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君主****的皇权主义社会，真正伟大的反讽，首先是指向社会上层结构的，尤其是指向最高统治者的。如果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那么，司马迁则不仅不留情面地讽刺墨吏、酷吏，也将批判的锋芒，明确地指向汉朝的历代皇帝，尤其指向自己时代的最高统治者——“今上”刘彻。李景星说：“太史公以上下千古眼光而作《史记》，其叙事往往有寄托深远，为后人以为不必为，实则不敢为、不能为处。”说得实在是很对的。司马迁的反讽，敢作敢为，既属于“强性反讽”，也属于“上层反讽”，是“强性形态的上层反讽”。
由于权力本身所具有的几乎不可避免的腐败性质和败坏作用，纯粹意义上的好皇帝，千百年间，难得一觌。缺乏权力制约的皇帝，多多少少，总有一些情感上的病态和人格上的残缺。所以，在《史记》里，除了作为道德理想而塑造出来的传说中的“五帝”，其他近世的皇帝，其人格与情感，大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司马迁的伟大，就在于面对自己时代的皇帝，他总是敢痛下针砭。他固然也写他们的“正面”和“光明面”，但也从不避讳通过巧妙的反讽，写他们的“背面”和“黑暗面”，写他们的奸猾、无赖、愚妄、褊狭、阴毒、龌龊。林鹏先生说：“就是真龙天子，也是一个人，也是个体，也是个性。仔细读读《史记》吧，三皇五帝都是人，只是后来有了皇帝，才神乎其神起来。站到那个位置上（‘圣人之大宝曰位’）就把自己想像成神了，周围的大臣们又赋予他一种‘神性’，于是乎就好像了不起了，其实还是一个人。天子们喜欢强调‘天命’，其实‘天命之谓性’（《中庸》），天命只是他的人性、个性，还是个个体而已。”司马迁的叙事视点，始终集中在个体的人性和个性上；他要把作为个体的皇帝写成寻常人，写成有非凡之处也有乖戾之处的性格复杂多变的个体。
一个朝代的政权的宽猛程度，人民的幸福指数，社会发展和进步所能达到的高度，都与打天下的开国之君密切相关。因为，他的意识和行为，他的人格状况和道德水平，会极大地影响后来皇帝的人格和道德。刘邦是汉朝的始皇帝。有汉一代的皇帝，大都继承了他的一些缺点，例如冷酷、虚伪、善变、多愁善感、断袖之癖、无赖习气，等等。吴见思在评论《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的时候说：“自古之待功臣者，每以汉高为口实，将如淮阴之钟室，布越之菹醢；相如萧相国之整饬，而上林一请，不免于下吏。噫！亦薄甚矣！故子孙习之，而申屠嘉不免于呕血，周亚夫不免于饿死。至孝文之世，丞相多至自杀，而将帅以坐法抵罪失侯者，往往而有。此史公年表之所以作也。史公生于此时，目击心慨，未免言之过甚，故后人削之，而序论之所以阙乎？呜呼！孔子《春秋》皆口授，而定、哀之间多微词，岂无故哉！”汉朝的历代皇帝，全都显得虚伪做作、冷酷无情、刻薄寡恩，这与高祖刘邦的人格影响和精神遗传，实在是分不开的。
在通常情况下，一个开国皇帝，往往会被人们神化，会被官方的意识形态塑造成奉天承运的神圣非凡的人物。在《高祖本纪》中叙写刘邦的时候，司马迁也按照官方意识形态的规约模式，写了他的“此殆天授”的一面，诸如刘媪梦与神遇，七十二黑子，上常有龙，老父相吕后，赤帝子斩白帝子，东南有天子气，大丈夫当如此，吕公妄许，等等。这些所谓的“神迹”，常常让刘邦“独喜”、“自负”，也让“诸从者日益畏之”。但是，在司马迁的反讽性的叙事结构里，这种“神物主义决定论”的叙事逻辑，总是被平庸、琐碎的日常生活叙事所消解，例如，“梦与神遇”、“七十二黑子”、“上常有龙”的奇事，就与“不事产业”、“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折券弃债”的常事，并置在一起；“老父相吕后”、“赤帝子斩白帝子”、“东南有天子气”、“大丈夫当如此”、“吕公妄许”的大忽悠，与“实不持一钱”、“狎侮诸客”、“以竹皮为冠”、“高祖被酒”、“高祖心喜”、“恐能薄”等小玩闹，并置在一起。借助这样的策略，司马迁建构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反讽性的叙事空间。也就是说，司马迁用互反性的对位性结构，成功地消解了神化事象的庄严感和神圣性，拆穿了“神化叙事”的不伦不类的荒诞感和自欺欺人的虚假性，提醒人们回到日常的现实生活氛围里，将刘邦当做一个平常的人来审视。
