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大管总务基建的领导换来换去，总是缺位，吃喝拉撒睡全靠着邱贤道。江隆基为此上下奔走，终于从兰州军区转业来一位1955年授衔少将的副校长甄华，行政9级，与江隆基、林迪生组成“三驾马车”，人称“679部队”（6级、7级、9级）。甄华少将在部队是专管军需的老干部，工作雷厉风行，从不拖拉。之后，以图书馆为中心，全面开始了校园规划建设。图书馆北侧新建生物系大楼动工开建，与化学楼毗邻；东侧是新建的足球场与游泳池；南侧是规划中的新文科楼；西侧与老文科楼之间除十多个篮球排球场外，还有一片很大的空地，困难时期种粮种菜，生活好转后搞绿化。甄华副校长别出心裁地堆了一座假山，要搞个南方的小桥流水。假山堆起来了，小桥流水八字没见一撇，就遭一片反对声。兰州本来就夹在两山之间，就这么点地皮，你还要把山里的石头往学校搬，有什么好？甄华是个爽快人，好，接受大家的批评，咱不搞假山了搞花圃，兰州的山头光秃秃，咱兰大的校园里多种些树木花草，美化美化，总可以吧。于是他主持将一大片空地隔成一畦一畦的花圃，周围栽杨柳，中间三季有花。到了冬天，灵机一动，花圃又改作溜冰场，每班发五双冰鞋，年轻人，溜去吧！摔打去吧！
1964年下半年，文科三系的高年级学生和部分教工按国家规定要参加一期“四清”运动，地点在河西走廊祁连山下的民乐县。前期去联系的同志回来汇报说，那里天寒地冻，风沙迷漫，生活非常艰苦。困难时期牲口被宰杀殆尽，农民至今吃不饱肚子，主要吃青稞和土豆，肚子胀得受不了。就这条件，还要求二百多师生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称作“三同”），校领导们犯了愁，江隆基说文科学生多数是农村来的，衣服被褥都很单薄，担心冻出病来。甄华痛快表态，这个问题他解决。他离开学校不知到哪里转悠了一圈，回来说有了，从部队物资里解决。每人羊皮军大衣一件，大头帽一顶，方头毛皮鞋一双，就电影里看到的边防军穿戴的那套行装，而且是免费提供，分文不收。校领导们大喜过望，送行时江隆基亲自登上车厢，与师生一一握手，吩咐注意身体。师生们回答感谢江校长，他却说：“应当感谢的是甄校长，是他给大家弄来的军需品。”这套军装成了那批学生的珍藏品、纪念品，有的拿回家孝敬爷爷父亲，有的一直锁在箱子里。
（四）学术空气空前浓厚
学术交流是高等学校提升学术水平和教育质量的有效手段，国际国内，凡有名望的大学都非常重视。继谈家桢之后，兰大的学术讲座再没间断过。江隆基利用他在学界联系广泛的优势，将从北大、复旦、南开、南京等著名高校邀请对口专业的专家教授来兰大讲学常规化。除前文提到的北大中文系的著名教授外，仅1963年，就邀请来蒋明谦、王乃梁、骆耕模、马长寿等九名专家学者。那几年，每隔十天半月，校园的布告栏里就会出现某大学某教授来讲学的喜讯，连演讲题目也写上，专业教师必须听，学生自由选择听。学校规定，每周六下午为全校统一的学术活动时间，建立“每月一讲”报告制度，举行一年一度的全校性科学讨论会，各系也定期组织学术报告会。学报自然科学版每年出四期，社会科学版每年出二期。
学术交流重在“交流”，以利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北大复旦的教授请进来，兰大的也要走出去。强势专业的化学、物理、生物各系自不待说，一些相对薄弱的专业也要争取各种机会走出去，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数学学会要在上海召开年会，给兰大发了邀请函。崔乃夫请示江隆基，决定派数学力学系系主任赵继游教授出席，就讲兰大数学系的五年发展规划。赵继游精心准备了个稿子，江隆基亲自动笔修改，删掉一些空话，就剩干货。拿到会上，别人的发言最少也是十多分钟，唯独赵继游的只讲了五分钟，没想到就这五分钟赢得的掌声要比十分钟的热烈；更没想到的是华罗庚先生当场表态，“甘肃来的这位老师讲得很好”。会议结束进行总结时，数学学会的会长又说：“兰大的发言华老讲过了，很好，我没有好补充的。”就因赵继游教授五分钟的精彩发言，兰大争取到八种数学教材的编写任务。
