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得到通知，两天后赴巴西和阿根廷。南半球那一块倒三角的陆地终于一下子临近了。
这一趟行程耽误了许多事情，例如西藏之行，例如访波兰。七月份以来，每个星期开始的时候，我总是被告诫不要外出，等待出发；然后在每个周末听到例行的安慰：希望就在下一周。迟迟未能成行的原因有许多：开始时听说巴西大使馆忙于看世界杯足球赛，无暇签署文件；后来又听说某个关键的官员休假。一切都过去之后，传来的消息是，邀请函上有个小问题。待到这个问题解决，阿根廷的邀请已经过期。重新补上阿根廷的手续，巴西的邀请又只剩了几天。我对整个计划感到绝望的时候，不知道哪一句“芝麻开门”的咒语突然灵验了起来。于是，一个筹划得如此漫长的旅行如同仓皇出逃般地开始了。
北京飞往法兰克福乘坐的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五个同行的伙伴被分散到机舱的各处。十个小时左右的航程，我身边坐着一个丰满的德国姑娘。她用飞机上的蓝毛毯将脑袋和身体一起裹起来，下巴支在前座的椅背上，一言不发地看大屏幕电视播放的喜剧片。除了打瞌睡，我就着座位上的小灯阅读一份有趣的旧报纸。我们彼此都没有搭讪的愿望。
抵达法兰克福，我们在机场的免税店里兜了几个小时。比较了照相机、手机之类小电器与国内市场的差价之后，我们又爬上了巴西航空公司的一架大飞机。透过舷窗可以在夜色中看到，长长的机翼末端向上折起来。一个伙伴说这是法国的“空中客车”，后来又改口说是美国的“麦道”。这架飞机很空，每人可以占好几个座位。飞机退出机位滑向跑道之前突然停了下来，一停就是四个小时。我在座位上很快睡着了，根本不关心广播里的葡萄牙语说了些什么。一个坐在前舱的伙伴后来告诉我，迟迟不能起飞的原因是机械故障。一批人在机翼下面折腾了半天无法排除，又换了一批人才算解决问题。我心里开始犯嘀咕。不久前巴西的两架飞机在机场上空相撞——据说是调度的错误。电视屏幕上播放过两架飞机的残骸。
法兰克福飞往巴西的圣保罗大约十二个小时。机舱的舷窗拉上之后，我似睡非睡地待在一个黑暗的机器中，机器浮游在黑暗的万米高空。后排座位上有个巴西老头平均三分钟狠狠地擤一次鼻涕，然后嘟嘟噜噜地和他的夫人说些什么。我的支离破碎的梦境充满了裂帛一般的擤鼻涕声音。另一个胖子横躺在三张座椅上，肚子和大腿都用保险带勒住。大约是梦魇，他突然停止了打鼾嗬嗬地大叫起来。四周的几盏小灯都亮了起来，他又呼呼地睡着了。迷糊了一阵，我突然发现后舱一扇没有关严的窗口射入一缕红光。打开舷窗的隔板，我看到了南半球的破晓。飞机左下方的云层裂开了青色的一个小口子，小口子里炉火般的红光愈来愈强劲。
回到座位上，不知不觉地又睡着了。迷糊地觉得耳朵一阵阵胀痛，睁开眼睛发现飞机正在下降。十来分钟之后，飞机平稳地滑行在圣保罗机场的跑道上，机舱里响起一阵掌声——我从来不知道还有这个仪式。懵懵懂懂地跟随众人解开保险带打开行李架，忽然听到机舱里一个人用汉语询问同伴，刚刚那个金头发的小伙子像不像巴西的一个国足？这时我才真正清醒过来：巴西到了。
2006年10月27日
