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人固定地穿行于实验室、图书馆、教室和寓所的狭小书房之间。偶尔，他们也会从事一个短暂的旅行，聚集到某一个拥有幻灯投影设备的学术会议厅。因为缺少户外运动，这些人面容苍白，体质孱弱，百分之八十戴上了眼镜，并且患有失眠和神经衰弱症。他们是知识分子。
我们知识分子如何如何——其中某些人喜欢如此表白。
“知识分子”，这个称谓之中混合了自豪和自恋。物理学教授、建筑工程师或者历史学家，这些称呼之中少了某种特殊意味。“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这是知识分子独有的历史分量。中国社会科学院提供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将这些人指定为“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然而，不会有多少人接受这个拗口的名称。专业技术不能说明一切。他们还是愿意说，我们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仅仅是一批学有专长的匠人。
有关“知识分子”的几个问题悬而未决：
“知识分子”是一个阶级吗？算了吧，他们的财产仅仅是一张油漆斑驳的书桌，一支老式的派克钢笔。脑子里多装的那几本书顶多认定为无形资产罢了。斗转星移，人们终于承认读书或者写作也是一种生产，允许知识分子加入工人阶级。多年的苦难终于换来了安身立命的护身符。然而，历史正在蜕皮。知识经济的时代终于现身江湖。这时，生产资料不一定是吼声震耳的火车头，不一定是隐埋于深山之中的煤矿，更不是水牛和铧犁。时髦的生产资料恰恰是知识。这句老话具有崭新的历史含义——“书中自有黄金屋”。知识开始被视为某种文化资本。如同货币资本一样，知识的巧妙运作可以产生巨大的利润。不少企业之中，管理权和决策权很大程度地转移到知识分子手中。“文化资本家”的概念正式露面——另一个玩笑式的名称是“知本家”。于是，某些理论家试图证明一个意味深长的结论：知识分子——一个新的阶级浮出了水面。
“知识分子”仅仅是一些专业人士吗？现代社会的许多专业知识是自律的。专业主义是许多知识分子的基本姿态。扎实的专业训练是值得炫耀的经历。知识分子不是夸夸其谈的政客，也不是无所事事的食利阶层。他们是一批学有专长、甚至身怀绝技的人。可是，知识分子有没有理由说，我是工程师，我是数学家，我们专业人士不关心社会政治？真正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保持一种社会关怀。大哲学家萨特走上街头发放传单，身患白血病的文学教授萨义德依然关注巴勒斯坦解放运动。这时，人们当然要问，知识分子的高尚情怀来自何处？于是——
“知识分子”是一个道德群体吗？似乎形成了一种舆论：知识分子必须是社会良知的代表。伏尔泰说过，知识分子必须是公众“意识的指引”。独立，骨气，批判精神，使命感，宽容，民主，自由思想，许多褒义词塑造了知识分子高大的道德形象。或许是普罗米修斯，或许是堂·吉诃德。可是，大多数知识分子并没有抽出时间研修道德课程。我宁可相信，知识分子的道德形象是职业人格的扩大。实验室的工作程序、一段史料的考订或者某一个理论观点的论证都不允许臆断、夸大甚至虚构。学术训练也是一种道德训练。他们的话语方式也是他们的行为方式。如果书房或者实验室里形成的良好道德品质延伸到公共事务之上，知识分子就会赢得公众的信任。
“知识分子”的社会标记是什么？“知识分子”就是一批有职称的人。可是，我们对于现有的职称评审体系信任到什么程度？多少职称评定会议成为诬陷、诽谤、谣言和笑话的策源地？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哀兵之计，传诵一些竞争对手的风言风语，搞到一摞子千奇百怪的证明，如此等等。当然，如何投票是一门高深莫测的学问：票箱常常如同伟大的魔术师那样将鸭子变成了白兔。一个评委起劲地为另一个申请者评功摆好，慷慨激昂，唾沫四溅；另外几个评委点头称是，同声附议；然而，打开票箱之后竟然是零票——那一刻的哄笑的确摧毁了许多曾经不言而喻的原则。