在司马迁笔下，刘邦远不是一个神通广大、战无不胜的人。他屡次被项羽的楚军打得溃不成军，又屡次通过夺张耳、韩信等人的军队，来重振旗鼓。他总是在“转战”和逃跑。他落荒而逃的时候，实在太狼狈：“汉军绝食，乃夜出女子东门二千馀人，被甲，楚因四面击之。将军纪信乃乘王驾，诈为汉王，诳楚，楚皆呼万岁，之城东观，以故汉王得与数十骑出西门遁。”如此耻辱的逃命记忆，像噩梦一样令人不快，会严重地消解一个人夺取政权的成功感。
正是在逃跑的路上，我们看见了刘邦的真面目。司马迁用锋利的反讽之刀，剥开了刘邦的被官方意识形态层层包裹的华衮，将他人性上的残缺和情感上的冷酷，喜剧性地彰显给人们看。刘邦缺乏健全的人性，对上不孝，对下不慈，缺乏对父亲和儿女的正常情感。“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其中“杯羹”一语，冷酷无情，天良丧尽，尽显流氓无赖本色。不孝者必不慈。对自己的孩子，刘邦也毫无爱意。狼狈逃窜的时候，他数次将自己的孩子推下车：“汉王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曰：‘虽急，不可以驱，奈何弃之！’”司马迁不厌其烦，多次写到这一事象：“至彭城，项羽大破汉军。汉王败，不利，驰去。见孝惠、鲁元，载之。汉王急，马罢，虏在后，常蹶两儿欲弃之，婴常收，竟载之，徐行面雍树乃驰。汉王怒，行欲斩婴者十余，卒得脱，而致孝惠、鲁元于丰。”
文帝刘恒似乎是汉朝皇帝里比较好的一个，但是，他的人格和性格，也同样很复杂。司马迁在《孝文帝本纪》里，多从正面来写他。他宽缓不苛，废除了连坐之法、肉刑，“施德惠天下”。他有着****皇帝很少有的自省意识，不仅知道“天下治乱，在朕一人”，知道“百官之非，宜由朕躬”，而且也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甚至会有“过失”，所以，要求“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为此，他废除了“诽谤妖言之罪”，还说了一通至今依然不过时的话：“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他勇于自责，认为自己“不敏不明”，将“朕甚自愧”这样的话，经常性地挂在嘴上。他以自然的态度看待死亡，在“遗诏”里，明确表示不要扰民，“使重服久临，以离寒暑之数，哀人之父子，伤长幼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他反对奢靡的厚葬，要求薄葬自己，“带无过三寸，毋布车及兵器，毋发民男女哭临宫殿”。他甚至有“先民后己”的意识，反对替自己祈福：“今吾闻祠官祝禧，皆归福朕躬，不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不德，而躬享独美其福，百姓不与焉，是重吾不德。其令祠官致敬，毋有所祈。”对一个大权独揽的皇帝来讲，能有这样的意识和情怀，无疑是极为难得的。
然而，司马迁不会只看一面而不及其余，更不是只会“颂圣”和喊“万岁”的奴才。在他眼里，再好的皇帝也是人，也难免会有人性的局限和弱点。于是，他便通过互文性的叙事策略，在皇帝身边近臣的“列传”里，反讽性地揭示了汉文帝的“另一面”，甚至颠覆性地解构了“本纪”里的“伟大”而“光荣”的“宏大叙事”。例如，在《袁盎晁错列传》里，文帝在处理“淮南王事件”的时候，显然并不像《孝文帝本纪》所写的那么仁慈，而是对自己的兄弟冷酷无情地“暴摧折之”；袁盎因为“数直谏”，所以，被文帝排挤出朝廷，“不得久居中，调为陇西都尉”，——对照“以匡朕之不逮”的话，便可看到他性格中出尔反尔的一面和叶公好龙的虚伪。中郎署长冯唐尖锐地批评文帝，说他“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因为，“陛下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且云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虏差六级，陛下下之吏，削其爵，伐作之”，——由此可以看见他内心的严酷和无情。在《张释之冯唐列传》里，他也有“厚葬”自己的想象：“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紵絮斮陈，蕠漆其闲，岂可动哉！”只不过听了张释之的劝谏，才打消了这个念头。他很容易动怒，而且一旦发怒，就杀气腾腾，必欲致人死地而后快。他要求诛杀无意中“犯陛”的路人，愤怒地说：“此人亲惊吾马，吾马赖柔和，令他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听了张释之的解释，“良久”，才放弃了杀人的冲动。有人盗高帝庙前玉环，文帝又发怒了，不满仅仅将偷盗的人“弃市”，而是要将他全家人都处死，——这与那个“先民后己”的仁君形象，简直判若两人。