孙敬之是著名的经济地理学家，北大教授，年过半百主动要求支援兰大，出任地质地理系主任。和他住同一单元的一位留校助教曾问他，你年事已高，为什么还要离开北大来兰大？他回答得很简单很果断：“这里的学术空气好。我愿意和江校长一起共事。”他到校不久，就参加了南水北调的前期调研论证工作。
（五）科学研究成绩喜人
关于科学研究，江隆基在贯彻高教60条“实施细则”中就选题方向、任务进度、梯队组成、成果鉴定、后勤保障、时间安排等共提出八条，其中第四条全文如下：
在科学研究工作中要努力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无论是学术观点或治学方法，都要提倡各抒己见，各展其长，自由探讨，自由争论，决不允许以行政命令的方法去处理学术问题，更不允许乱贴标签，乱扣帽子，乱抓辫子，乱打棍子。
显然，这是他对在北大亲自领导的几场学术批判运动和鸣放“反右”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也表达了他一贯的学术思想和教育思想；即使在学术思想空前活跃的当今，仍具有高瞻远瞩的意义。须知当时“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已经响亮地提出来了，稍后开展的对《早春二月》等几部电影的批判，就已经拿“阶级斗争”的“标签”“乱贴，乱扣，乱抓，乱打”了。江隆基敏锐地抓住“高教60条”的机遇，将他的一个重要思想固化在文件里，成为治学之策。
他在多次讲话和报告中反复强调，高等院校“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在于提高教师的学术水平，而科学研究则是提高师资水平的根本途径”。学校每年都要召开一次科学讨论会，提交科学论文，总结科研成果，明确今后方向，一般由崔乃夫教务长作总结报告。在1961年科学讨论会上，地质地理系的李吉钧等几个青年教师提交了一篇《我国现代冰川研究的现状与问题》，针对此文的讨论热烈，争论激烈。就在这种讨论与争论中，逐渐形成了兰州大学在现代冰川学的研究优势，先后培养出两名该学科的中科院院士。李吉钧是留校任教的研究生，长期在西部高山高原地区进行现代冰川、第四纪古冰川、黄河起源、长江起源等重大课题的研究，特别是对青藏高原的隆起及其对中国环境产生的巨大影响的研究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曾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中科院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等多项重大奖项。另一位是稍后毕业的秦大河，在中科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工作时参加南极科学考察，与美、英、俄、日等国家的科学家一起驾雪橇横穿南极，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历经千难万险，完成了南极考察的壮举，成为中国横穿南极第一人，回来后受到时任国家主席******的亲切接见，当选为中科院院士，后任国家气象局局长。
1963年教育部召开自然科学研究工作会议和研究生工作会议，为支持兰大的科学研究，划拨科研经费四十八点三万元，是前一年六点三万元的七点七倍，分配专职科研编制三十名，这在兰大历史上是破天荒的。会后学校责成崔乃夫带领几个干部组成调查组，对全校理科各系各专业的师资队伍和科研实力进行了摸底排队，在此基础上从理科二十七个专业中遴选出十七个专业进行重点建设，并制订了《兰州大学十年（1963—1972）自然科学研究事业发展规划》。有这些指导思想和具体措施做基础，兰大的科学研究工作从零敲碎打、各自为战转化为重点突出、全面推进的良性循环轨道。
