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让林鹏高山仰止的，与其说是吕不韦，不如说是《吕氏春秋》，与其说是吕不韦人格的完美，不如说是《吕氏春秋》思想的伟大，——这部著作对帝王的大胆而尖锐的批评，实在太让他激赏和崇敬了：“世主之患，耻不知而矜自用，好愎过而恶听谏，以至于危。耻无大乎危者。”在吕不韦的观念里，帝王如果逆道乱常，为非作歹，是完全可以通过武力将他诛杀的：“兵之来也，以救民之死。子之在上无道倨傲，荒怠贪戾，虐众恣睢自用也，辟远圣制，謷丑先王，排訾旧典，上不顺天，下不惠民，征敛无期，求索无厌，罪杀不辜，庆赏不当。若此者，天之所诛也，人之所仇也，不当为君。今兵之来也，将以诛不当为君者也，以除民之仇而顺天之道也。”这样的思想，即使现在来看，也依然具有深刻的启蒙性和超前的先锋性。《吕氏春秋》还对傲慢自大、自以为是的君主的心理和人格，进行了深入的解剖和批评：“亡国之主，必自骄，必自智，必轻物。自骄则简士，自智则专独，轻物则无备。无备召祸，专独位危，简士壅塞。欲无壅塞，必礼士；欲位无危，必得众；欲无召祸，必完备。三者，人君之大经也。……人主之患，患在知能害人，而不知害人之不当而反自及也。是何也？智短也。智短则不知化，不知化者举自危。”这种对“人主”的“傲慢”的批评，一针见血，极为深刻。吕不韦直面秦朝的现实政治，对它发出了近乎声讨的批评：“当今之世浊甚矣，黔首之苦不可以加矣。天子既绝，贤者废伏，世主恣行，与民相离，黔首无所告诉。世有贤主秀士，宜察此论也，则其兵为义矣。天下之民，且死者也而生，且辱者也而荣，且苦者也而逸。世主恣行，则中人将逃其君，去其亲，又况于不肖者乎？故义兵至，则世主不能有其民矣，人亲不能禁其子矣。凡为天下之民长也，虑莫如长有道而息无道，赏有义而罚不义。”至于《吕氏春秋·简选》中“刑罚不避天子”之类的话，更是引发了林鹏的强烈共鸣。
就《吕氏春秋》来看，吕不韦将儒家的“仁政”和“民本”思想与道家的“自然”、“无为”思想融合到一起，建构起一个限制君权、宽以待民的政制模式，试图为未来的秦国设计一个合理的行之有效的建国方略。在林鹏看来，有了这样的建国方略，即使国王低能一些、糊涂一点，都可以“无为而治”。总之，“人民厌恶战争，盼望和平；厌恶穷困，盼望幸福；厌恶残暴，盼望一种比较合乎养生之道的生活。……谁也不要争权夺利，天下自然就要进入一种保合太和的境界。纵然有非凡的聪明才智，只是没有使用它的地方。这就是老夫为什么辛苦多年编辑一部大书的目的。所以，老夫也不怕有什么人争夺我的权利。水就湿，火就燥。天下万事，贵在顺应自然。”小说中的吕不韦，坚信“仁者无敌”，“主张王道，主张爱民、利民，主张新型的禅让和封建，主张天下为公，……因为长期受到三晋民主思想的熏陶，所以喜欢说一些违背当时统治阶级利益的话。”然而，面对秦王和嫪毐的强大的保守势力，他最终还是失败了，不仅政治理想没有实现，而且还被赶出咸阳，自杀于流亡途中。“王者废矣，暴君幸矣，民望绝矣。”在作者林鹏看来，吕不韦的失败和死亡，是一个巨大的悲剧，因为，这不仅意味中国历史失去了正确的方向和美好的前途，而且，从此进入看不到尽头的“卡夫丁峡谷”，——中华民族将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将为此流淌河流一样的眼泪和鲜血。从暴秦开始，“暴君代作”，率兽食人。唯我独尊、无法无天的帝王，通过酷虐无度的集权主义暴政，给全社会制造无穷无尽的灾难，给全体人民带来无穷无尽的毁灭：“自从有了皇帝以后，两千年来，小人得志，则非当皇帝不可。庶民在****之下，被压得粉碎，他们丧失了一切。他们丧失了自由，丧失了个性，丧失了尊严，丧失了道德，丧失了一切生动活泼的东西。一切属于个人的东西都遗失了，都彻底的泯灭了。战国结束，英雄时代也随之结束，并且是永远的结束了。此后的历史索然乏味，令人不能卒读，庸俗透顶，无聊之极。此后的历史再也无法产生出真正的英雄和伟大的圣哲，只能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小丑。人们只能把各种各样的小丑当英雄，就像把玻璃球当做宝石一样。那堂堂的吞并八荒的秦朝，竟至没有一个正人君子，没有一个忠臣烈士，没有一个敢于放响屁的人。