尽管如此，又有多少人心甘情愿地承认，没有职称的人也算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有什么资格谈论他们专业之外的问题？外交，生态保护，文物，失业救济，城市规划，歌剧院的设计，飞机票价格，婚姻家庭，什么事情他们都想插一嘴，有时还别出心裁地递交请愿书，征集签名。他们自认为特别有思想，时常考虑终极价值问题，并且擅长分析，不受种种表面现象的迷惑。当然，还有另一个原因——知识分子多半是一些能言善辩的人。的确，知识分子的本领就是使用巧妙的辞令制造重大历史事件。他们的遣词造句甚至比轰隆隆的大炮更有效。可是，这能保证他们的正确吗？哗众取宠和虚荣心会不会在某些时候变成了骚乱之源？
……
喂，能否不要用如此标准的理论语言描述知识分子？请记住，我们是中国知识分子。我们的工资不是用美元或者英镑结算。许多教授和博士们还住在歪歪斜斜的筒子楼里。很抱歉，我们不得不考虑许多日常琐事，例如儿子的学费，老父亲的哮喘病以及实验室大楼水电工的脸色。我们的确也想成为社会的良知乃至栋梁，但这很可能是一种自作多情的神圣。谁真的把我们当回事吗？知识分子曾经是历史上的一个笑柄。批判，嘲笑，挫折。元气大伤。那些巴掌上结了老茧、脚上有牛屎的劳动人民多么茁壮，他们仿佛一下子就把那些瘦骨伶仃的知识分子脖子扭断。许多有了一把年纪的知识分子似乎吓破了胆。他们眼神游移，支支吾吾，随时端出一副讨好人的笑容，随时打算就立场问题做出表态。谁都清楚他们是好人——然而这真是一些叫人不耐烦的好人。如果用两个字概括这一批人的性格，那就是——“猥琐”。我们隐约记得，五四运动之后冒出了一批相当有个性的知识分子。陈独秀，蔡元培，胡适，傅斯年，鲁迅，林语堂，吴宓，周作人，闻一多，徐志摩，朱自清，张爱玲……人品和学识暂且不论，至少他们个个特立独行，都算得上一个人物。五十年代之后，知识分子的基本形象就是苦着一张脸反反复复地检讨。乔姆斯基，萨特，福柯这些我行我素的家伙只能在另一些遥远的国度上演他们的传奇。
百无一用是书生——这不仅是一声愤懑的感叹，同时是一句尖利的嘲笑。其实，这种嘲笑始终活跃在知识分子周围。农夫在田野里面割稻子，技工在冲床之前制作零件，那些迂呆的知识分子只晓得念念有词地背诵一些深奥的词句。所谓的思想可以兑现为多少产值呢？腐儒。空谈误国。别用一册一册厚厚的图书吓唬老百姓。哪里还有比读书更轻松的事情？四十年代，革命领袖******就不无轻蔑地揶揄过书生：书又不会走路，翻开或者合上都悉听尊便；读书比厨师杀猪容易得多；猪不是还要跑、还要叫么？那些名重一时的教授甚至笨拙到了不知道如何开口骂人。一个作家记录了一个笑话：五十年代，某教授无意冲撞了一个工人。工人站在街上大荤大素地骂了一番，可怜的教授只能发抖地指着工人：你，你是结核菌——大约那时的结核病还是难以治愈的顽症。另一个寓言之中，实用哲学的嘲弄更为优雅一些。一个饱学之士乘舟渡河。他洋洋自得地问渔夫，你会欣赏音乐吗？渔夫摇头。饱学之士一声叹息：呵，你失去了四分之一的生命。又问：你会欣赏绘画吗？渔夫摇头。呵，你又失去了四分之一的生命。再问：你会欣赏文学吗？渔夫仍然摇头。呵，你的另外四分之一生命又消失了。顷刻之间，风浪大作，渔夫问：你会游泳吗？饱学之士惊慌地摇头。渔夫兴高采烈地叫起来：呵，你要失去全部的生命！
D教授是一个热爱思索的知识分子。
早晨刚刚睁开眼睛，D教授就开始思索知识分子问题。还没有想出一个所以然，一泡尿憋不住了。他不得不从温暖的床上跳起来冲入厕所。哗哗的撒尿声中，他悲哀地察觉到一个事实：知识分子并没有多少异于常人禀赋。再伟大的思想家不是也得撒尿吗？
为什么一定要思索呢？D教授觉得自己简直是一个顽固地钻牛角尖的家伙。天地玄黄，洪荒宇宙，什么事都想找到一个道理，这种人肯定被自己折磨死。这不是知识分子的聪明，而是知识分子的愚蠢。自作聪明的人往往忍不住发言的欲望。祸从口出，这就是一系列悲剧的起源。知识分子为什么就是改不了这副脾气呢？几千年的时间还是没有读懂《庄子》吗？
D教授突然想到了一个定义——知识分子是一批对于真理感兴趣的人。知识分子可以看电视肥皂剧，阅读侦探小说，可以打电子游戏机，吃麦当劳快餐或者热衷于买彩票，甚至因为稿费的拖欠与杂志编辑翻脸——但是，无论如何，知识分子必须对真理感兴趣，即使撞得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
