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史上兴起过碑帖之争。碑和帖可以形容为书法的两种表情。帖书写于纸张之上，宛转勾连，左右盘旋，仪态万方如同盛装美人；碑刻勒于石板或者山崖，耿直厚重，棱角分明，神情坚毅如同冷面大汉。清代之后，一些书法家厌恶帖的柔媚妍丽，宛约浮靡，矛头甚至直指二王。他们倡导临摹碑文，宁可朴拙木讷，有古意，有金石味，拒绝那种八面玲珑地讨好人的白面郎君。
现在似乎没有太多的人谈论碑帖之争了。坊间时髦的是现代书法。这个概念不是太明白，仿佛有日本书法的影响存在。许多人的字正在变成各种线条的写意，大小粗细极其错落，或者类同水墨的装饰画。如今还想和这些书法家谈论二王书法的神韵，大约就会像那些仅仅懂得异性恋而没有听说过同性恋的乡巴佬。我当然明白，这些书法家绝不是因为功力浅薄而胡涂乱抹，许多人临的《兰亭集序》几可乱真。纠缠他们心思的是一个大的问题：二王或者苏黄米蔡之外，笔墨是否还能写出别一种可能？
我肯定属于那种没有见识的乡巴佬，还是老派的口味，惭愧。王羲之的字怎么看还是好的，行书和草书无不从容大度，既潇洒又严谨。友人从网络上传给我一份王羲之的“手札集萃”，包括《长风帖》《初月帖》《得示帖》《二谢帖》等等，用二胡配乐。闲暇的时候随意读若干页，心旷神怡。
怀素的《自叙帖》反而不可多看。这个大唐年间的和尚不怎么守戒律，食肉嗜酒。酒酣兴起，下笔势不可遏。《自叙帖》写得盛气凌人，没有充沛的精力应付不过来。所谓笔笔中锋，均匀瘦劲，同时又入木三分。几乎找不到哪些单薄乏力的笔画。传说他的字是在芭蕉叶上练出来的。皂角水洗过的芭蕉叶可以吸墨，怀素每天要写数百张。他的寓所附近种满了一丛一丛的芭蕉树。《自叙帖》之中驰骤盘旋的线条充满了弹性与韧性，如同山林间的老藤。
苏东坡不大写草书，常常看到的是行书。苏东坡的字偏于肥厚丰腴，略为****，一笔一画之间常有天真烂漫之趣。如同他那些浑然天成的诗文，苏东坡的字仿佛无所用心，同时又意趣横生。就这么写下来，居然如此之好。王铎我也喜欢，王铎的字雄浑、遒劲乃至明目张胆的霸悍。王铎的行书筋骨毕露，草书梗概多气，他的字帖读得出内心按捺不住的起伏。或许因为明末清初贰臣的身份，他的无限感慨只能收缩到笔墨纸砚之间？
不过，许多文人推崇的书法风格是澹淡安详，摒弃俗世的烟火气，甚至孤峭冷僻，例如八大山人，例如弘一法师。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儒家的入世精神背后，文人总是有归隐江湖、散淡一生的情结。闲云野鹤之所以成为某种美学象征，文人与权力体系无法弥合的距离是一个特殊的原因。一些文人在怀才不遇之中蹉跎一生，一些文人被剔出朝廷沦落风尘，这时，他们多半在道家、释家主张的人生姿态之中得到安慰。远离尘嚣，淡泊明志，纸面上每一个字的神情似乎都在复述这两句话。
闲暇时写几笔草书，似乎很难接受白话文。遇到“汽车”、“电脑”、“主义”这些词，草书写不下去，甚至不断出现的“的”也是一个障碍。写的是唐诗宋词的句子，笔墨立即就流畅起来。“风”、“月”、“雨”、“雪”、“云”、“水”、“江”、“海”都是常常写到的字，古人的日子充满了水意，不枯燥。还常常写到“花”字。风高竹有声，夜深花不寐，这时我明白过来了，草书就是在纸面上回忆古老的诗意生活。“闭门煮茶，秉烛读花”，写下这一幅对子，写的是一种久违的期盼。
肆
一个作家愤愤不平，他的书法被称为“文人字”。他觉得了屈辱，“文人字”如同降格以求。一帮玩票的家伙，不入流。这时的“文人字”似乎是一个委婉的说法——这些人的书法有点意思，但是不登大雅之堂。
可是，“文人字”是不是还有另一种涵义？文人擅长构思，有想象力，“文人字”情趣盎然，不如通常的书法家那么刻板地循规蹈矩。一些大文人胸襟开阔，他们的格调、气象不可避免地流露于书法之中。鲁迅的字浑朴自然，不骄不矜，隐含了一点小小的慵懒或者颓放，与他杂文之中戏谑反讽的口吻相映成趣。不过，鲁迅的文名如此显赫，以至于遮盖了书法的声望。鲁迅肯定不想做一个专门的书法大师，估计他不介意“文人字”之称。
