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这种批判性的启蒙精神相对照的，是邱新荣对创造精神和反抗精神的赞美。他歌颂开天辟地的盘古，歌颂“飞天者”嫦娥无私的爱，歌颂反抗者共工的英雄气概，歌颂舞干戚的“反叛者”刑天，歌颂“叩石击壤”、埋头苦干的愚公，歌颂曹沫的“亮出匕首”。他试图从中国已有的神话和传说里，开掘启蒙性的文化资源。他向往古人的那种未曾受到压抑和异化的创造力，那种活泼而自由的精神状态。他从古代的遗迹——一件牙雕、一只玉鹰、一只双连壶、一把石镰、一只尖顶瓶——中看见了古人的智慧与梦想。“让春秋的排箫 复活／复活成我们眼中最神秘的角落／复活成灵魂的富裕和阔绰／／让春秋的排箫 复活／听过它从容的啁啾后／我们的目光才会闪烁”（《让一支排箫复活》）。他试图通过诗性的话语，复现并建构一种充满原始活力的野性之美与自由精神的图景。
邱新荣对人类在精神上的萎顿和弱化深表惋惜和不满。那种因为恐惧而产生的“崇拜”，在邱新荣看来，就是一种巨大的异化力量，因为，它我们失去了“仰视蓝天的浪漫”，失去了“无法表述的勇敢”，失去了“金子般宝贵的敢为人先”，总之，崇拜“是一条沉重的锁链”（《崇拜 曾使我们失去失去那么多》）。他反对无条件地忠诚一位暴君，因为，“在****的日子里／天平的分量上／君为重／臣为轻”，一颗“善良为民”的心，是不起什么作用的（《关龙逢 收回你的心》）。他批评那种“跪着的身姿”，因为，这会使“人性的尊严随之委地”（《商代跪式玉人》。）
邱新荣的诗里，表达着对现代文明的热切向往，也因此而表达着对古典文明的庄严敬礼。他站在二十一世纪的黎明时分的霞光里，用诗向伟大中国文化和古代先贤致敬。他从古人的风范里，看见了绚烂的文明之花，看见了伟大的人格之美，看见了璀璨的思想之光。他赞美不毁乡校的子产，从“不毁的乡校里”，他看见了“民主的萌芽和气氛”，看到了“忧国的热忱”与“无邪的笑声”（《子产不毁乡校》）。“百家争鸣”的思想和精神，让他激动不已，让他高山仰止，心向往之，禁不住为它高声吟唱（《为百家争鸣而吟》）。他赞美坚贞不屈的苏武：“呵 苏武牧羊／单调而苦难的日子里／矗立着出使的旄杖／回望长安／长安已不可望／只有风吹过来／推着草浪／一直推向远方。”（《苏武牧羊》）他赞美古代的循吏，说他们“从不阿谀，”“只认一个死理”——“认天下和平／百姓富裕”（《循吏》）。在所有的循吏中，他对汲黯情有独钟，给他单独写了一首诗。他喜欢汲黯的简单和直接，欣赏他对汉代最高领袖的无所畏惧，赞赏他对颟顸的“今上”刘彻的直言不讳：“直话直说／不需要修饰的言辞／指正错失／就是指正错失／不在颂歌中表达自己的意思／拐弯抹角 鄙夷／巧言令色 鄙夷／把什么样的路都走过／直着来／也一样直着去。”（《汲黯》）他对晏子良好的教养和优雅的举止佩服得五体投地：晏子“用比喻和笑容／面对恶意的挑衅”，“晏子不靠愤怒对阵／晏子对阵／靠的是那颗从容的心”（《晏子走在出使的路上》）。
在邱新荣的心目中，司马迁意味着人格建构的高标和精神前行的方向。他对太史公“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他的历史抒情诗里流贯的是司马迁的精神血脉。在对秦始皇****的批判上，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上，他与《史记》保持着高度的一致。他如此热爱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如此热爱这位伟大的诗人，如此热爱这位无畏的批判者，自然要将太史公写进自己的诗中，自然要通过诗歌写作，向这位对抗极权的中国知识分子之父致敬。在太史公笔下，“帝王将相纷纷摘下了面具／秉笔直书后／刘邦是刘邦／项羽是项羽／流氓的手段／掩不住治世的功绩／英雄的风流／代替不了滥杀的劣迹／不是一好到底／也不是一坏便无从说起／人性的起伏与多姿／让每一个场景／都可读 都丰富而充满寓意”（《司马迁写<；史记>；》）。
现在的有些诗人，似乎不很喜欢读书，似乎更喜欢人家夸赞他单凭无所依待的才华就可以写诗。然而，邱新荣走的却是另外一种路子。他把阅读当做获取写作资源和激情的府库。他的诗，是激情的喷发，是思想的凝聚，也是知识的升华，是一行一行写出来的，也是一页一页读出来的。读他的诗，你会看到他阅读的轨迹，也会看到他读书的认真与深入。
