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的创作大致表现为三个重心：早期的先驱英雄系列，包括《补天》、《奔月》、《铸剑》；中期的实干家系列，包括《理水》、《非攻》；晚期的圣贤先师系列，包括《采薇》、《出关》、《起死》。早期创作热血喷薄，无论是激情还是郁闷都直泄无碍，个性鲜明；晚期创作冷峻克制，竭力掩饰情绪波澜以求理性的明晰；中期创作具有鲜明的过渡特征：一方面继续早期的理想人物的探索，但是这些人却又与作者本人的个性本质保持着相当的距离，鲁迅对他们主要不是直接的个性灌注而是客观的再塑造。
这在《理水》、《非攻》中主要表现为下列两个特征：
第一，同鲁迅的其他小说相比，《理水》、《非攻》无意展示主人公的个人生活悲欢，而是着意刻画他们对社会的贡献。
第二，小说主人公的性格、气质的基本特征与鲁迅本人差别很大。《理水》中的禹出场很晚，言语不多，甚至根本就没有正面描写他惊心动魄的“理水”工程，是所谓耿直质朴的典型。《非攻》中的墨子留给读者的总体印象就是风尘仆仆，行色匆匆，默默无闻地推广着自己“非攻”、“兼爱”的社会理想。无论是禹，还是墨子，在个性本质的层次上都和鲁迅大相径庭，但也的确代表了鲁迅当时的关于改造社会的某种新人的理想。鲁迅说：“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
从自我命运的体味到社会理想的实践，从个性张扬、复仇烈焰的喷射到不尚虚声、朴实凝重，这恰是鲁迅思想前后两期的重要差别。后期鲁迅，自觉地介入到社会政治斗争的急风暴雨中，为民族的解放，为新社会的远大理想而努力工作。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氛围中，鲁迅的人生目标也自然作出了相应的修正和调整。作为前期思想主潮的个性主义的锋芒毕露的内质有所抑制与潜伏，取而代之的是更多一些的关于民族大众整体命运的执著追求。不过，与后来有些左翼文学倡导者空洞地从“大众”寻求精神助力不同，鲁迅所要寻找的人间英雄具有的却是中国人尚待重新发掘的品质，这就在一个更深的意义上与他前期的国民性改造思想、新的人生探索的思想贯通起来了，从而表现着不同凡响的“鲁迅特征”。
鲁迅所要重新开掘的这些人间英雄是与传统中国人圆滑、势利、懦弱而又阴狠的劣根性相悖的一种实干家精神。也正是在对中国社会的改造当中，鲁迅真切地体味到了“艰难”的含义，因而也就尤其推重这种难能可贵的“实干”，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只有这样才能顽强地“韧”地反抗，最终“于无所希望中得救”。鲁迅以这样的价值标准塑造着心目中的民族的脊梁：“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禹、墨子都是这“脊梁精神”的体现。
这样看来，最准确的概括应当是：在禹、墨子与创作主体鲁迅之间，其实存在一种“似”与“不似”的二重关系，在现实的生存境遇上的确相似，而在个性本质上又“不相似”。创作选择的审美对象对创作主体自身的这种“似是而非”往往折射着创作主体一种内蕴深厚的复杂创作心态。在显意识与潜意识之间，在显意识的各个侧面及潜意识的各个层面之间，作品的意蕴呈现出一种流动不定的特征。其中，本质意义的“不似”又终归要通过各种形式表达对“似”的对抗、反动。
传统研究认为，《理水》、《非攻》的实质意义就是颂扬这种“脊梁精神”。而我以为，这种概括至少也让我们颇感意犹未尽。近年来也有学者重新立论，认为这实在是作者“挖掘生活与概括哲理都显得不足的篇章”。显然，这是充分考虑到鲁迅个性本质与主人公的云泥之别，认为鲁迅创作出现了不应有的“迁就”。这些分析都还是很有道理的。不过我又以为，这似乎对鲁迅当时“似”的一面体谅不够，也没有充分肯定“不似”的个性本质最终完成的对“似”的反动。
我充分估价作为一位孤独的先驱者在“似”的氛围中进行的这种顽强的反动，尽管它在强度上可能比个性主义时期的鲁迅略为逊色。因为它揭示了中国现代思想家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转折中所面临的复杂背景和由此造就的非常心态。
《理水》、《非攻》绝不是纯粹的“英雄赞”。
