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事有兴有废，说得好，现在要你历数古今帝王，看你能不说到当今帝王元世祖？
文天祥不落圈套，一把挡回，说：“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我今日非赴博学鸿词科，不暇泛言！”
自《史记》以降的正史皆汉史，还没有你夷狄什么事。
孛罗见自己的用心被识破，便对文天祥的人格发起攻击，问道：“我因兴废，故问及古今帝王。你既不肯说，且道古时，曾有人臣将宗庙、城郭、土地分付与别国人了，又逃走去，有此人否？”
诬我卖国，此话从何谈起？文天祥滔滔驳斥道：“谓予前日为宰相，奉国于人，而后去之耶？奉国于人，是卖国之臣也。卖国者，有所利而为之，必不去；去者，必非卖国者也。我前日除宰相不拜，奉使伯颜军前，寻被拘执。已而有贼臣者献国，国亡，我本当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皇帝二子在浙东，老母在广，故为去之之图耳。”
卖国何必逃走，逃走必不卖国。见将不死对手，孛罗转移话题，问道：“德祐嗣君，非尔君耶？”
文天祥答：“吾君也。”
孛罗讥讽道：“弃嗣君别立二王，如何是忠臣？”
孛罗的意思是，君存臣存，君降臣降，方为忠，太皇太后和皇帝都投降了，你却去另立皇帝，岂不是助篡逆臣？
文天祥反驳道：“德祐吾君也，不幸而失国。当此之时，社稷为重，君为轻。吾别立君，为宗庙社稷计，所以为忠臣也。从怀，愍而北者非忠，从元帝为忠；从徽、钦而北者非忠，从高宗为忠。”
好一个社稷为重，君为轻！皇帝投降了，为存社稷，为保国体另立国君才是忠。文天祥说的元帝不是忽必烈，而是东晋的开国皇帝司马睿，怀、愍是西晋末年逃跑和降敌的怀帝司马炽和愍帝司马邺。
文天祥的反驳有理有据，孛罗理屈词穷，无言以对。张弘范早就想笑，此时终是忍不住扑哧笑出了声。
见孛罗发窘，一个院判赶紧出来解围，说：“晋元帝、宋高宗皆有来历，二王何所受命？”
也许是怕自己的失笑会惹恼孛罗，一直没开口的张弘范也跟着说：“二王是逃走的人，立得不正，是篡也。”
文天祥理直气壮地连珠反诘：“景炎皇帝，乃度宗皇帝长子，德祐皇帝之亲兄，如何是不正？登极于德祐已去天位之后，如何是篡？陈丞相奉二王出宫，具有太皇太后吩咐言语，如何是无所受命？”
“天与之，人与之，虽无传授之命，推戴拥立，亦何不可？”见孛罗等人仍坚持认为立二王不合法，文天祥进一步说，“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各是其是可也。”
孛罗无言以对，只得另挑话题，说：“你既为丞相，若将三宫走，方是忠臣；不然，引兵出城，与伯颜丞相决胜负，方是忠臣。”
文天祥说：“此说可以责陈丞相，不可以责我。我不曾当国故也。”如不是陈宜中阻挠，定要与你们决一死战。
孛罗已失靶心，胡乱问道：“你立二王，做得甚功劳？”
文天祥说：“国家不幸丧亡，予立君以存宗庙。存一日，则臣子尽一日之责，何功劳之有！”
孛罗已乱了阵脚，却还要问：“既知做不得，何必做？”
文天祥实在不想同他说废话，便说：“人臣事君，如子事父。父不幸有疾，虽明知不可为，岂有不下药之理？尽吾心焉，不可救，则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
黔驴技穷的孛罗绷不住了，尥蹶子吼道：“你要死，我偏不叫你便死，禁持你！”
文天祥凛然不让，也大声说：“我以义死，禁持何害也！”
孛罗气得简直要爆炸了，他吹胡子瞪眼用蒙语嚷嚷着，或许都是骂人的话，连通事都没翻译。发了一通火，孛罗命狱吏把文天祥押回土牢。
这一场激烈的舌战，被文天祥记载在《纪年录》里，并说明：“所记言语，大略如此。当时泛应尚多，不能尽记。”
回到土牢，文天祥写诗一首：
俨然楚君子，一日造王庭。
议论探坚白，精神入汗青。
无书求出狱，有舌到临刑。
宋故忠臣墓，真吾五字铭。
此为组诗《己卯十月一日至燕，越五日罹狴犴，有感而赋》的第十二首。
在狱中，文天祥抱定成仁报国的信仰，一心求死，可以说每天都在盼着就义之时的到来。十一月初十过冬至节，元廷按制在节假日停止用刑，他甚至想，节后就该上刑场了。让他失望的是，节后仍无动静。直到十二月十二日，来了一个叫灵阳子的道士。
