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清朝的贪官，可能多数人首先想到乾隆朝的大贪官和珅，但是可与和砷比肩的大贪官还有一个，他就是晚清的庆亲王奕助。奕勖身居枢臣之位，却置国家衰弱、民族危亡于不顾，惟利是取，贪黩无厌，而且在一片弹劾声中，竟稳坐高位数十年，其中不难看出晚清政治的腐败。
一
奕匡(1838年～1917年)，祖父永磷是乾隆皇帝的第十七子，也是最小的儿子。他与嘉庆皇帝是同母兄弟。嘉庆四年(1799年)嘉庆帝亲政以后，封永璘为惠郡王，不久改封庆郡王。二十五年(1820年)，永鳞病危，嘉庆皇帝亲往视疾，晋封其为庆亲王，是为第一代庆亲王。不久永璘病死，谥号“禧”。永鳞死后，由其三子绵憨袭爵。按清朝惯例，世袭爵位都要降一级，即亲王之子袭爵为郡王，郡王之子袭爵为贝勒，以此类推，这样绵憨袭爵为庆郡王。绵慜于道光六年(1826年)逝世，谥号“良”。所以后来奕助称他为“良大王爷”。绵憋无嗣，奉旨过继仪顺郡王绵志之子奕彩为嗣，再袭郡王一次。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奕彩因在孝服期间纳妾，被人告发，下宗人府议处。奕勖的父亲绵性是永磷的第六子，只袭爵辅国公。奕彩事发之后，绵性到处行贿谋袭庆郡王，结果偷鸡不成反蚀把米，绵性被发配盛京。二十九年(1849年)奕助继绵憨为嗣，袭辅国将军爵。庆王一支由亲王降为辅国将军，虽是皇族，但此时已经家势衰落了，并无显赫可言。
庆王一支到奕助时便止住了衰落的势头，开始迅速恢复昔日的显赫。咸丰二年(1852年)奕匡晋封贝子，十年(1860年)晋封贝勒。同治十一年(1872年)，同治帝大婚，加封郡王衔。光绪十年(1884年)晋封庆郡王。奕匡飞黄腾达，并非其有经天纬地之才、抚国靖边之功，而是他善于钻营，最会讨慈禧太后的欢心。光绪二十年(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奕匡晋封庆亲王。三十四年(1908年)奕匡又获得亲王“世袭罔替”的最高待遇，即世代世袭庆亲王。清代，只有特殊功劳者能享受爵位的“世袭罔替”，除开国的睿亲王、礼亲王、郑亲王、豫亲王、肃亲王、庄亲王、克勤亲王、顺承亲王八家之外，同治之前，只有康熙第十三子。冶亲王允祥一人因功特封以“世袭罔替”。同治之后，只有恭亲王因“赞襄大政”、醇亲王因是光绪皇帝的生父而得此厚赏，像奕匡这样既无特殊功劳、又是皇室远支，而得此殊荣者，是清代绝无仅有的。但由于清王朝很快在辛亥革命中被推翻，奕匡也就成了最后一代庆亲王。
自咸丰十一年(1861年)“祺祥政变”以后，慈禧太后垂帘听政，逐渐控制了清王朝的最高统治权。奕匡感到慈禧太后是棵大树可以依靠，便极力讨好慈禧太后。他知道慈禧太后是个权力欲极强的女人，不能稍有触逆，故对她言听计从，百般逢迎。特别是投其所好向她巨额行贿，美其名日“贡献”，于是也就逐渐得到了慈禧太后的信任。晚清吏治腐败，贪污成风，贿赂公行，慈禧太后难辞其咎。她本人贪财如命，对大臣的“贡献”来者不拒，晚年时她的资产达二千五百万镑，成为满清之首富。慈禧太后喜欢打麻将，奕匡就派自己的两个女儿入宫陪太后玩。奕匡的四女儿能说会道，慈禧太后特剐宠爱，她们按父亲的授意每天拿数千两银子进宫，假装输牌，往往都是空手而归，这样每月就送给慈禧太后几万两银子。慈禧太后自然欢喜，当然她也明白其中的奥妙，所以奕勖的官爵青云直上。从同治六年(1867年)后，他历任镶红、镶白、镶黄旗蒙古都统，镶白、镶黄、正蓝、正黄各旗满洲都统，镶黄、镶蓝各旗汉军都统。这一时期奕匡搜刮的钱财。不少转而“孝敬”慈禧太后了，“岁费巨亿”，奇珍异宝塞满了慈宁宫。奕助亦愈加得到宠信，同治十一年(1872年)授御前大臣，光绪十年(1884年)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
奕匡除了用钱贿赂慈禧太后，还想尽办法讨好这位老佛爷。他办理海军事务期间，竞置北洋水师急需装备新式舰只于不顾，勾结醇亲王奕譞、李鸿章等人，挪用海军军费一千多万两用于为慈禧太后修颐和园之用。慈禧太后六十万寿，奕勖与礼亲王世锋总办“万寿庆典”。为了办好这次庆典，奕助最为卖力，多方奔走筹办庆典物品，效尽犬马之劳。而这一年七月，中日甲午海战已经开始，作为海军大臣的奕助，不为国家大计着想，不去积极筹措军饷，只一味地讨好慈禧太后。在奕匡的主持下，万寿庆典共挥霍银一千多万两，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岁人的六分之一。也就是在这次庆典中，奕助因为太后办事尽心而晋爵庆亲王。
