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目的是尽一切可能促使一切存在着的东西得到全面发展。
——托尔斯泰1847年4月17日日记
1844年6月，托尔斯泰报考喀山大学东方语言系。这次考试的成绩并不理想，12门课中有3门不及格，初试落榜。不过，初试中也显示了托尔斯泰较强的语言能力，法语、德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均获最高分。时隔两个月，托尔斯泰通过了补考，被录取为东方语言系阿拉伯土耳其语专业的学生。刚满16岁的托尔斯泰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
东方语言系是喀山大学最出色的一个系，在整个欧洲享有声誉。该系集中了一批精通波斯语、汉语、蒙古语、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的专家，是俄国培养东方学专门人才的摇篮。因当时俄国东方政策的需要，这方面的人才很抢手，该系也就成了许多青年学子慕名投考的对象。托尔斯泰作出这一选择，可能还有家庭影响的原因。父亲在世时与外交界朋友时有来往，他的亲戚中也有不少干外交这一行的。加之托尔斯泰有学语言的才华，因此他最初产生当外交官的愿望是很自然的了。
当托尔斯泰身穿貂皮领子的外套，腰佩大学生短剑，戴着三角帽和白手套跨进大学校门时，他的感觉好极了。自小在家庭教育圈里长大的托尔斯泰第一次置身于许多同龄的年轻人中间，新鲜感特别强烈。高大的教学楼、宽敞的教室、走廊上熙攘喧哗的人群，以及属于这个欢乐的大集体中一员的意识，无不令他感到愉快。
但是很快，托尔斯泰就发现自己对东方语言并无多大兴趣，而课程的枯燥乏味也使有着活跃的思维和强烈的求知欲的托尔斯泰深感失望。他从一开始，就断定像有些学生那样埋头做课堂笔记是毫无意义的，甚至是愚蠢的。于是，在课堂上，他常常心猿意马，神游八方。有时，他干脆不去上课。而此时，作为一个出身名门的贵族大学生和前省长的孙子，喀山上流社会的门已经为他敞开了。
喀山位于伏尔加河的中游和卡马河流域的中心，地理条件独特，自然风光优美，是个繁华的都市。在漫长的冬季，这里的贵族社交活动总是显得异常的活跃。在彼拉盖娅姑姑竭力怂恿和诱导下，这年冬天，托尔斯泰开始涉足上流社会的交际活动。托尔斯泰到处受到邀请，他也频频出入于显贵之家，出现在舞会、宴饮和庆典之类的场合。他很快学会了贵族上流社会的社交礼节，但是却无法像许多贵族大学生那样如鱼得水地周游其间。有的同时代人这样回忆说：他不善于“讨好女人，人们常常在他身上发现某种令人奇怪的笨拙和羞怯”。他“在舞会上常常表现得漫不经心，跳舞跳得很勉强，对周围的人视若无睹……许多小姐甚至把他看成一个乏味的舞伴”。显然，一方面，上流社会的生活对年轻的托尔斯泰有吸引力；另一方面，这样的生活方式与他的精神追求并不和谐。
在喀山贵族女子学校校长扎格斯金娜举办的一次舞会上，托尔斯泰认识了漂亮的少女季娜伊达。季娜伊达是托尔斯泰的妹妹玛莎的同学，性格开朗，并爱好幻想，与托尔斯泰颇有共同语言。两人很快沉浸在初恋的柔情中。他们常常漫步在阿尔西耶列依花园中，娓娓而谈，可谁都不愿破坏这种纯洁的和诗意的情感，以致最终也未能吐露自己的心曲。这段初恋成了托尔斯泰美好的人生回忆。小说《青年》中，主人公对“她”的幻想一节，生动地表现了托尔斯泰当时由诗意的恋情升华至更高的人生追求的心路历程：
“那时，我觉得一切都具有不同的意义。比如老白桦树，一面在月光中闪耀着枝繁叶茂的树枝，一面却用自己的黑影遮住灌木和道路；池塘静穆而华丽的光辉，像声音一样有节奏地增长着；凉台前花朵上的露珠映出月光；花朵也把优雅的影子投射到灰色的花床上；池塘那边一只鹌鹑的啼声，大路上的人声，两棵老白桦树的轻微的、隐隐听得出的互相摩擦声，在被窝里我耳边的一只蚊子的嗡嗡声；挂住枝桠的苹果落在枯叶上的声音；青蛙的跳跃声，它们有时跑到凉台的阶前，绿油油的背脊在月光下闪着神秘的光彩，这一切在我看来都具有奇怪的意义：它们把世界妆点得太美了，而我追求的幸福却还未能如愿以偿。