一个偶然的原因，D教授曾经混入一批小官员组织起来的饭局。D教授意外地发现，这些围绕着酒桌的小官员表现了非凡的智慧和机敏。推杯换盏之间，他们彼此斗酒，调笑挖苦，转述种种“荤段子”，纵论高层人事变动，个个巧舌如簧，口若悬河。他们对于各种勾心斗角和权术伎俩的洞察力令人惊叹。当然，他们不时转过身来“教授”、“教授”地叫着，敬酒的时候透露出十二分敬意。可是，D教授觉得自己的口才和社会见识远不如他们。酒桌之上的D教授木讷笨拙，丝毫显示不出课堂上的激情和风姿。临近终席，D教授忍不住惋惜地问身边的一个年轻的小官员：为什么不从事学术研究呢？他肯定比D教授周围的大部分研究生更聪明。这个小官员耸起眉毛爽朗地哈哈大笑。他拍拍自己的脑袋解嘲地说——这玩意儿不好用呀。
D教授纳闷了许久。现在他明白了：真实的原因是——这些真正的聪明人对于真理不感兴趣。他们决不肯因为思想殿堂上的真理而牺牲手边利益——哪怕仅仅是耗费心思。
大学是一个奇怪的空间。大部分知识分子如同蚂蚁似的聚居在这里。大学的围墙和大门通常是象征性的。某些大学根本就没有围墙和大门，而是东一幢楼、西一幢楼地散落在整个城市之中。身穿运动服和牛仔裤的大学生络绎不绝地来来往往。科系，班级，教室，某一个教授的课程，当然还有考试——他们是被某种思想向心力、某种知识场域组织起来的。大学的建筑物背后隐藏了一座思想的城堡。曲径通幽。
大学之中真正的领袖人物并非校长，而是那几个轻易不露面的著名教授。当然，别把他们想象得如同电影明星。那几个教授多半身材矮小，头发斑白，步履蹒跚，其中一个还时刻戴着助听器。这几个老教授多半穿一身皱巴巴的老式中山装。他们偶尔也会到教室讲一堂课，言辞平淡得很。想不出他们当年如何在剑桥、哈佛或者麻省理工学院锋芒毕露。大学里许多新生都有机会听到这几个教授的一些难以置信的轶事。某一个教授可以倒背一整部经典，某一个教授依靠自学而精通四门外语，还有一个教授曾经用一种独特的简单方式证明了一个举世闻名的数学定理，如此等等。因为一代又一代学生神情崇敬的传颂，这些无可稽考的轶事竟然成了另一种版本的大学校史。这些教授的天才吓住了人们，以至于无人胆敢提出这种傻问题——这些知识又有什么用处？没听说“本体”、“绝对理念”这些概念或者“E＝mc2”表明了什么，不清楚宇宙的起源或者世界上究竟有多少种蝴蝶，人们不是照常安居乐业？
大学具有一种知识至上的传统。大学只管知识的生产和囤积，知识的使用是另一批人的事情。现今，工业化组织和信息技术有效地扩大了知识生产的规模和速度。论文、调研报告和学术著作蜂拥而至。知识产品的库存严重积压。然而，一个秘密想象仍然支持着大学：所有的浪费都会得到补偿。历史的某一个秘密时刻，囤积的知识可能发生核聚变，产生出震撼社会的巨大能量。其实，只要有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或者科学家——马克思也好，爱因斯坦也好——脱颖而出，整个世界都会享用不尽。
思想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思想没有必要唯唯诺诺，或者按照口令列队出操，立正，稍息。思想者力图发现真理，这种真理是否权威的言论并不重要。教授们常常站在讲坛只灌输一个原则：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大学里的师生关系不像箍桶匠或者厨师的师徒关系。教授并没有什么点石成金的秘技传给学生，学生也不负责给教授端洗脚水或者倒尿盆。只要言之成理，学生可以脱离教授的庇荫自立门户。为什么行政组织松散的大学如此活跃？思想者之间的平等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思想无拘无束，灵感不遵循八小时工作制。因此，大学保存了自由自在的风气。许多思想生产者往往生活在自己的时间表之中。一个访问过美国大学的学者感叹地说，他居住的那幢公寓之中，任何时候都有人出门、回家、吃饭、睡觉、读书、写作。实验室只有一条规则：随时向你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