奕助除在经济上贿赂慈禧太后，可以说在政治上也贿赂慈禧太后，那就是对慈禧太后惟命是从，对内保守顽固，对外卖国投降。
慈禧万寿庆典之时，也是甲午中日战争激烈进行之时，在“万寿无疆，普天同庆”的“喜庆”之中，中国一败涂地。北洋水师全军覆灭后，清政府被迫对日求和，继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此后，帝国主义在中国掀起了瓜分狂潮，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以康有为、粱启超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要求维新变法，挽救民族危机，从而发起了戊戌变法运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顽固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陈腐观念，极力阻挠破坏变法。奕助作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为了保全既得利益，与慈禧太后沆瀣一气，对光绪帝命议施行的变法事项“抑压迟迟”，对康有为建议开设制度局一事，以“成宪昭垂，法制大备”为由予以全盘否定，维新变法最终被顽固派扼杀了。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偕光绪帝狼狈西逃，留奕勖和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联军议和。奕匡忠实执行慈禧太后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路线，与各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更令人不齿的是他千方百计讨好联军统帅瓦德西，以出卖国家利益来保全自己私产。八国联军入北京后，大多王公府第惨遭践踏，而庆王府因得联军保护而无恙。奕勖卖国有功，愈得慈禧太后赏识，不久出任外务部总理大臣，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此年领班，兼管外交、财政、练兵等事，总揽清廷大权。自此权倾朝野，不可一世。
二
奕匡地位越高、权力越大，其贪心越加膨胀，广索贿赂，卖官鬻爵，秽声丑行，朝野皆知。当时北京出版的一种石印画报上曾有一幅漫画：一个老头，头戴双眼花翎的朝帽，身着一品大员的朝服，带着大眼镜，手拿一把农民搂地用的耙子，在地上拨银元宝。漫画讽刺的就是奕助。有人曾指出，“醇王奕譞之贪黩，远比恭王(奕新)为甚；而庆王奕勖之贪黩，尤十倍于醇王，此已成为晚清北京一般之舆论”。奕勖敛财聚货的手段花样繁多，不一而足。
北京崇文门关卡，公开向入京的商人、官员索贿，不仅商贾视为畏途，即使左宗棠这样的地方大员进京觐见，经过崇文门，也受“门者留难，索巨贿，始放入”，其他官员就可想而知了。崇文门关正监督向被视为肥缺，凡授此缺者，无不立见其富。同治、光绪年间，奕匡曾五次得到这一肥缺，侵吞巨额税款。
奕勖入军机处之后，继荣禄而为枢臣领袖，位高权重，卖官鬻爵已成公开秘密，官员欲求升迁必须递上“门包”、“运动费”之类，否则，即使政绩审核再好亦不得升迁。据当事人回忆，奕助见钱眼开，基本是有钱必应。谁要有所请托，可以直截了当地说明要办的事情，当面递上装有银票的红包，说一声：“请王爷备赏。”他接过来看一看，如果里面的银子满意，便虚情假意地说：“您还要费心。”随手把红包压在座垫下面，这样就算是交易已成。杨士骧就曾以十万两银子贿得山东巡抚，像袁世凯、徐世昌、赵秉钧、唐绍仪等人，莫不以重贿破格耀用，就连吴禄贞这样当时颇有声望的军官也花了两万两银子才得到第六镇统制的位子。奕勖家整日门庭若市，凡登门之人就得送门包。《一士类稿》中栽：林贻书以道员简署江西提学使，出京之前，按清朝惯例，须遍谒军机大臣，被接见以后方可启程。