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文章引用资料，如果条件许可，总是想办法查到最初发表的文本，然后将它与最后收入作者全集的文本对照。这样做，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看出作者是否对自己的作品做过修改；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发现是不是存在“全集不全”的问题。我发现，“全集不全”绝非个别现象，大陆版的《胡适全集》、《傅斯年全集》，都存在“不全”的问题，而《傅斯年全集》之“不全”，则尤其严重。
前段时间，因为写《王实味与鲁迅的文学因缘》，涉及艾青批判王实味的《现实不容歪曲》，所以，就找来《艾青全集》，结果发现里面不仅没有收入这篇文章，而且在作为“附录”的《艾青年表》里，对它也一字不提，——这份《年表》对艾青作品发表情况的记录，本来是很详细的，一篇作品同时在什么地方发表，发表的时候是否换了题目，都搞得很清楚，例如，著名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1942年3月31日刊发在《解放日报》副刊《文艺》，后来，又以《断想》为题，于1943年5月15日重新发表于《抗战文艺》八卷四期；还有，关于《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的发表和出版情况，则不仅详细地列出了当时发表这篇文章的两家杂志的名字以及发表的时间，而且连它最后收入作者的那几本论文集出版，都有清楚的介绍。
《现实不容歪曲》一文发表在1942年6月24日的《解放日报》上。在《艾青全集》的《艾青年表》里，从“5月2日至23日，参加延安**********”，到“9月6日，作《风的歌》”之间，三个月的时间，竟然是一片空白。那么，在这三个月里，艾青和延安的人们忙什么呢？在口诛笔伐地批王实味。这期间，《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批判王实味的文章数量之多，火力之猛，态度之颟顸，语气之横暴，真可谓史无前例，后有来者，只有“反右”和“****”的大批判文章，堪可比数。
那么，艾青为什么不将《现实不容歪曲》收入自己的《全集》呢？
原因想来似乎并不复杂：他觉得没有收入的价值。或者，形象点说，认为它是一颗不适合放进盘子的烂樱桃。
这的确是一篇让他想起来就会心里发堵、就会觉得恶心和耻辱的文章。唉，简直是斯文扫地嘛！为何要那么凶巴巴的说话呢？究竟是中了什么邪了？自己不是刚刚写了文章，呼吁大家“了解作家，尊重作家”嘛？为什么就不能冷静、理性地对待批评性的意见呢？为什么就没有一点包容的气度和对话的精神呢？对一个心地单纯、性格外向的知识分子，为何要如此恶语相加、群起而攻，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呢？再说了，哪有通过写文章来暴露自己的“敌人”？单凭那样的两篇文章真的就能“挂帅”，就能弄得沸反盈天，就能阻挡住人们迈向胜利的脚步？难道就没想过这有可能开了一个坏头、然后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这样的问题，肯定折磨过诗人艾青敏感的心，不在白天清醒的时候，便在夜晚深沉的梦境。他很有可能对受害者愧疚不安，对自己当初的不智行为追悔莫及，因为，他后来也在劫难逃地成了受害者，——他成了“丁、陈和江丰****集团之间的联络员”，成了“****分子”，成了“再批判”的对象。人心都是肉长的，推己及人，一个人应该有这样的觉悟和情怀。
当然，这些都是我一厢情愿的揣想。也许我所说的那些不安，那些愧疚，艾青压根就没有过。那也正常。我们中国人豁达大度，乐道人善，不念旧恶，喜欢往前看，不计较那些久远而茫漠的事情。更何况，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看，一件事情发生了，就有它发生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又何必庸人自扰，自找不快呢。
却说，我在《艾青全集》里没有找到《现实不容歪曲》，却意外地看到了《延安**********前后》。这篇文章写于《讲话》发表四十周年，也就是1982年，但《艾青年表》没有说明此文写于何时、发表于何处。
根据艾青在《延安**********前后》中的叙述，1942年春天，******很短时间内就急吼吼一连给他写了三封信，要艾青帮他“收集信息”，准备一些“讲话”用的资料。毛写信给艾青“敬祈惠临”。四月间，艾青去了，毛说：“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的……你看怎么办？”艾青说：“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吧。”毛说：“我说话有人听吗？”艾青说：“至少我是爱听的。”过了两天，******又写信给艾青说：“前日所谈有关文艺方针诸问题，请你代我收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希随时赐知为盼。”毛在“反面的”三个字下面打了三个圈。艾青写道：“我也不知什么是反面意见，就没有收集，只是把我自己对文艺工作的一些意见写成文章寄给他了。”
艾青到底是个诗人，不是政治家。“莫谓言之不预也”，******的话已经讲得够清楚了。“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的”，这样的话，语气也许是很平静的，但态度却是很严厉的，是含着无限的恨意和极度的愤怒在里边的。但艾青显然没拿这些话太当回事。他也许在一错愕之后，仅仅把这当做******的不乏幽默的夸张之辞。更要命的是，他竟然忘了，与毛谈话之前，他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就已经发表了。所谓“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是把他的这篇也扣在里面的。他不知什么是“反面的意见”，是因为他还没有吃透毛的意思。大概到1958年初《文艺报》“大批判特辑”出笼的时候，他才有恍然大悟之感，可惜“大梦醒来迟”，已经太晚了。毛在1958年1月19日写的《对<；文艺报>；“再批判”特辑编者按的批语和修改》中，三次提到艾青的名字，并说包括艾青的文章在内的几篇“毒草”，都是“****反人民的”。
《延安**********前后》里最有价值的地方，是艾青对一个细节的记忆和描写。在《艾青全集》第五卷这个盘子里，这个细节，是一颗值得咀嚼的樱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