如果要追究中华民族变为愚昧落后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看起来这样的问题非常深沉，回答起来非常困难，其实一语道破，倒也非常简单：这就是从有了皇帝时开始的。”作者的议论，如燃烧的火焰，如喧豗的飞瀑，你也许会嫌它辞气外露，你也许会嫌它过于激愤，但是，你也会被他那强烈的情绪所感染，被他的道德义愤所打动，你会看到，在他的议论性话语里，包含着对吕不韦人生悲剧的惋伤，对他的政治悲剧的痛心，表现着对千百年来帝王集权主义的强烈愤怒和不满，更显示着对中华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和隐忧。唉！如此庄严的愤怒，如此深沉的情感，如此坦率的思想，在现在的小说作品中，已经很少读到了。
在关于暴秦和秦始皇的历史叙事中，林鹏贯穿了自己对历史的基本认知，彰显出一种与流行的观念迥乎不同的历史观。几乎一切为帝王文化辩护的意识形态，都要在神化帝王的同时，制造一种近乎神秘主义的理论体系：原始的，可称之为“天命论”，现代的，可称之为“决定论”。这两种理论虽然有别，但是，却都是为强化帝王极权的合法性辩护的。然而，林鹏更倾向于接受雷蒙·阿隆的观点——“历史决定论构成邪恶”，进而说道：“我有一些感觉，历史上没有必然性，有的只是各种各样的不可思议的偶然事件而已。完全是由人，由个人，由个性，由千奇百怪的个人癖好、低级趣味、自私自利，总之都是病态造成的。”林鹏通过自己的小说叙事文本，彻底地解构了“命定论”和“决定论”的粗鄙的奴才主义历史哲学。在《咸阳宫》的叙事语境里，历史根本没有理性，没有什么规律，没有什么天经地义的合法性：“……在社会生活中，到处都是偶然，人们简直就是生活在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偶然事件之中。甚至可以这样说：没有偶然就没有历史。”而且，历史并不是线性延展的，不是“一去不复返”的，而是恰恰相反：“历史的车轮是在不停的反复中前进的，它留下的印迹几乎永远是一样的。”所以，人们在谈论历史的进步和发展的时候，一定不要陷入简单的进化论的幻觉，而是应该把古往今来所有的历史，都纳入同一个视野来审视和研究，这样才能发现历史的被表象遮蔽的本质。行进中的历史诡谲多变，很难认知，很难把握，它“仿佛是魔鬼把持的险滩……如果你侥幸通过，也不要宣传你的经验。那所谓经验，对别人没有任何价值。而不幸覆舟的人，也用不着懊丧，你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无论多么高深玄妙的哲学，都不足以解决具体的历史难题。”面对历史的谜局，谁也不要冒充先知：“历史一直是在黑暗中发展着，谁也不要夸说自己看到了什么。”
文体形式反映着作者的文学趣味和心意状态。过度的雕琢和浮华的绮靡，是文学上的低级趣味，是情感苍白和思想贫乏的一种表征，而真诚的情感和切实的思想，则呼唤朴实的文体。最能直抵人心的文学语言，往往是朴素无华的，甚至是有着石头般的粗砺质感的语言。林鹏不屑于追逐以技巧的新奇险怪为上的文学潮流。历史叙事尤其忌讳炫奇弄巧。就文体风格和叙事方式来看，林鹏喜欢鲜明而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语言质朴而敦厚，近乎所谓的“强质如木石然”。他在谈论自己的小说写作理念的时候说：“在文学上我反对玩弄技巧，这个主义，那个主义，陷没在永远说不完的公式化概念化的泥淖中……我主张平铺直叙，不留悬念、不卖关子。《咸阳宫》服从基本的历史事实，没什么叙事技巧可言，在情节上没有武打，没有性爱，没有什么吸引人的描写。但是，只要是对历史有兴趣的人，只要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就能看得下去。我首先是一个历史学家，其次才是一个作家。”他不是为了所谓“纯文学”而写小说，而是为了“文化的焦虑”和“历史的困境”而写小说。对林鹏来讲，小说乃载道之器。他用小说来表达守成启蒙主义的文化理念，来表达自己对中国历史的思考、对中国现实的祈向。《咸阳宫》是一部思想性和历史感大于小说性和文学性的小说。它的情节和描写，也许缺乏那种所谓“纯文学”的唯美色彩，但是，它的思想却像坚硬的磐石一样，耐得住时间风雨的剥蚀。
2013年12月26日再改，北京北新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