对自己时代的“今上”刘彻，司马迁的反讽叙事，就更为尖锐，更不留情面。李景星评价《封禅书》说：“封禅本千载恍惚之事，而太史公之为《封禅书》，更演为五色迷离之文，所谓文与事称也。通篇丽事烦杂，几混宾主，然一言打破，则讽刺武帝而已。”而《乐书》则“似正似反，若合若离。总之，痛古乐之亡，不能不致讽于武帝而已”。事实上，纵观《史记》，司马迁对武帝的反讽，几乎无所不在。他在多个互文性对照的文本中，对汉武帝进行反讽。在《礼书》、《乐书》、《律书》、《封禅书》、《平准书》、《酷吏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李将军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汲郑列传》、《游侠列传》、《匈奴列传》、《儒林列传》、《佞幸列传》、《大宛列传》、《货殖列传》等文本里，他批评了武帝的雄猜多疑、浅衷狭量、好大喜功、自私贪婪、饰智矜愚、刚愎自用、昏暴寡义、冷酷无情、黩武好战、不恤人命，反讽性地揭示了他对长生不死的非理性欲望、“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虚伪等人格病象和道德残缺。一部《史记》，简直就是关于刘彻的人格解剖书和道德分析报告。
就这样，司马迁将汉代的皇帝，写成性格复杂的人，而不是完美无缺的神。司马迁通过“本纪”与“列传”文本互证的“上层反讽”，颠覆了对于皇帝的人格的“虚美”模式和神化叙事，实现了对皇权的强性反讽和有效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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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而有力量的文学，大都具有真实的性质与客观的倾向。真实是文学的生命之源，而客观性则是叙事文学的重要品质。没有认知形态和审美形态意义上的真实和客观性，那么，就既谈不到善，也谈不到美。然而，对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来讲，真实和客观性是极为重要的，但也是很难获致的修辞效果和文学价值。
司马迁的写作伦理和写作经验中，最可宝贵的，就是由班固所总结出来的“实录”精神：“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其实不是班固一个人的评价，而是汉代几位重要学者的共识。“实录”二字不仅概括了司马迁的写作技巧和文体风格，也揭示了他的伟大写作的忠于事实的求真精神和叙事伦理。
“辨而不华，质而不俚”，乃是司马迁在文学叙事和文体风格上的突出特点，其实质就是要敦本尚实，返朴还淳，要有“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大雅·生民》）的美质，体现出的是西汉文学刚健雄直、大朴不雕的恢宏气象。司马迁在《酷吏列传》的“太史公曰”里说：“汉兴，破觚为圜，斫雕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蒸蒸，不至于奸，黎民艾安。”虽然这几句话所言说的，是汉初的政治气象，但是，“破觚为圜，斫雕为朴”，实在也可以看作是对汉代文运和文风的准确概括。汤谐说：“《史记》之文，一篇自有一法，或一篇兼具数法。烟云缭绕处，几于勺水不漏，而寄托遥深，迷离变幻，使人莫可端倪。一片惨澹经营之意匠，皆藏于浑浑沦沦浩浩落落之中，所以为微密之至，而其貌反似阔疏也。”所谓“浑浑沦沦浩浩落落”，所谓“其貌反似阔疏”，只不过是《史记》的一种外在形态，在它的内里，蕴蓄着丰富的美质和挹之不尽的意味。也就是说，“圜”和“朴”并不是“俚”，不是简陋和鄙俗，而是更高意义上的文质彬彬的大美。相提而论，我们现在的一些小说家，动辄就标榜“纯文学”，却只在形式上下功夫，叙事的技巧虽然翻奇出新，但却不合常道，总是给人一种花里胡哨、格格不入的别扭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