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贵存，67岁，山东青岛黄岛区薛家岛人；1949年6月17岁时从薛家岛去台；1987年4月第一次回祖国内地探亲；目前在台湾台北市定居。
采访时间：1999年8月16日。
采访地点：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薛家岛。
早就听说黄岛区的薛家岛是当时国民党撤退前的一个很大的据点。
这里的百姓以捕鱼为生，许多人至今还记得那场劫难，当时，只要家里有男丁，几乎都难以逃避当兵的命运。
坐着从青岛出发的快艇，我只用了10分钟便登上了黄岛，然后由黄岛台办的同志领略，我们沿着海边盘旋的山路驶往薛家岛。
在那里已有两位从台湾回来的老兵约好了采访。
这是个依山傍海的渔村。
山上是郁郁葱葱一片翠绿的树林，山下是晶莹剔透一望无际的大海，因为正是禁鱼季节，难得有此空闲的渔民们，在沙滩上晒起了银光闪闪的渔网，要不是因为那个沉重的话题而来，我几乎要被这明快的渔光曲给迷住了。
要是没有几十年前的那场灾难，这里会是山清水秀，民风淳厚的一片土地。
与刚刚回到家乡准备给去世的母亲进行一周年祭奠的台湾老兵薛贵存交谈，他的坦诚和乡音让我备感他们与家乡那种几十年难以割断的情意。
可能是因为走的时候年龄比较小，在台湾几十年虽历经坎坷，却最终娶妻生子，成家立业的薛贵存应该是我所采访的台湾老兵中，晚景不错的一个。
而且，虽然一副台胞的打扮与行头，但他灵活的头脑和出色的口才及那一口浓浓的家乡话，使他与身边的这个小小渔村分外地融合。
在薛家岛村委那个可以望得见大海的会议室里，我们一杯清茶，在凉爽的海风中开始了对往事的追忆。
1949年的6月，因为到处都是抓兵的，我跑到家里后园的树林里躲了起来。
可不一会儿国民党兵闯了进来，先是四外搜了一遍没有找到，便找我母亲让她说出我藏在哪儿了。
我母亲怎么也不说，他们急了，一把抢过母亲怀里才三个月大的我的妹妹，说是要把她给摔死，让我母亲赶快把我交出来，看见实在躲不过去我主动从树林里钻了出来，这样他们才放了我母亲和妹妹，带上我走了，那一年我17岁，我母亲38岁，父亲41岁。
由于我被带走时，父亲也因为怕抓兵在外面躲着，所以，我跟父亲没有再见上一面。
当时国民党部队都在凤凰山一带集结，因为我中间开了几次小差都被他们发现了，所以，这次被抓回去先是被打个半死，后来又让我给他们挑子弹。
那会儿我还没有枪高，根本不可能参加作战，让我挑子弹我就半道上给他们扔了两箱，这会儿他们不敢小看我了，天天派人跟着我。
丢了子弹后，班长一生气说我故意捣乱，要枪毙我，可一个姓周的排长说，“算了，他还是个孩子，就饶了他这一次吧。”就这样我才逃过了这一劫。
这之后我们就全撤到了台湾，在台湾待了5天后，又开拔到香港，走到半路上，船在海上发生了故障，那是一条整整载了5000多人的大船，当时是从中间断开了，死了很多了。
后来我们这些侥幸活下来的便换乘小船直接开到了海南岛江河市，那是1949年8月。
当时的海南岛到处是一片荒凉，因为打仗，老百姓也无心种地，因此，我们吃的穿的都成了问题。
没有办法我们这些当兵的就到处挖野菜，摘野果子充饥，有的时候还跑到老百姓的地里偷地瓜叶煮着吃。我那会儿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整天就是感觉饿，因为总吃不饱肚子，所以连枪也拖不动。
没有鞋穿就割来草藤自己编草鞋，衣服也是东拼西凑勉强遮住身体。
因为是最后的挣扎，所以驻扎在海南岛的这些兵个个都无心恋战，自然是节节败退，一直坚持到1950年，再也守不下去，便全部撤到了台湾。