这时，仿佛她来临了，梳着黑油油的长辫子，丰满的胸脯，永远那么忧愁而美丽，裸露着的胳膊，令人心荡的拥抱。她爱我，为了得到她刹那的爱情，我牺牲了整个的生命。但是，月亮悬在天空，它越来越高，越来越皎洁，像声音一样有节奏地增长着的池塘的华丽光辉，也变得越来越晶莹，阴影越来越黑，光彩越来越亮，当凝视和谛听这一切的时候，仿佛有什么东西对我说，她裸露着胳臂，会热情拥抱，却远远不是整个的幸福，爱她也远远不是唯一的美德；我越观看那一轮高悬的明月，就越觉得真正的美和善越来越高，越来越纯洁，越来越接近它，接近一切美和善的源泉；一种未曾得到满足的，但令人激动的快乐的眼泪涌到我的眼里。”
大学时代，托尔斯泰继续与吉雅科夫保持着友谊，同时他又结识了更多的新朋友。当时就出身而言，托尔斯泰的同学大体有两类，一类是承袭了祖先封号的贵族学生，一类是小公务员、小商人、手工业者等平民阶层的子弟。贵族学生依仗着丰厚的收入，衣着讲究，生活阔绰，谈吐举止似乎也十分高雅；而平民学生经济拮据，他们大多依靠优异的成绩获“官费”求学，清贫的生活使他们往往不修边幅，也不看重所谓的“礼节”。托尔斯泰在与这两类同学相处时，心态是矛盾的。作为一个从小在贵族社会的环境中长大的年轻人，他很看重上流社会的“体面”和“礼节”，因此不由自主地与那些贵族学生靠拢。但是，他很快就发现，那些“体面”的学生大多庸俗不堪，包裹在华丽的外衣里的是空虚的和浅薄的心灵。这样的纨绔子弟难以成为他真正的朋友。而相反，那些外表似乎不够体面的平民学生却大多目光敏锐，聪明博学。有一次，托尔斯泰与一些平民学生谈及文学方面的知识，平民学生的阅读面和精辟的见解使他大为惊异。托尔斯泰更是佩服不少平民学生所具有的那种道德修养、实践能力和追求理想的热诚。托尔斯泰也曾试图更多地接近他们，但贵族学生和平民学生之间存在的种种隔阂，使他意识到他还无法跨越这道鸿沟。托尔斯泰继续着自己的精神追求，他对哲学的兴趣越来越浓，以致被同学称为“哲学家”。托尔斯泰写道：“哲学经常吸引着我，我喜欢研究这种专注而严整的思想活动。一切复杂纷繁的现象——它们的差异在哲学里都归于一统。”托尔斯泰潜心研读狄奥根尼、黑格尔、伏尔泰、卢梭等人的哲学著作，其中对法国作家卢梭的哲学和文学作品尤为倾心。大学期间，托尔斯泰读完了卢梭的全部20卷著作，深受影响，卢梭的作品激起了他对真理的向往，他甚至觉得读卢梭的作品犹如在阅读自己的思想，只不过是有意识地在对自己的思想加以补充。“15岁的时候，我换掉了胸前的十字架，把一个带有卢梭像的铜颈饰戴在脖子上。他的很多文章对我是这样的亲切，就好像它们是我写的一样。”托尔斯泰终生称卢梭为自己的老师，认为卢梭是他一生中所受的两个重大而有益的影响之一。托尔斯泰晚年重读卢梭作品时，早年“曾经有过的那种敬仰和惊喜之情又油然而生”。在大学里，托尔斯泰还写下了《论哲学的目的》等9篇文章，阐释卢梭的哲学思想和自己的见解。
托尔斯泰的精神追求使他对贵族上流社会的喧嚣庸俗的生活产生了厌恶感，他十分愿意接受卢梭的接近自然和过简朴生活的思想。1845年夏天，他回雅斯纳亚·波良纳度假时，曾试图过一过朴素的原始的生活。为了不受干扰，他单独住在一栋侧楼里，不要仆人侍候，自己收拾屋子。白天，他或在屋里静思或在树林里转悠，手里总不离大本的哲学著作。他还给自己缝制了一件又长又宽的布袍，整天穿着，即使有客人来也不更衣。一天，有几位贵族小姐来庄园做客，塔吉雅娜姑姑让人把托尔斯泰找来。托尔斯泰身着布袍，光脚便鞋走进客厅，让姑姑和客人吃了一惊。姑姑生气地指责他不懂礼节，托尔斯泰却若无其事地向她们谈起了礼节的虚伪和返璞归真的必要。也在那时，托尔斯泰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老爷地位的可耻。他后来回忆说：“当我17岁时，我穿着一件普通制服走路，却听到他们（农民）叫我‘狗少爷’。”他感到刺耳和羞耻。不过，这种羞耻感是一种向善心态的反映，因此托尔斯泰“喜欢这种情感”。