构思和想象的独出心裁往往打破常规另行设计。现在的不少“文人字”显出很强的设计感，甚至带有装饰意味。可以设计三五个字写一块牌匾，一幅中堂，然而，数十个字写成完整的一段往往不那么自然，机心毕露。一首诗之中一联精彩，全诗有了重心，张弛错落，主从有序；真的字字珠玑，要费很大的气力才能按在一起。过多的佳句堆砌，犹如一群拥挤的鱼儿搅翻了一塘池水。一幅书法更是如此。设计的字多半有个性，倔头倔脑的，聚集在一起就会相互冲撞。郑板桥的字是有设计感的，号称楷、隶、行、草熔于一炉，同时兑入画竹、画兰的笔意。把这种字收拢为一个整体，奇崛峭拔如“乱石铺街”，没有他的才情办不到。另一个大书法家黄道周的字也构思得很特别。他的书法之中，许多字右肩高耸，有桀骜不驯的神气。如果没有另一些温和平淡的书写居间调停，那么多右肩高耸的家伙说不定会打起来。黄道周与王铎是同时代的人，闽南的乡亲。他性情刚烈，屡屡犯颜直谏，一次又一次地被皇帝贬官；明亡之际，抗清死节——这一点与王铎南辕北辙。
文人计较“文人字”，看来是常见的事。可以说文章不好，也可以非议人格，就是不能看轻他的书法。哪怕无关润格，也不肯落了下风。老婆或许是别人的好，字一定是自己的好。不就是写几个字的事情吗？的确，那些文人就是不惜为这件事打口水仗，说风凉话互相刻薄，必要时甚至挥动老拳。当然，也有例外的人物，例如苏东坡与黄庭坚。宋人的《独醒杂志》记载一则轶事：某日苏黄二人晤谈。苏东坡对黄庭坚说：你近时的字虽然清劲，但笔势有时太瘦，如同树梢挂蛇呀；黄庭坚答曰：我不敢妄议您的字，但偶尔觉得偏于肥扁，如同石压蛤蟆。二人相对大笑，都愿意认可对方的讥评。苏黄亦师亦友，他们的宽怀大度，才高八斗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都是名重一时的文豪，几句无足轻重的贬词改变不了他们的地位。而且，我还藏有一个猜想：两位大师如此谦逊，或许另有一个原因——书道深奥，自以为是只能证明没有多少见识。
书法不是武功较量，找不到某一个具体的对手，赢了某某人就可以号称武林至尊。书法史将“天下第一行书”的美誉授予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如今所见到的多种《兰亭集序》墨迹，是虞世南、褚遂良等众多后代书法家的摹本。流行最广的传说是，《兰亭集序》传到王羲之第七代孙智永和尚手中，被唐太宗李世民设计夺走，继而殉葬于他的陵墓之中。我宁可相信，真迹的渺不可见保证了《兰亭集序》永恒的“第一”。神是不能现身的。如果《兰亭集序》不是存活于人们心目中，而是陈列于某一个博物馆的橱窗背后，怎么可能没有人挑肥拣瘦？王羲之无愧书圣，然而，他未必永远是攀上巅峰的最后一级台阶。
许多书法大师都有一种感觉：落在纸上的笔墨与真正的书法理想仅有一步之遥，但是，真正书法的理想模糊难辨，如同一个揪不住的幽灵。或许，真的“功夫在诗外”？这些大师不时逛到书法之外，祈求江山之助。王羲之爱鹅，颜真卿揣摩屋漏痕，怀素观察夏天的云朵，米芾拜奇石……他们肯定觉得，书道不限于笔墨，而是寓于天地之间。
然而，古人还有另一种观念：书法仅仅是微不足道的“余事”，不可玩物丧志，投入过多的精神以至于耽误了人生的正事。所谓人生的正事，只能是修齐治平，文韬武略——充当一个“书痴”，志向太小了。不就是如何写字吗？茫茫无边，立地成佛，见得到真性情的就是好字。我翻阅过一本西泠印社印的陆游《自书诗卷》。手书诗八首，一看就知道是陆游暮年的墨迹——书写时他已经是八十高龄的老翁。纵横随心，浓淡随笔，云在青天水在瓶，一副超然无羁的神气。这大约也算得上“文人字”。然而，人、诗、书三者合一，这就是天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