从整体上分析，与其把《理水》、《非攻》的主题确立为“可歌可泣的脊梁”，还不如称之为“不堪重负的脊梁”更准确一些。在开掘出这些中国脊梁的同时，鲁迅情绪激动的重心和着力渲染的重心其实还是他们在社会中所承受到的来自各个不同方向的精神诽谤、迫害和打击！这些脊梁全力支撑着摇摇欲坠的民族大厦而他们所承载的诸多压力也远远大于这大厦本身的重量。他们，已然疲惫不堪，心力交瘁！
谁能料到，当墨子为了宋国的安全辛苦劳顿归来，却是在宋国遭了一连串的“晦气”，搜身，抢劫，最后连个避雨的地方都找不到，“淋得一身湿，从此鼻子塞了十多天”。
禹就更是如此了。替天下万民“理水”，面容憔悴，衣衫褴褛，由此换来了一片歌舞升平的繁荣景象。可是，享受着这一成果的文化山学者、皇城王公大臣们却在对他肆无忌惮地污蔑、诋毁，甚至禹自己的妻子也并不理解他……这又是何等深沉的悲哀呢？
而不断散发出这些腐臭与谣言的又是一个多么令人绝望的社会现实呀！在墨子的宋国，在禹踏遍千山万水的处所，不都充溢着那数不清的麻木、愚弱的国民吗？哦，这就是鲁迅！并不因社会斗争的需要而粉饰太平，而阿谀奉承，他始终高高擎起思想革命的大旗，在他看来，千千万万中国人民的人格改造至少与其政治解放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不仅如此，鲁迅还意味深长地描写了在这些遭遇中，我们理想中的民族脊梁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扭曲。接受了墨学精神的曹公子也会在宋国慷慨陈词，哗众取宠；而禹自己呢？一当理水大功告成，自己被奉为“学习的榜样”，“态度也改变一点了”，阔绰了，考究了。禹终于在“捧杀”中走向了媚俗与沉沦。鲁迅说过：“无论是何等样人，一成为猛人，则不问其‘猛’之大小，我觉得他的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透。”结果“是使该猛人逐渐变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趋势”。
猛人变成庸人，脊梁堕落为傀儡，这样的悲剧不就是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深邃洞察吗？从这里我们也可以见出，鲁迅时刻寻找和塑造着自己理想中的民族脊梁，即那些埋头苦干的实干家们。但是，鲁迅从来也不迷信和神化任何一种理想形态，正如他往往“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绝不迷信“黄金世界”的美梦一样。在鲁迅的眼中，现实中国的苦难是这样的深重，这样的无边无涯，任何新的希望、新的光明都只是一丝微弱的火花，“那改变明天的已为今天所改变”。
关于中华民族脊梁的思考和探寻，这是现代中国人一个卑屈与崇高并陈的历史使命。围绕这一历史性的命题，中国现代文学史乃至文化史都曾引出过无数波澜曲折的故事。而在鲁迅那里这仍然是一个“思考中”的问题，并且终其一生也没有建立和推崇过那些我们所谓的“至圣”的楷模。中国没有至圣，中国也不可能产生这样的至圣。鲁迅的这一卓绝的见解对当代中国的人们将是一种有益的启迪。
鲁迅就猛人的种种不幸以及猛人向庸人的堕落的论述，产生在1927年9月，那时他开始趋近于直接的社会斗争漩涡，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之所以永远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围”。鲁迅断言：“猛人倘能脱离包围，中国就有五成得救。”但究竟怎样才能冲出包围，义无反顾呢？鲁迅当时也“终于想不出好的方法来”。等到创作《理水》的1935年11月，整整八年过去了，出现在作者笔下的禹依然是这样的困顿晦气，他甚至已经堕入了水泄不通的包围而无力自拔，这里面，又渗透着鲁迅自身人生历程中的多少辛酸与无奈呀！不错，对于墨子，对于禹，鲁迅采取的是一种有距离的观照，但即使是这种有距离的观照也难以阻挠作者深厚的人生感触的流露。从女娲，从羿，从黑色人，从眉间尺锐利奔突的个性品格下沉至困于平庸的墨子、禹，鲁迅在心灵深处作出了多大的隐忍和牺牲啊，长期以来又在潜意识里淤积了多少的苦涩和郁悒啊！
哦，鲁迅，我们现代中国的这根脊梁！
（原载《鲁迅研究月刊》1991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