普通老百姓的故事，这里曾和中国的命运密切相关。有了城南庄，才有革命圣地西柏坡，有了西柏坡，才有了********，有了********，才有了新中国。
张建奇接到冀联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之后，父亲一遍又一遍地讲起******和花山村的故事，讲起中国革命是怎样的来之不易，勉励他一定要好好读书，回来好好为父老乡亲们看病。尽管张建奇是免费上学，尽管家里穷得没任何积蓄，父亲还是把家里该卖的东西卖了，该张口的人家都借了，给他凑够了一个学期的生活费。临走的时候，父亲把他送了一程又一程，一再嘱咐他：“孩子，你可得好好学习，你不好好学习对不起毛主席。”
张建奇入学的时候，“冀联”还没盖校舍。当时只招了三个班，他学的是西医大专班。刚一入校，张建奇的第一感受是：学校经济条件这么差，还给部分同学免费，实在是自己没想到的。就因为这，自己没有理由不在学校好好表现。张建奇在家当过教师，年龄也比一般同学大，为此，学校指定他为团总支书记。他利用星期天和节假日，组织团员青年到动物园进行献爱心活动，和同学们一起到街上开展学雷锋做好事、咨询服务等活动，课外活动搞得很丰富，很活跃，受到了学校领导的表扬，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也建立起了他在同学们当中的威信。
毕业前实习，是每个同学走向工作岗位的关键一步，所以，大家都很关注自己的实习环境，都想到一个好医院实习。学校是按分数排，班干部另外加分，谁分数高，谁就到大医院实习。这样一来，张建奇就理所当然地分到了省一院，这是每个同学都巴不得的事，可张建奇却高兴不起来，因为实习要收实习费，越是大医院收费越高，他摸了摸口袋里的钱。七凑八凑还是不够，想打电话跟家里要，电话打到村委会，是父亲接的，父亲问他有什么事，他支支吾吾。他知道这两年家乡连续大旱，粮食歉收，家里根本没有富余的钱，所以，那个“钱”字没说出口，他就把电话放下了。第二天，有人告诉他，免费生只收一半实习费，这是邹本兴出面跟省院协调的。
毕业前，邹本兴把张建奇叫到办公室，问他毕业后打算到哪儿工作，他毫不犹豫地说回花山村，在学校学习三年，他一直没忘记父亲送他时说的话：孩子，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回来好好为父老乡亲看病。没成想，邹院长却说：“学校经过考察和研究，打算把你留校，不知道你有什么想法？”这是张建奇怎么也没想到的，激动之余，他说：“邹院长，我服从您的安排。”
邹本兴把张建奇留校，主要是看他有管理方面的才能。在这之前，“冀联”没有留校生，张建奇留校后先当了一个多月的班主任，后来被提升为总务处副处长，1998年，被任命为副院长。
张建奇说，他有三个没想到：一是没想到自己能免费上大学；二是没想到毕业后能留校；三是没想到能当上副院长。
在“冀联”的领导班子当中，张建奇的年龄比其他院领导差了一大截，最年轻的副院长也是他父亲的同龄人，起初是院领导和普通学生的关系，现在却是平起平坐，他觉得有些不自在。所以，他没把自己当副院长看，而是把老领导们继续当老师、父辈看。比他年龄大的称呼他“副院长”，他赶紧说：“还是叫小张吧，这样听着还舒服些。”学校管理人员少，别看说起来是院长副院长的，但忙起来不管是体力的还是脑力的，什么都得干。张建奇年轻，更得样样干在前头，他分工搞基建、管食堂，都是跑腿的活。“冀联”自1992年盖起了主体工程教学楼，到1999年，一共盖了15座大楼。平均每年将近盖两座楼．这七年是“冀联”基础建设“******”的年代。张建奇当副院长这两年，正赶上“冀联”盖两个研究所和附属医院，他一天到晚打电话、跑建材、找包工头、签合同、做施工计划，有邹本兴这个“抠”院长当家，哪怕买几百元钱的东西，也要货比三家，能省一分是一分，能省一毛是一毛，跑断腿磨破嘴，最终实现邹本兴的一句话“拿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好在“冀联”有了自己雄厚的固定资产，也有了社会影响和经济信誉，银行贷款不再发愁。张建奇办事认真，不怕辛苦，效率也高，把基建任务交给他，邹本兴放心。