托尔斯泰的精神追求也使他对宗教的怀疑加深了，虽然这时他对宗教的态度依然是游移不定的。托尔斯泰童年时代受过洗礼，并在信仰东正教的环境中长大。对这种信仰的第一次冲击发生在他11岁的时候。那年，有个名叫沃洛坚卡的中学生来到他们家，声称有一个特大新闻，那就是：上帝是没有的，到处宣扬的教义是无稽之谈。这使托尔斯泰和他的哥哥非常兴奋，认为这是完全可能的。随着，托尔斯泰“开始大量阅读和思考问题”，他对教义的否定就更趋自觉了。托尔斯泰后来在《忏悔录》中写道：
“我从16岁开始不作祷告，自己主动不上教堂，不作斋戒祈祷。我不再相信小时候教给我的一切，但我总还有某种信仰。究竟我信仰什么，那我是怎么也讲不清楚的。我也相信上帝，或者更确切些说，我不否定上帝，究竟是怎样的一位上帝，我也讲不清楚。我也不否定基督和他的学说，而这些学说的实质是什么，我同样讲不清楚。”
托尔斯泰认为，他当时唯一的信仰是完善，而且主要是道德的完善，可同时又有“比别人更有名，更重要，更富有”的愿望。这种种矛盾十分符合正在探索人生的年轻托尔斯泰的心态。
一年的学习生活很快就过去了。因缺课过多，托尔斯泰被取消了参加俄国史和德语两门课升级考试的资格，并因此而留级一年。这使托尔斯泰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他甚至认为这是因主考教师与托尔斯泰家有私仇之故。他决定转入法律系学习。托尔斯泰转学法律还基于这样两个原因，一是他认为法学与生活更贴近，二是该系的梅叶尔教授吸引了他。梅叶尔是个主讲民法的年轻教授，具有进步思想。他的反对农奴制度、主张权利平等的一系列观点在青年学生中激起强烈反响。托尔斯泰来到法律系不久，就引起了梅叶尔的注意。他曾经这样评价托尔斯泰：“他的脸是那样富有表情，眼睛是那样机智。我深信，他只要努力学习，独立钻研，会成为栋梁之材。”但同时，他又为托尔斯泰“压根儿不想下工夫学习”而感到惋惜。为了引起托尔斯泰对法学的兴趣，梅叶尔让托尔斯泰对孟德斯鸠的《法意》与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谕旨》进行比较研究。托尔斯泰确实在这方面下了工夫，这一点在托尔斯泰1847年的日记中得到了反映。经过一番深入的比较，托尔斯泰得出了一系列独到的结论。他认为，专制主义是反人民的，“专制主义靠什么维持呢？或者靠人民不够开化，或者靠受压迫的那一部分人民力量不足”，在专制统治者可以随意改变法律的情况下，法律不可能保障公民的权利；女皇不会放弃专制主义精神，她只是借来孟德斯鸠的共和思想，“当做为专制主义辩护的工具”，而两者本质不同，因此她这样做“多半不成功”。托尔斯泰还就此表示了反对农奴制度的观点：“只要我国还存在农奴制度，农业和商业就不会繁荣。一个受制于人的人不仅对经常拥有自己的财产不会有信心，甚至对自己的命运也不会有信心。”托尔斯泰对《谕旨》及其作者的总体评价是：“浅薄多于切实，俏皮多于理性，虚荣心多于对真理的爱”，“爱自己胜于爱人”。它“给叶卡捷琳娜带来的荣誉多于给俄国带来的利益”。
这样的研读进一步培养了托尔斯泰独立思考的精神，他愈益感到大学里的经院式的教育的弊端，以及许多学科本身的缺陷。他后来这样写道：“记得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对法学原理发生了兴趣，着手研究，目的不是为了考试，而是想从中找到对我感到奇怪和疑惑的那些人生问题的答案。但是我对法学原理钻研得越深，我就越加清楚地认识到，不是这门科学有弊端，就是我无力理解这门科学。”托尔斯泰的学纳扎里耶夫还谈到过发生在1846年1月的一件往事：一次，因上课迟到，他和托尔斯泰一起被关进了一个装着铁门的拱顶的禁闭室。在通宵达旦的长谈中，托尔斯泰用嘲弄的口吻称大学为“科学的圣殿”，并且讥讽地描绘那些学究式的教授的形象。他还特别抨击了当时的历史教学“谁要知道约翰的第二次结婚是在1562年8月21日，娶的是捷姆留克的女儿，而第四次结婚是在1572年，娶的是安娜·阿列克谢耶夫娜·卡尔特洛夫斯卡娅呢？”而那些历史教材则“是凭空杜撰的神话和无聊琐事的大杂烩，充塞着无数没有用处的数字和人名”。托尔斯泰说，他不愿死记硬背这些东西，也不相信这样的教育能培养出有学识的有用之才。