那个时候我是深深体会到什么叫做兵败如山倒。
到了台湾以后我们又是整编又是训练，一时搞得特别紧张和劳累，我当时就想逃走，可在台湾举目无亲，就是逃得出来我又能到哪儿去安身呢？
考虑再三，我下决心要考宪兵。那会儿宪兵比起我们这些普通步兵来要优越得多，至少除了长官没有人敢去打宪兵的。
可真要考起来难度也特别大，因为我从小没有读过一天书，几乎是目不识丁地就当了兵。我那会儿已经有些懂事，明白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靠我自己的努力。
我开始用功地读书，从最低的水平学起，那时我们这些普通士兵根本没有条件进学校读书，只得一点一滴地靠自学。
那会儿班里那些当兵的都说我傻，笑我一个大字不识的，竟异想天开地想考什么宪兵。他们越这样说，我就越不服气，现在想想就是因为我当时年龄特别小，头脑也很单纯，一心一意想通过读书来为自己找个前程。
就这样我坚持读了三年书，在21岁那年终于考上了宪兵，被调到宪兵外事组做事情，从此，命运也有了转机。
当了宪兵以后，生活渐渐好起来，我个子也长高了，人也渐斩成熟起来，那时由于我人长得比较高挑，岁数也小，我参加了宪兵篮球队，经常在各地参加篮球赛，也算是一个比较出众的人物。
而我的爱情便降临在篮球场上。
那是我28岁的时候，有一个姓郭的16岁的国中女生，成了篮球场上我最忠实的崇拜者。
那会儿每逢有我参加的篮球比赛，她必定会出现在观众席上，为我呐喊助威，而当我们队胜利时，她会飞奔着将一瓶汽水送到我手上，然后轻盈地跑开，将一串串活泼的笑声留给我。
我当时虽然已经过了情窦初开的年龄，可一颗心被爱情击中还是第一次，很快，我们坠入了热恋。
这位祖籍是福建客家的郭小姐是家里的独生女，听说她非我不嫁，她母亲是坚决不同意。那会儿为了我，郭小姐跟母亲差点闹翻了。
她母亲说：“他一个外省佬（台湾人把大陆人称做外省佬），要钱没钱，要地位没地位，你嫁给他还不要一辈子吃苦受穷。”
也许是初恋，郭小姐在我们之间嫁与娶的这个问题上表现得相当坚决，我当时特别地感动。
后来，她母亲觉着实在拗不过女儿，只好要我给她6000新台币的聘礼，她才肯把女儿嫁给我。
可我当时做宪兵每个月只有280元新台币的津贴，无论如何也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来。
即便是这样，郭小姐的母亲也一会儿一个主意地刁难我，她打心眼里不喜欢我这个大陆来的穷当兵的。
为了郭小姐对我的一片情意，我横下一条心到处借钱凑钱，好歹弄到了6000新台币。
可带着钱来到郭小姐家，她母亲又想翻悔，她大概没有想到我会真的凑起这么多钱，而且是在很短的时间里。
我那时也年轻，背井离乡与家里失去了联系的我，对独身一人的生活也产生了深深地厌倦，并且，在颠沛流离中有这样一个女孩深深地爱着我，我觉得自己别无选择。
屡次受郭小姐母亲的非难，我对她对我的偏见也产生了不满，那天，我把6000新台币往她面前一放，沉着地对她说：“你要的钱我全给你带来了，现在你收下，我可以等到你女儿18岁跟她正式注册结婚，要是你翻悔的话，在这之前你女儿如果选择跟我私奔，你只会落得人财两空，这可就怪不得我了。”
就这样我几乎是在抗争中赢得了我的爱情，成全了我和郭小姐的婚姻。
我30岁、她18岁的时候，我们在台湾正式注册结婚，年轻纯洁的郭小姐成了我的太太。
那时，她国中毕业，在台北公共汽车管理局找到了工作，每个月赚1200元新台币，我为了娶她借的钱，也都是她工作以后用薪水帮我还的。
那个时候，我们生活很清苦，可因为彼此爱得很深，我们的婚姻从一开始便是和谐而幸福的。这在当时大陆去台湾的老兵当中都是比较少见的。