在圣保罗机场办完了出关手续，托运的行李已经堆在传送带旁边。我们立即转机飞往北部城市玛瑙斯。当然，是冲着那一条全世界最大的河——亚马逊河。
距离玛瑙斯还有一个小时的航程，地面上已经郁郁葱葱的一片。据说这即是热带雨林。亚马逊河周围发达的水系网状分布。从空中往下看，地面众多蜿蜒的河流如同一群盘旋的蛇。飞机越过浊黄的亚马逊河面，向上折起的机翼仿佛掠着热带雨林的树梢降落在跑道上。
玛瑙斯是一个松松垮垮的城市，地广人稀。不少房子就是用石棉瓦简单地搭盖起来，水泥墙上粗粗拉拉地涂一层嫩黄或者鲜蓝的油漆，偶尔会看到一条长长的裂缝。这里的气温远比预计的高。我不得不换上唯一的一件短袖Ｔ恤。酒店的房间里竟然有中央电视台四套和九套节目。熟悉的事件和播音腔调让人恍惚起来——我是不是乘坐了几十个小时的飞机来到了另一块土地上？
塞了一肚子巴西烤肉后，我们看过了化石般纹丝不动的鳄鱼、甲壳上长着厚厚青苔的乌龟和一片镶在镜框里号称世界上最大的一片叶子。酒店大堂有一家卖宝石的小店面。高大丰满的巴西女店员正在热络地做生意。她用计算器显示宝石的价格，唯一能说的汉语即是怪腔怪调的“便宜”、“便宜”。晚上被邀请到当地一家很有历史的剧院看歌剧。一批打扮成印第安人的演员急促地在舞台上奔跑跳跃，我却仰在靠背椅上可耻地睡着了。
玛瑙斯稀稀落落地摊在亚马逊河边。亚马逊河发源于秘鲁山区，浩浩荡荡地数千里奔波，千回百转，丝毫没有衰竭的迹象。当地人的带领下，我们站在游艇的甲板上看到了一次水的搏斗：一条黑河斜刺里插入亚马逊河，咖啡色的波涛与亚马逊河浊黄的河流相持不下，泾渭分明。两条河流如同两条蟒蛇纠缠翻滚了十多公里，亚马逊河终于将黑河吞入腹中。
返回的途中，我们顺道看了看岸边的热带雨林。热带雨林大树参天，树枝和藤蔓互相缠绕。阳光只能透过枝叶的缝隙斑斑驳驳地漏下来。拣一根木棍敲打树干，梆梆的响声传得很远。当地人说，只要踏入树林十余米，人们就会在千姿百态的树木之间迷失方向，找不到归途。只有几幢粗陋的吊脚楼建在树林的边缘。几个棕色皮肤的汉子蹲在地上满手油污地修理摩托艇。亚马逊河发大水的季节，热带雨林的下半部都淹在水里。河里的鱼成群结队地游进来，吞食树上丢下的果子。
印第安人的传说一直编织在这条大河的故事之中。途经河边的一座小岛，当地人称之为食人岛。他们说，至今仍有一批手执长矛、涂花了脸的印第安人嗬嗬地叫着，兔子一般地奔蹿在热带雨林深处。那一年四个追捕逃犯的警察不知深浅地上了岛。两个警察被那里的印第安人活活吃掉了，另外两个屁滚尿流地逃回来。谁也没把这些传说当真。这条神话般大河天生就是传奇的源头。
回酒店的路上，一个同行的伙伴特地到小摊上买了一支印第安人的吹箭：一个管子用五颜六色的鸡毛装饰起来。用嘴一吹，管子里噗地射出一支短箭，砰地钉在两三米开外的靶子上。
2006年10月28日
待在玛瑙斯的最后一个上午，到农贸市场逛了逛。摊子上大米、水果、书以及草帽、拖把等日用品和面具、木刻等工艺品并不便宜。按照收入和价格的比例，这里的生活费用比中国高出不少。一个当地人推荐包在塑料袋里的Ganana粉。这种粉可以冲出清爽可口的饮料，而且还可以增强性功能。一个家伙满脸狡猾地从摊子底下拿出一个穿黑袍的小木头人，装模作样地挥手叫妇女回避。他按了按木头人脑后的一个按钮，一个硕大的****蓦地从黑袍下挺出来。****用油漆刷得光滑锃亮，头部被漆成大红色。围成一圈的观众先是吃了一惊，尔后哄然笑成一片。