灵阳子进了牢房，寒暄几句，便大谈大光明正法。所谓“大光明正法”，是道教龙门派教义，说人的真性原是有一点光明的，人通过炼气修道就能扩充这点光明，使之愈聚愈大，直至积成大光明，得道成仙。说到底，就是要关注生命本身，性命双修，以求返璞归真，长生久视。灵阳子为何此时来谈论长生之道？
灵阳子没有白来。文天祥赠他两首诗。其一《遇灵阳子谈道，赠以诗》有云：
业风吹浩劫，蜗角争浮名。
偶逢大吕翁，如有宿世盟。
相从语寥廓，俯仰万念轻。
天地不知老，日月交其精。
人一阴阳性，本来自长生。
指点虚无间，引我归员明。
一针透顶门，道骨由天成。
我如一逆旅，久欲蹑屩行。
闻师此妙诀，遽庐复何情。
其二的诗题是《岁祝犁单于，月赤奋若，日焉逢涒滩，遇异人指示以大光明正法，于是死生脱然若遗矣，作五言八句》。诗云：
谁知真患难，忽悟大光明。
日出云俱静，风消水自平。
功名几灭性，忠孝大劳生。
天下唯豪杰，神仙立地成。
从诗中看，文天祥对灵阳子是很尊重的，说他“指点虚无间，引我归员明”，所谓员明，意即彻悟。而从“业风吹浩劫，蜗角争浮名”、“功名几灭性，忠孝大劳生”这些诗句看，似乎也认同了他讲的这套生命哲学。
而且，这也不纯是一种应酬。也许与外祖父曾珏的影响有关，文天祥很早就与道士、方士多有交往，写过许多参道的诗。在病中他常穿道服、戴道冠静养。有一次病重，梦中被天帝召至天庭，上帝赦免了他，梦醒后大病立愈，写下《病甚，梦召至帝所，获宥，觉而顿愈，遂赋》一诗。另外，他除了自号“文山”外，还自号“三了道人”，意谓儒而大魁，仕而宰相，事君尽忠。后来在狱中写《胡笳曲》十八拍，序文署名浮休道人文山，“浮休道人”显然典出《庄子·刻意》中的“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含有此生即休之意。上述都可见道教对文天祥的影响。
然而文天祥对道教的敬畏，是出自程朱理学的道统。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以儒家伦理学为核心，糅合佛道及诸子之说，把自然、社会、人生统统融入其体系。他认为“天理”是万古永存的，主张通过“格物”、“正心诚意”的内心修养，恢复人原有的纯善本性，复明天理，而天理的具体体现就是三纲五常。所以文天祥说：“圣贤不语怪，而教人先内后外，未尝非神之意。神虽游于太虚，而考德问业，初无戾于圣贤之言。”又说：“为臣止忠，为子止孝，此其内心，固由然不自己；而况高山仰止，明神在前，则其戒谨恐惧，工力当倍。”这里说的神，即道家诸神。
邓光荐在《文丞相传》中记载：“冬，于狱中遇灵阳子，指示正大光明法。公自谓死生之际，脱然若遗。”然而这种对生死的彻悟和超脱，非但没有动摇文天祥以死报国的信仰，反倒坚定了他杀身成仁的意志。正如他在诗中所云：“莫笑道人空打坐，英雄收敛便神仙。”文天祥还是那个文天祥。
灵阳子为何来谈道？难道这又是孛罗安排的吗？
十二月十五日过后，孛罗派来一名令官，问狱官乌马儿，文丞相性犹硬不硬？过了两天，又来了一个令官，对乌马儿说，过几日孛罗要再审文丞相。“南来冠不改，吾且任吾囚。”文天祥就怕孛罗不来，打算这次见了他，要用更辛辣猛烈的话刺激他，把他彻底激怒，以求从速就义。
可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了，却不见孛罗再来。
到了年底，狱中的囚犯都释放了，乌马儿报告孛罗：“狱囚皆已宽放，唯文丞相一人在狱。”问怎么办，孛罗回答说等上奏元世祖后再说。
孛罗为何不来？你不是问我还硬不硬吗？文天祥以笔作答：“昔人云：‘姜桂之性，到老愈辣。’予亦云：金石之性，要终愈硬，性可改邪？”乌马儿将此话报告了孛罗，他当然不会来自找没趣。
孛罗确也就文天祥之事面奏了忽必烈。近三个月来，他软的硬的文的武的手段都用过了，如宋人郑思肖《文丞相叙》所说：“必欲以术陷之于叛而后已，数使人以术劫剌耳语，公始终一辞曰：‘我决不变也，但求早杀我为上！’贼屡遣旧与公同朝之士，密诱化其心。公曰：‘我惟欲得五事，曰剐，曰斩，曰锯，曰烹，曰投于大水中，惟不自杀耳。’贼又勒太皇传谕，说公降鞑，公亦不听。诸叛臣在北，妒其忠烈，与贼通谋，密设机穽夺其志，公卒不陷彼计，反明以语鞑。众首尽伏其智。”
文天祥就是这样油盐不进、无可救药。留下只能是祸，孛罗主张立即杀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