我在宪兵部队待了9年，便再也干不下去了，收入太少，我又娶了太太，根本养不了家，更不用说将来养孩子了。
可我们那时转行也不太好转，走向社会自谋职业没有一技之长，也站不住脚，反而会越混越惨。
思来想去我觉得我要为太太负责，为家庭负责，一定要选择一个比较有保障的职业来完成我的转行。
这时正好台北的警察局在招考新人，我当时就想试试，可书本已经扔下那么多年了，更何况我原来的底子就薄，可是我想这也许是我最后一个机会，我不想放弃。
我拿出当年考宪兵的劲头，没白没黑地读起书来，常常是读着读着就睡着了，惹得太太心疼地说我：“算了，贵存，这警察我们不考了，我不愿意看着你这样吃苦。”
太太越这样心疼我，我就越要一心地考上，我一直没有忘记自己当年对岳母的承诺，我不会让太太跟着我吃苦受穷。
那一段时间我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天天读书读到深夜，甚至通宵不睡。
放榜的那天，我哪里也没敢去，觉得根本没有希望考上的我心情郁闷地在家里睡觉，可是，电话响了，一个同事在报纸上警察局的公告栏里看到了我的名字，并且说，我考的成绩还在中等以上。
接着太太的电话也打过来，在祝贺我考上警察的同时，我听得出她高兴地流了泪。
那是1962年，我31岁。
在警察学校培训了半年，我分到了台湾台北刑警大队，后来还担任了组长。从那时起，我这个在台湾的“外省佬”，总算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收入也有了保障。
结婚两年后，我有了大女儿，后来二女儿、三女儿和儿子的陆续出生，让我备感家庭的负担和责任，这以后的十几年便是在抚养、培育孩子，努力工作养家糊口中过来的。
那时，我自己结婚成家，有了孩子，深深体会为人父母的艰辛，等紧张的生活稍微有了缓解，我便开始想念在大陆的双亲。
我当时是家里的长子，我走的时候，家里还有三个弟弟、五个妹妹，我们是一个大家庭，靠父亲常年出海捕鱼为生。
想到我17岁刚刚成人能为家里分担一些艰难的时候，便被带走，一去就是十几年，我心里就有说不出的难受。
我太太虽然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可她非常理解我的心情，常常安慰我说，只要好好活着，以后总有回家看看的机会。
我因为从小没有机会读书，所以，一定要培养自己的孩子读大学。因此，我的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全部是读到大学毕业。
二女儿考大学那年临场发挥失常，没有考上，第二年我又拿出60万新台币让她复读，终于考上了大学。
现在三个女儿都已结婚成家，三女儿还生了一对龙凤双胞胎，可爱极了。
儿子服完兵役后，到了远东航空公司工作，现在也有了女朋友。
我在台湾40年中，生活一天天好起来，儿女们也都长大成人，可我就是安不下心来，总觉着要在有生之年再回老家。
1981年，我的一个干妹妹嫁到了新加坡，我试着把信捎到了她那儿，再让她从新加坡寄回我的老家。
终于，我们就这样联系上了。
不久，干妹妹又从新加坡把家里给我的信和照片转到了台湾。
我看到了离别几十年的母亲、父亲和弟弟妹妹的照片，记得那天我拿着那封信独自一人哭了很久，一种弃儿终于找到了家门的委屈让我既高兴又难过。
我马上给干妹妹寄了200美金让她转寄给我母亲，希望她和父亲好好保重身体，等我回家来看他们。
由于当时我还没有退休，而且两岸关系也一直没有缓解，我虽然知道家里的消息，可仍是与亲人只能相望不能相聚。
转眼我也是50岁的人了，从17岁离开家乡，年过半百而没有在双亲面前尽一天孝，让我这个为人子的愧对列祖列宗。可这种命运又岂是我自己能够选择的。
