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是温柔的，平静的，从未听到他大声地张扬。但他内心却崇尚有力量的东西，而不是丝弦管乐、红粉脂尘那些软绵绵的东西，所以他在正值名声的盛期，毅然远离了热闹的巴黎社交界，独自躲到郊外，过他农民式日子。我很理解当时的卢梭。这事本身，使他成为追求力量的一个勇敢的人。
海明威创造了一系列硬汉形象，因而使他本人也挂上了一种力量的牌证。海明威毕竟是幸运的，尽管他也有过曲折的经历，但他一生都是在花天酒地中度过的——他一边享受着女人，一边享受着文学，这一点，妨碍了我们对他硬汉形象的欣赏。他的硬汉人物，让人感到突兀、尖冷，虽惊心动魄，却不会让人感动。他的人物是优裕的人对力量的一种图解，或多或少有一种概念化的成分在。所以，伟大的海明威，其实是很造作的。
因此，读海明威之于我一直是在生活过于平淡过于沉闷时，在他的“硬汉”群中找一些刺激，并不真当作那么一回子事。而读卢梭的《漫步遐想录》，却每读一次，心灵都要经一次泪的浸洗。因为写这部著作的时候，卢校正是一个弱者，一个被迫害者。他是在孤独与苦闷中向内心倾诉微音，是在黑暗与绝望中为生存掘一丝光亮。他没有像一般被迫害者一样，自行死掉，而是坚韧地活下来了。一部《漫步遐想录》，让人真切地体会到了人类对于苦难的承受程度，同时让人坚信，人是柔弱的，更是坚韧的，是有力量在苦难中生存下去的。
于是，卢梭虽未塑造硬汉形象，他却是力量本身。
“艺术为奴役者兴建宫殿时，人们是信任它的。人们以为它在分担共同的见解，而在日后又分担共同的命运。”（帕斯捷尔纳克《安全保护证》）。所以，笔者对卢梭和海明威的认识，并不是一种个人的牵性的感情的偏颇。正是因为人类有着共同的命运，对命运的态度，卢梭更可信而已。
“人生本来就是被击败的，你可以毁灭他的肉体，却无法击败他。”这出自享乐的海明威，而不是苦难的卢梭，让人觉得是一件遗憾的事情。
二
坦然地说，文人的力量，主要表现在他的创作生活。换言之，文人与常人的不同，在于他想象空间的广阔，意象世界的绚丽；其作品，是那个世界的瞬间捕捉，是其外在表征。
帕斯捷尔纳克詈难，在于《日瓦戈医生》的意象世界对当时当地的生活产生了反拨，所以，他说：“天才作家的下意识领域是无法度量的。”（《安全保护证》）他自己对自己的“下意识领域”亦即那个想象世界都无法度量，社会的尺度就更显得不知所措，便只有禁止。勃留索夫饱尝了他诗歌意象给一己心灵的甘美浸润之后，情不自禁地感叹；“在无拘无束的幻想中诞生的意念有时真会令人震慑的。”（《勃留索夫日记钞》）他于是抓了幻想的触须，把自己造就成俄国象征派诗歌的领袖，成为俄国的历史人物。
于是，文人的成功，得益于“想象的世界”，是文人们的共识。
然而，命运不会因此对文人特别青眼，给文人一个强有力的想象世界，却往往让文人在现世生活中软弱无力。这是已无须例证的事。我们可以这么想，一个人的生活世界可能是个定数，富此便贪彼，“占尽人间春色”的努力，几近于徒劳。
这其实没什么可悲哀处，伟大的文人，正是敢于直面这个现实，才接近了永恒——福克纳避开北方繁华的诱惑，在南方的故乡，一边经营自己的农场，一边苦心经营“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没有这套世系小说，福克纳不过是个乡巴佬。
《麦田的守望者》畅销后，塞林格马上过起了隐居生活，他幽居的日子愈久人们探知他想象世界的欲望就愈强烈，他的名声因此而大噪。
索尔仁尼琴遭放逐之后，索性在美国的卡文迪什小镇上营造一间小木屋；过简朴的生活，一心一意创作《红色车轮》。这部著作比托尔斯泰的巨著《战争与和平》还要长二倍，因这部著作的支撑，75岁的索氏比青年人活得还要年轻。
可以这么说，节制自己的现世欲望，纵情于孤独的想象生活，是文人的立足点，是文人的自尊。
顾城的悲剧，便在于他未曾觉醒于这种自尊。
他的诗的童话世界是美丽的、纯洁的，因而纯洁了多少颗已被污染尚被污染的灵魂。“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我们没有理由不被打动，这样的意象太具有穿透力。所以他的死不在于他的“女儿国”梦想及梦想的破灭；因为他不仅有梦想，还有极强的占有欲。占有欲是世俗生活中最强烈的一种欲望；而一个连生活都不能自理的世俗的低能儿，却怀有这么强烈的世俗欲望，不发生悲剧才是怪事！
由是，文人发于想象（精神），而止于想象（精神），乃大觉悟也。
还可以说——
文人的生活是一种节制的生活，也是一种苦难的生活，这之于他的肉体；
苦其肉而悦其灵，而灵内像昼与夜，本是一体，却常分离；所以，做一个文人，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9.作家话题
商品社会金钱的追逐，自然会把人引向物质的一面；谈论精神便显得很奢侈，且受“俗媚”的挤压。但精神是不会走向绝望的，因为精神涵盖着人的良心、德行、爱和品格。这些都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作为物种特征的存在。人种若不走向灭亡，精神就不会沦为虚无，不过是精神价值的显现在社会之上的消长变化而已。