1846年秋天起，托尔斯泰兄弟三人（此时大哥尼古拉已去高加索服役）离开彼拉盖娅姑姑家，住进了一栋单独的住宅。托尔斯泰把主要精力用在博览群书上。这时，他涉猎的文学作品就更多了。他曾在回忆往事时谈到17岁那年迷恋大仲马的小说《基度山恩仇记》和《三剑客》的有趣情景。他还为人开过这么一份书单，谈在14岁～20岁期间对他产生影响最大的书，其中有：斯泰恩的《感伤的旅行》，卢梭的《忏悔录》、《爱弥尔》和《新爱洛绮思》，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席勒的《强盗》，果戈理的《外套》和《死魂灵》，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格里戈罗维奇的《苦命人安东》，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等。自然，托尔斯泰在这期间阅读的作品远不止这些，歌德的《浮士德》、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等均在其列，总数达几百本之多。就俄国作家而言，当时托尔斯泰最推崇的是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果戈理。
在大学阶段的后期，托尔斯泰开始系统地记日记，并将它作为“发展自己的能力”和提高道德修养的重要手段。他曾经在日记中为自己制订了严格的生活准则，并不断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进行毫不留情的剖析。从1847年初至1910年托尔斯泰去世前4天，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托尔斯泰的日记很少中断。这些日记成了真实记录作家生活和创作历程的珍贵文献。
1847年4月，托尔斯泰下决心退学。他后来在小说《复活》的一个版本中这样写到主人公聂赫留道夫退学的原因：“他离开大学，没有学完课程，是因为他认定，大学里没有什么可学的，学过的那些课程都无关紧要，以致在考试中复述它们不但没有什么用处，简直使人感到羞辱……他觉得，那些著名的然而大部分又都是很没有远见的学者，披着绝对正确的科学的外衣，贩卖的只是词藻华丽的大杂烩。”把这段话看做作家当年自我心态的记录，大概是不会错的。托尔斯泰在这一年的4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
“生活方式的改变是必定会发生的。但要使这种改变成为心灵的产物，而不是环境的产物。如果我找不到自己的生活目的——一个总的也是有益的目的（益处在于一个不朽的灵魂得到发展以后，自然会转变为至高无上的适合于它的存在物），那么我就是一个最不幸的人。现在我毕生都要积极地、不断地追求这个目的。”
在同一天的日记中，托尔斯泰还为自己制订一个庞大的自修计划：
“今后两年我在乡间的生活目的是什么？（1）学习为参加大学毕业考试必须掌握的全部法学教程。（2）学习临床医学和部分理论医学。（3）学习几种语言：法语、俄语、德语、英语、意大利语和拉丁语。（4）学习农业，包括理论和实践。（5）学习历史、地理和统计学。（6）学习数学、中学教程。（7）写出学位论文。（8）在音乐和绘画方面达到中级水平。（9）写出准则。（10）获得一些自然科学知识。（11）就我要学习的各科写出论文。”
次日，他又给自己订了一条准则：“做你决定要做的一切。”显然，托尔斯泰觉得，从自由的阅读和思考中获得的东西远比课堂上要多。他希望在摆脱僵化的教育环境后，通过自修完成必要的学业和掌握多方面的知识。尽管如此庞大的计划在两年内是难以完全实现的，但是它反映了青年托尔斯泰执著的人生追求和顽强进取的精神。
1847年4月底，学校批准了托尔斯泰以“健康不佳和家事牵累”为由提出的退学申请。一个星期以后，他回到家乡，等待着他的是一种新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