“冀联”在校学生有4000多名，比一般国办医学院学生还多，所以，食堂管理也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1998年之前，学校只有一个食堂，一到开饭时间，4000多名学生呼啦啦挤在一个食堂打饭，速度慢，秩序乱，同学们怨声载道。另外，因为食堂是独家经营，没有竞争意识和质量意识，卫生条件差，饭菜质量低，且价格偏高。张建奇把情况向邹本兴作了汇报，并建议通过招标的形式改革食堂，改善学生的就餐环境。这项建议得到邹本兴等院领导的支持，张建奇马不停蹄地召开招标会，由于“冀联”名声在外，前来投标者趋之若鹜，学校食堂化整为零由一个变成了五个。正常经营后，各家食堂都拿出自己的本事展开竞争，有的在饭菜质量上下功夫，有的在就餐环境上下功夫，有的通过降低饭菜价格来吸引学生。到了开饭时间，学生们不再在一家食堂里拥挤，想去哪家就去哪家，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作为最年轻的副院长，张建奇干得很上劲，和邹本兴院长一样，觉得每天精力特别充沛。他会开车，学校里有台小面包，出门办事，或有什么接送人的事，他就顶司机用，不管长途短途，跑起来乐此不疲。前年，已到而立之年的张建奇成了家，爱人是石家庄市的，比他小6岁，去年给他生了个大胖儿子，张建奇乐得很开心。回忆起从免费上大学到留校到当副院长的经历。张建奇说：“对我来说，除了生命是爹妈给的，其他都是‘冀联’给的，所以，我没有任何理由不脚踏实地地为‘冀联’做贡献。”
李舒言——用生命探索颅脑禁区
李舒言是冀联医学院89级毕业生，现任石家庄脑系专科医院脑系科主任。多年来，他在颅脑疾患的治疗与科研领域方面造诣颇深，他先后为2000多名患者解除了疾痛，使550名危重病人获得了新生。
1991年，李舒言被分配到省二院实习。两个月后，科领导便让他独立管理病人，最多时他一人管理35个患者，工作量之大，不是一般实习生所能胜任的，就连河北医科大学的实习生也没有单独管理病人的先例。当时在省二院实习的“冀联”学子和国办高校的实习生形成鲜明对比，前者是在艰苦的学习环境里造就的兢兢业业的白衣战士，后者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所以，在实习中的表现差距很大。“冀联”的学生找活干，抢活干，把实习当做在学校学习的延伸，而国办大学的学生则把心思用在拉关系跑单位上，把实习作为一种应酬。著名心脏内科专家黄希正教授经常在各种会上表扬“冀联”的实习生，并经常向“冀联”的领导老师们反映学生的实习情况，得到表扬最多的就是李舒言。
李舒言勤恳的学习工作态度与优秀的业务水平，得到了院领导和专家的赞赏，实习一结束，他就被脑系专科医院录用，并担任主治医师。1992午3月，医院从山西引进了一套“颅钻”。当时这种“颅钻”只能打开两毫米的颅孔，引流管口径也很细，脑中的淤血抽不出来，风险大，许多危重病例做不成功。面对这个花了大价钱。科技含量并不太高的“颅钻”，脑系科从主任到大夫，都叹气连声，一筹莫展。李舒言把在“冀联”上学三年的笔记重新翻了一遍，又参考有关资料，他向主任提出改造“颅钻”的方案，主任没小看这位民办大学的高才生，同意他进行改造。在科里其他同志的帮助下，他首先把“颅钻”直径由2毫米扩大为4毫米，然后又制作了引流管、探针，通过CT定位后，选准血肿的中心点和血管走行少的“盲区”，用“颅钻”开孔后，下探针刺探脑硬膜，穿过“盲区”，直达血肿中心，再下引流管，把“尿激酶”注入淤块，把淤血溶开，然后顺利抽出。这一改造与发明，使全科人员很兴奋，也给患者带来了福音，但李舒言并没盲目乐观，而是继续他的发明创造。研究到最后，他可以把针下到脑室、第三脑室，甚至下至历来属于禁区的小脑。使开颅手术极大地降低了致残率，手术成功率非常高，而且手术功能恢复快，治愈率达90%以上。李舒言还经常应邀到贫困县区为农民患者服务，在赞皇县、栾城县、大名县、灵寿县做了200多例，成功率为100%，当地群众对他千恩万谢。
李舒言认为，颅脑系病人重点在于急救，要尽量缩短从入院到手术的时间，这中间的一分一秒都关系到患者的生死存亡，而急救也最能体现一个医生的技术水平和基本功。对手术后病人的康复，他主张采取中西医结合的治疗原则，配合中药、针灸、按摩等手段，使病人从整体上得到调整，加快大脑及各部分功能的恢复，通过临床实践取得了满意的效果。李舒言还认为，作为一名脑系内科医生，在具备了良好的诊断学、生化学等基础知识的前提下，更要博采众长，融会贯通，从临床实践升华到理论的高度，最后要总结出一套自己的方式方法。
谈起母校冀联医学院，李舒言总是感慨万千，他说：“说实话，我没想要成名成家，我只是向世人证明，成才与否，并不在于你是毕业于国办大学还是民办大学，关键是你在学校是不是学到了真本事。自古英雄不问出身，你的本事得到了承认，也是对你的母校、你的老师最大的褒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