作家，便也不会被商人、官人等世俗的社会势力排挤掉。这里的世俗，并非贬意，系一个中性词，指人群的“趋势”，大众的现时取向。因为作家是精神的继承者、提炼者和创造者，是人类精神的缩影，代表着社会的良心、德行、爱和品格。
由于作家的存在，社会舞台之上便不乏精神的闪光。社会不会彻底陷入黑暗与蒙昧，历史会不断进步，社会的“善性含量”会越来越多。作家，便总有自己的位置和作为。
所以，作家没有必要担心自己位置的丢失。应该担心的是，在精神的家园中，作家的信念是否坚定，是否具有大眼界、大气魄、大才具和大德行。对于人，所谓高贵，便是对自己的社会角色有理性的确知，且努力扮好自己的角色，使自己的角色光彩照人。市井之上，不是在嘲笑理想和崇高么？作家便要以对人文精神终极关怀的姿态，高扬理想和崇高，给人的灵魂以有力的反拨，让人们有同情心，有功德心，有羞耻感，有高尚情怀。市井之人，不是正在沉溺于现世的享乐么？作家便要为其打开一些远望的视角，给麻木的人心敲几下重锤，让人们关注一下生命的本质意义，并以宇宙意识、地球意识审视人类生活的历史、现在与未来。
如是，便显现出作家的高贵所在。
作家的这些“使命”，便要求作家必须努力把自己造就成一个人格卓越、眼界高拔、气质高华、悲天悯人的人。作家每一根血脉之中，都应该有追求的细胞，这种追求远离一般人向往的名、利、权、欲，它完全超越个人之上，那是整个人类命运在他生命中的回响与激荡。
这是不好达到的一个境界，但是，如果我们已经选择了作家这一人生走向，我们就必须努力达到这个境界，否则，便沦为“文学的行乞者”。作“文学的行乞者”是一种大难堪：因为俗恶的人群一直在寻隙向“精神超拔者”泼去阴晦的污水，黯淡其光泽，使他们从“超凡”堕入“庸凡”，湮没于“众”的生活层面，为自己制造业已失落的心理平衡，作为“文学的行乞者”，便更无力与世俗的力量抗衡；不仅很快便被同化，还要遭到更残酷的戏弄与羞辱；文学不但作不了救命稻草，反而不得不去过一种“近不得高贵，远不得俗媚”的异化生活。其后果，既失去了个人的幸福，又给精神家园的艰苦创业者拆了“烂污”。此等情形，不堪回味。
于是，我们的作家要强化内在的质素，在一些基本方面，长期地保持一种高度的自省——
其一，要有坚定的“文学自信”。
时下，市井上最大的瘟疫，便是时尚与流行。一部分文人便也在时尚与流行的冲击下，为了使自己不被遗忘，“随行就市”，匆匆忙忙，将自己支离破碎得若找不到家门的“行乞者”——你“性焦渴”么？我便给你写赤裸裸的性张扬；你“发烧”、“追星”么？我便为你搜拾明星秘闻……城市的瘟疫，使他们学会了用鼻子思考与输出，用自己本身也染着的病灶，吞噬所剩不多的“善性”，让躁动的更躁动，让低劣的更低劣。可怜的作家啊！但亦有傲然不“人流”者，面对时尚的挤压，不仅安享于“纯洁的精神”，而以更高贵的情怀，在寂寞之中作更纯粹的人文精神的追求如张承志，如韩少功等等。这是作家的希望与代表，我们应该深深地向他们致敬，但更要培养自己的“贵族精神”；无论时尚如何变换，如何无信仰，如何躁动与迷乱，我们都要珍爱自己的心灵，以自己的思想和只眼“领会”眼前的世界，以不断的创造来征服迎面而来的苦难，以永远的乐观应付无情的现实；不要乞求别人对自己的理解与抚慰，而要在孤独的前行中不断地把关怀与抚慰献给历史与人类。要有这个大气度。说到底，便是作家的文学自信。文学自信，是作家的盾牌与长枪，一以生存，一以发展，万万不可失却。
其二，要自觉地清除内心的“小农意识”。
当代中国文学浸染着很浓的“小农意识”，是毋庸置疑的。“小农意识”从根本上制约着文学品位的提高和与市场体制的融合，更制约着文学的走向世界。毛志成先生的大著《小农意识——中国文学的染色体》（载《雨花》1995年2月号），就“小农意识”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制约，论之透彻，论之淋漓，可堪品味（遗憾的是，文学界对之竟反应淡漠）。“小农意识”，使作家写作功利化、俗媚化；使作家眼界偏低，思维封闭，文学探索趋伪。这种“伪变”，其表现，作品貌似写改革，实际上是勾画小农心目中的“美景佳境”；貌似写全新的爱情，其实是对“妻妾文化”的暗自垂涎；所谓“新移民文学”，实质上是“衣锦还乡”小家心理的现代版……这是个非常值得作家们自省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的一些作家就那么轻易地向时尚投降呢？急功近利是“小农意识”最本质的特征之一；
为什么我们的作品土、俗、浅，文化含量那么低呢？反文化性亦是“小农意识”最本质的特征之一；
为什么我们的作家与作品那么地缺少个性与风骨呢？对钱权显阔的攀附又是“小农意识”最本质的特征之一；
可以说，“小农意识”存在于每一位中国作家，是作家“思想进化”的一条尾巴，不是有无，只有长短。于是，作家对“小农意识”的自省，便有着极其重要的文学意义。
其三，要走出俗恶的“自我哀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