风，从海边带着轻轻的叹息吹过来，使我们正在叙说的往事显得格外沉重。
走的时候少不更事的孩子，再次承欢父母膝下已是双鬓皆白，这种悲剧恐怕已是中世纪以来整个世界都少有的事情。
一直侃侃而谈的薛贵存对自己在台湾几十年，为生存而打拼的经历显然有一种满足，可提起当时望家而不能归的事实便满脸黯然，有一种说不出的伤感与愤懑。
我与他相对而坐，为他的成功欣喜，为他与命运的抗争捏着一把汗，更为他思家的时候只能借酒浇愁而无以作答，毕竟，那个时代所筑起的高墙虽是无形的，却让善良的人们难以逾越。
谁说亲情是难以隔断的，四十几年了不是还有那么多人在隔海相望着生生死死，直到离开人世，这种分裂还要把炎黄子孙的心割裂多久？
我给正在往事中难以自拔的薛贵存倒了一杯水，他端起茶杯声音有些嘶哑地说：“这是我们家乡的水呀，在台湾几十年，这水的甜味我从来没有忘记过。”
在台湾生活上再苦再累我没有害怕过，可我就是害怕生病，害怕一个人病倒在床上。那时我满脑子都是家里人的眼睛，他们眼巴巴地看着我，问我：“贵存，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贵存，你过得好了把这个家给忘了。贵存你再不回来，爹娘可就等不了你了。”
想想这些我就茶饭不思，觉得自己活得太憋屈，挣来挣去还是一个背井离乡。虽然在台湾有家有业的，可我总觉得自己无法认祖归宗，是没有出路的人。
1987年，台湾终于宣布开放民众探亲，那时我几个孩子正在读书，沉重的家庭负担使我满腔热情却无法逃避现实。因为台湾方面有规定，属于国家公职人员不退休是不能赴大陆探亲的。
1989年4月，我让大女儿先替我回老家看望母亲，那时母亲已经78岁，而我81岁的老父亲在孙女回来的不久前刚刚过世。
父亲终于没有等到儿子的归来，这对我来说将是终生的折磨。
女儿回来后先到爷爷的坟上去祭奠了一番。按理说，她从来没有见过爷爷。因此，曾经想可能在爷爷坟前连眼泪都不会有。
可没想到当家里的亲人把她带到山上爷爷的坟前时，她竟一下子跪倒在那儿，并且泪如雨下，哭得泣不成声。
事后女儿对我说，她总算明白了什么是血缘，什么是亲情，什么是家的感觉。
对于出生在台湾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受台湾的教育长大的，并且又从事国际旅游职业的女儿来说，她能有这种认识，我觉得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这一方面来自于我的家庭教育，因为从小到大我都会跟孩子们讲，我是怎么到台湾的，我们家在什么地方，我的父母兄弟在什么地方。
另一方面我想便是那种与生俱来的“根”的观念，大陆是根，这一点再下去千年万年也是不会改变的。
大女儿回来后，我的二女儿和三女儿又相继回家乡看望奶奶。
从小在台湾生活条件比较好的她们，没有嫌弃奶奶家的鱼腥味，与奶奶挤在同一张床上睡了十几天，这让我们村里的人见了都觉得我薛贵存的孩子还认得祖宗。
可我知道这是无法放弃的血脉，使她们与我的亲人、我的老家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感情。
孩子们回老家以后，再回台湾就不再像以前那样，对我彻心彻骨的思乡之情无法理解。她们懂事了很多，甚至都怂恿我提前退休，早点回家看看。
特别是我的大女儿，她回大陆到过北京后就一直赞不绝口，她说，过去我总把台湾当成中国，可到过北京看过万里长城我才真正懂得什么叫做历史，什么叫做祖国，我才知道中国其实是那么大的一个国家，而台湾仅仅是她版图上的一部分。
这时女儿们回来以后对我讲过的家乡的变化，也让我魂牵梦绕，真的有些归心似箭。