林连去三次均未得见，便对门人说：“各大臣均已谒见，一见王爷，即可成行，究竟何时可以得见？”门人微笑着告诉他说还有该拿的门包没拿。林指着壁间所贴奕匡严禁收受门包的手谕说：“王爷有话，我怎么敢再递门包。”门人笑林迂腐，说：“王爷的话不能不这样说，林大人你这个钱也不能省啊！”据说门包有三种名目，共需银子七十二两。林简署江西提学使时，奕匡指使人致书索贿八千两银子，答应为他补授此缺，并说这是优惠，他人须两万两。林为人正直，对此不屑一顾，置之不理。结果不久被开去署缺，以道员发两江总督张人骏委用。其实，学部甄别各省提学使的审核成绩，林贻书名列第七，评价很高，但奕助接受了汤寿潜巨额贿赂后，便以此缺授予汤寿潜了。
奕匡不仅索贿，手下还有一帮人帮他敛财。有一个董遇春的，与奕匡关系颇为密切，不少人没法直接攀上奕匡，就找董遇春为其活动，只要舍得花钱，没有买不到的官。“一时大僚有以裁缺反得高位者，有以升任而进不已者，有不论阶级而速化者，有以废员而破格起用者，皆缘之以进。闻一次费多至数十万，少则数万，其陆续费用亦至十数万数万不等，其它万千以下之数，道府以下之官更仆难数。”正如岑春煊在《乐斋漫笔》所言：“从前卖官鬻缺，尚是小的，现在内而侍郎，外而督抚，皆可用钱买得。丑声四播，政以贿成。”
奕匡还有一条敛财之路，就是广取“带地投主”的地租。所谓“带地投主”，是一些地主避重就轻地纳地租的方式。当时大小地主对政府直接交纳的地租不但税率高，而且常常被收租的官吏勒索，因此不少地主主动将自己的土地投到王府的名下，诡称王府的土地，每年只向王府缴纳较少的地租，就可以安然不受税吏的勒索。这样国家租税就悄悄流进奕助府库。当时依附在奕助名下的田产就有上千顷，遍及直隶、东北、内蒙等地。当时奕匡领衔的军机大臣们如那桐等人，也都这样做，故时人讽刺奕助领衔的军机处为“庆记地皮公司”。
奕助一有机会捞钱，就决不会放过。庚子之乱(即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仪鸾殿毁于大火，慈禧太后从西安回宫，念及旧时居处，郁闷不乐。李莲英乘机进言，慈禧太后拿出五百万交给奕勖负责重建，奕匡和李莲英合伙侵吞了一半。
奕匡追逐名利如同噬血的苍蝇一般，无所不到，但他却恬不知耻地把自己装扮咸淡薄名利、勤政廉洁的清官。他在门廊上贴禁收门包的手谕，但上门求见的官员若不递门包，他却拒而不见。林贻书不递门包，三次登门都不得见，足见其何等虚伪。他把书房号日“澹如斋”，自称“澹如斋主人”。还叮嘱其子孙操守“四留”之训，即：“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遗百姓，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书以遗子孙。”有时甚至将一些不很珍贵的东西，诸如古玩、字画、瓷器、玉器等，委托“品德洋行”代为拍卖，以障人耳目，结果只能惹人耻笑。只要看看庆王的豪宅和王府日常花销便知端的。
奕助的住宅，坐落在西城定府大街。咸丰年间庆王府仅有房屋一百六十多间，奕助发迹之后，便在府内大兴土木，修建了万字楼和戏楼等处，建筑豪华精致。整个院落进行了大规模的修葺，“其中房屋分五个大院落，大小楼房约千间，大门口是纯粹封建王朝的特殊形式，朱红大门。院内主房有九处，高大如宫殿，只是屋顶为泥瓦而不是琉璃瓦”。“房屋高大华丽，仅次于皇宫。室内装饰古雅，满布古董、字画、洋钟等物。”(《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二百九十一页)奕匡还有两处别墅，一处在西郊海淀万寿山附近，另一处在城内北海南岸李广桥东。皇族载润曾回忆说：“常闻人云，奕匡为贝勒时，家道甚窘，到光绪三十三年，我守护西陵任满回京，见其邸第扩充三倍，焕然一新。至此年二月二十九日伊做寿时，近支晚辈王公和蒙古在京王公及各部大臣等无不前往祝寿，我亦前去。伊设宴、演戏，大肆铺张，其儿子夸耀于人日：此一日用费不下万金。按其当时的豪奢举动，决非亲王之所能办到者。”另外，刘体仁《异辞录》中载：庆王府每年费用“三十余万，虽有禄俸、养廉相差甚巨”。宣统年间，北京报纸及其它资料都有所披露，奕勖私有的金银珠宝衣饰就值一亿两以上。足见其贪黩之巨。
三
奕匡为逞一己之私利，贪鄙害政，致使上行下效，贪黩成风，吏治大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