当然，邱新荣的诗也并不是完美无缺、无可挑剔的。他的诗是坦率而热情的，但也略显外露与直白；是富有思想和理趣的，但又少了点耐人寻味的韵致，缺了些飞扬的想象与幽渺的意境。他应该向古代的诗人学习，要在“炼”字上下更大的功夫：要“炼意”、“炼句”、“炼字”，要有杜甫“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那股子劲头，要将自己诗句中的每一个字，都磨洗得干净、漂亮，都要让人觉得有滋味，有嚼头，要有更多让人过目难忘的“佳句”和“警句”。
林昭的诗，就写得不俗。我读林昭的《血诗题衣九章》，很是意外和惊讶——她那么年轻，身处那样的地方，陷入那样的绝境，诗情却那样热烈，古体诗也写得那样好。在这些诗的字里行间，处处可见一个非凡女性的聪慧和才情，处处可见一个伟大的启蒙主义者的勇敢和深刻。其一云：“双龙鏖战血玄黄，冤恨兆元付大江。蹈海鲁连今仍昔，横槊阿瞒慨当慷。只应社稷公黎庶，哪许山河私帝王。汗惭神州赤子血，枉言正道是沧桑！”其七云：“虚名实祸误苍生，底事猖狂好谈兵·罪己布公称大勇，归仁谢谤见真明。舆论士气必张护，民权世潮毋玩轻。天道无亲常与善，休将耕耘问收成。”其中有不少耐人玩味的警句，例如“只应社稷公黎庶，哪许山河私帝王”，例如“虚名实祸误苍生，底事猖狂好谈兵”，例如“天道无亲常与善，休将耕耘问收成”；在这些闪光的诗句里，有对现代的国家理念和民主精神的深刻理解，有对好勇斗狠的时代风气的尖锐批评，有身陷绝境却对未来依然乐观和自信的态度。
我读牟宜之的诗，感觉也同样美好。牟宜之的诗里，有孟浩然的恬淡，有王维的静美，有杜少陵的诚挚和仁厚，有对介子推和鲁仲连的气节的赞美，有对屈原的“千秋怨愤”的同情和“亮节清风”的讴歌，也有现代知识分子的觉醒和反思、不满和抗议。他的几首《咏史诗》，张开天眼，窥破天机，沉郁高华，深邃犀利，实为令人拍案叫绝的杰作。在写于1971年秋天的《咏史》（之一）中，他继承了杜甫的诗风，既有沉郁顿挫的蕴藉，又有批郤导窾的锋芒：
寒林落叶岁云秋，
一世英雄寂寞收。
萧墙祸端何曾料，
宫帷秘事谁与谋。
权贵厮杀如豺虎，
百姓躬耕似马牛。
千古立废循环事，
江河无语任东流。
深沉的悲慨，如大风卷水，林木为摧，落叶萧萧。读这样的诗，简直要使人抚膺长叹，凄然泪下！也是在那一年，有人曾改写了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中咏王昭君的那首，来发泄自己对“一世英雄”的阴鷙酷烈的仇恨情绪，两相对照，相去何止天壤。鲁迅在《集外集拾遗补编·<；某报剪注>；按语》中说：“只要是失势或遭殃的，便总是受奚落－－赏玩的奚落。”但是，牟宜之的诗里却没有一丝半点的幸灾乐祸，反倒表达出对失势者的悲悯和同情，这在那个习惯了仇恨的时代，实在是很不容易的。像杜甫一样，牟宜之的同情，更多的还是在“黎元”一边，所以，他的“权贵厮杀如豺虎，百姓躬耕似马牛”一联，尤其沉痛，比杜子美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还要令人辛酸和悲凉。
《咏史》（之三），也是一首读来令人振聋发聩的杰作：
周公王莽事可参，
自古由来信史难。
世上美名尔享尽，
人间坏事君做完。
水落石出终有日，
云开雾散见真颜。
天道无邪不容欺，
评说还需待后年。
李锐老人在《一座鲜为人知的人文富矿——读牟宜之诗》一文中，这样评价《咏史之三》：“这是1971年写的诗，正是‘****’大树特树‘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时代。诗人借****之事，说更深层次的道理，享尽世上美名的绝不只****，做尽人间坏事的更有‘******’等他人。但诗人站在历史的高度，做出如下宣判：不管等到何时，必将水落石出，云开雾散之日，历史不容歪曲，不容篡改，只是时候不到而已。在左祸横行的上世纪70年代初，能发出这种振聋发聩之声者，实为凤毛麟角！”诗人之眼，能通古今而观；诗人之心，能越幽明而感。牟宜之此诗，有不留情面的讽刺和指斥，有对“天道”和公理必胜的信念，有对历史的最终审判的期待。有了这样的诗，中国当代文学就有了骄傲的资本，就有了不朽的光荣。
诗的世界是没有边际和限度的，但却必须是有方向和高度的。
林昭和牟宜之的诗，就属于有方向和高度的诗。
杜甫《奉简高三十五使君》诗云：“骅骝开道路，鹰隼出风尘。”希望邱新荣能踵武前贤，朝着有光的方向，“飘翔而高举”，写出更多有味道、有勇气、有生命的好诗。
2013年4月10日，北京北新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