农贸市场的隔壁是一个大鱼市。那里可以看到亚马逊河的各种鱼类。有的一两米长，有的巴掌大小。鱼贩子有一搭没一搭地做生意。一个年轻人将塑料桶倒过来夹在两腿之间，嘭嘭地拍打出舞曲的节奏，几个围在四周的年轻人情不自禁地摇晃躯体。鱼市的角落里搁一张台球桌，几个人懒洋洋地一会儿一杆。当地人不愿意生活得太紧张。常常可以看到一堆棕色皮肤的汉子聚在路边，见了陌生人就高兴地晃晃大拇指。亚马逊河将这一大片土地泡得松软肥沃，随便插一根木棍就可以发芽。既然三餐不成问题，他们就有理由过得懒懒散散。打起领带神色谦卑地侍奉董事长，这种活没有太多人想干。这里的主食是木薯粉，许多人吃成了大胖子，塞进小轿车就出不来。墙角一个穿连衣裙的大胖女人居高临下地拥抱一个坐在椅子上的干瘦男人，场面令人感动。路边开张了许多简陋的咖啡摊子，零零落落的塑料椅上总有人坐着，啜着香气扑鼻的咖啡。我的目光无意地落到一个头发稀少的小老头身上。他坐在一张小桌旁专心致志地吃一片烤鱼，衬衫上污迹斑斑，裤门的拉链没拉上，可以看得见里面的蓝色内裤。老头仔细地撕下一丝一丝的鱼肉放进嘴里，似乎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打扰不了他。身后的码头尘土飞扬，坑坑洼洼；亚马逊河上迄今还没有建成一座桥。然而，这又有什么关系？只要这条大河存在，老头就能够神色安然地吃他的烤鱼。
下午乘飞机二进圣保罗。机场检票慢得出奇。一个英俊的伙伴上前恭维检票小姐的美貌，试图调动她的积极性。检票小姐笑得很开心，可是手头更慢了。飞临圣保罗时天已经黑透。摊在地面的灯光四处伸展，空中看起来犹如一只闪闪发亮的八爪鱼。奇怪的是，飞机降落时却一头扎进了云团，机翼和机身在巨大的气流之中强烈地颤抖。挣脱云层的那一瞬，我突然看到圣保罗的灯光就在机翼底下，如同母鸡翅膀下一群攒动的小鸡。飞机距离地面如此之近，我暗暗有些心惊。
这几日正遇上巴西总统大选。在圣保罗机场取行李的时候，投票的统计有了眉目。出身贫穷家庭的上届总统卢拉可能连任——他正在电视上与支持者握手。我一面等着传送带上的箱子，一面看着挂在墙上的电视，心里突然转过一个念头：但愿大选顺利。如果引起什么大的骚动，我们很可能会守着箱子滞留在某一个机场的角落——这时，我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是个异乡人。
我们仅仅在圣保罗逗留一个晚上，次日早晨乘飞机赴里约热内卢。接站的当地人劝我们不要离开酒店上街。这个一千多万人口的城市不安全。大家在车上谈起了不久前的一次骚乱：毒枭和警察在城里激烈地枪战，双方都有不少死伤。车窗外灯光柔和。昏暗的街道静谧安宁，看不出什么。当然，我们不想冒险。看了一阵巴西的电视节目就早早地睡了。下半夜照例无可挽救地醒了过来，独自躺在陌生的黑暗之中想心事。
第二天上午离开时，我在酒店大堂里取了一叠免费的明信片。打算将自己每日的见闻记录在这些明信片上——寄给自己。
2006年10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