化学系由于人才辈出，仍然独领风骚。
用“化学狂人”来形容三十出头的年轻教师黄文魁一点也不为过。前文已写到，他二十出头本科毕业时就因研发出氯霉素的关键性中间材料而获得上海市劳动模范的称号，《解放日报》称他的方法“比美国方法所用原料便宜一半”。《大公报》评论说“这一试验的成功，在反封锁斗争中更增添了一份力量”。他自己也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时代的科学工作者是幸福的”。来兰大后他与导师朱子清一起从事生物碱研究，该项目获得1956年的全国自然科学三等奖。这个出身贫苦农民家庭的年轻学者在科学道路上是个永不知疲倦的人，也不因已经取得的成就而沾沾自喜，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外界发生的一切如“鸣放”、“反右”、“拔白旗”什么的似乎都与他没有关系。他的兴趣全在实验室，好在有导师朱子清为他遮风挡雨，使他得以一枝独秀，脱颖而出。就在生物碱取得重要成果的同时，他又率先在国内开展碘杂环化合物的研究，并于1956年首次成功地利用硫酸亚碘酰合环法合成了碘杂环化合物，随后又开始了系统的研究。兰大《自然科学十年发展规划》中将其列为重点项目予以支持，享受“吃肉”待遇，到1966年“****”前夕，已经合成了四十六种含有不同取代基的碘杂环化合物，约占同期国际上合成碘杂环化合物总数的一半，并发现了它们的一些奇特性质。这一成果当年被国外学术期刊在论文中的综述引用，得到国际权威的认可。
科学靠发现。发现靠灵感。灵感不是诗人的专利。所以科学泰斗钱学森提倡科学家要培养灵感思维，主张把逻辑思维、形象思维、灵感思维并列为三大思维形式。黄文魁在协助朱子清完成川贝母生物碱研究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敏锐地发现了我国特有的树种三尖杉含有微量的酯类生物碱，并亲手合成了首例脱氧三尖杉酯碱，后来又合成了四种，共五种，其中四种为世界首创。在合成实验过程中他还发现，五种三尖杉酯碱都具有抗癌活性。这一发现使他欣喜不已，随即正式提出抗癌药物研究的科研课题。
癌症当时在国人心目中是个既陌生又恐怖的名词，谈癌色变。医疗界束手无策，医药界拿不出有效的药物；医疗和医药都处在探索阶段。这一课题的提出，让江隆基预感到兰大走在全国前列的美好前景，决定由崔乃夫、聂大江、刘有成负责论证立项。无独有偶，恰在此时另一位年轻学者陈耀祖在这一领域也有所建树，他在“****摘帽”后不再沉默寡言，而是信心倍增，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教学和科研。他运用波谱分析技术结合化学反应分析了西北地区几十种药用植物的化学成分，其中发现了六种新的结构骨架。在此基础上，他还创立了抗癌药物自旋标记分析法，为此类药物提供了一种新的灵敏易行的分析手段。大家都同意组成一个攻关团队协同作战，共同攻下这一堡垒。团队的人员搭配、职称结构、年龄结构都必须合理。黄文魁刚评上讲师，陈耀祖是副教授，还要有个资深教授领衔，再配几个助教和实验员，就可组成一个学术梯队。崔乃夫还是老说法，“要找个会下蛋的母鸡教授，才能孵化出一窝小鸡”。他提出同是有机化学的刘有成教授担当此任，刘坚辞不受，说自己的自由基化学研究也是重点项目，还有系主任的行政工作，忙不开。他推举德高望重的朱子清教授，讲了许多有利条件，大家都同意。
课题组成立后江隆基应邀出席了一次会议，语重心长地讲了许多鼓励的话，特别劝勉老中青一起共事，一定要相互尊重，取长补短，相互协作，共同攻关。他很希望能在“科研规划”十周年也就是1972年时看到具体的成果。
但是非常遗憾，江隆基没有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