特别是提起父亲的去世，我就有一种愧疚，我觉得生前没能给他老人家尽孝，死后也迟迟不能到老人的灵前烧上一炷香，冥冥之中我知道父亲在九泉之下会责怪我的。
虽然离开家乡几十年，但我思想观念中那种浓厚的传统色彩一直在左右着我，使我无法走出自责的阴影。
到了后来，我太太见我实在想家，也劝我不行就提前退了吧，老母亲也80岁了，再不回去见一面，恐怕又得留下终生遗憾。
在这一点上，我特别感激太太，几十年的生活中她的善解人意，宽容大量总让我感觉自己的运气特别好。
就这样，1991年，我59岁的时候，提前6年从台北警察局退休。
虽然这样一折腾，我至少损失了200万人民币的收入，可是，手续一办下来，我就可以回家看老娘了，趁她老人家还健在，我这个不孝之子多尽几天孝比什么都值。
听薛贵存说自己是不孝之人，我冲他笑了一下，看得出来他的确是个传统观念非常强的人，可以想象他的儿女在这种氛围中长大，怎么不会与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家乡一见如故。
虽说这海边的小岛比较闭塞，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里的民风的确淳厚朴拙，充满了人情味。这一点从他们对远道而来的我热情、周到的款待，便可以体会出来。
当年国民党兵败撤退时留给岛上的灾难，许多人还记忆犹新，比起福建东山岛的那个“寡妇村”，这里有的村子所受的打击并不比那里差。
可当时带走了那么多，如今回来的却是数得过来的几个人。
这其中有很多人是因为家中的亲人一一辞世，再也没有可以回来投奔的人。
所以，当薛贵存说到他59岁，还有个80岁的老母亲可以投奔时已是满眶热泪。
1991年，我回家的那天是我兄弟去机场接的我。
当时在飞机上与我一起回来的太太叮嘱我，见到亲人，别太激动了，当心犯心脏不好的老毛病。
可飞机在青岛机场一落地，我这颗心便像要跳出来，眼眶热热的，一股想要哭出来的感觉。
见到弟弟，我搂住他的肩膀使劲儿地拥抱他，可眼泪还是流在他的衬衣上，湿了一大片。
走时还没有半人高的三个弟弟，如今也都满脸沧桑，老气横秋，让我如何能不难过。
听他们说，娘在家等我，我就急的老嫌车开得太慢。可开进村口，我已经找不到自己的家门。家乡的变化太大，好多渔民都盖起了楼房，原来的破烂、陈旧都不见了。
找到自家的院子，我娘正坐在天井里往外张望，我拉着太太的手，一进门“扑腾”便给娘跪下了。
我说：“娘，你这个不孝的儿子回来了，和你的儿媳妇回来看您老人家了。”
我娘那会儿已经80岁了，她用几乎枯干的手在我脸上摸了半天才说：“贵存，你回来了？你真的活着回来了，他们不是在哄我吧？”
我哭着叫了一声“娘！”什么也说不出来，只会哇哇地哭，直到弟弟他们把我扶起来，进到屋里，我把自己的太太介绍给我娘，娘见了也只是欢喜地流泪。
要说我太太真是不简单，进门说跪就给老太太跪下了，那真是特别地懂我的心。
见了亲娘，我又带着太太去给父亲上坟。父亲的坟头已经长出了几尺高的青草，在风中摇晃着，特别凄凉。
那天我带去了很多供品，有台湾的水果，香港的点心，但是，酒是家乡的水酿制的，我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轻轻放在父亲的坟前。
那缕缕的轻烟随风飘着，像是在给九泉之下的父亲报信儿，告诉他，儿子回来了，他老人家可以瞑目了。
几天里，我带着太太从台湾回家乡的消息传遍了整个薛家岛。
我家里热闹得像是办喜事，因为我走的时候还很小，当时的玩伴现在好多还健在，他们找上门来和我叙旧，让我想起许多往事。
可尽管事情再多，我仍不离开老娘半步。我回来唯一的目的便是和亲娘骨肉团聚，我已经离开她整整42年，我应该补偿她老人家的东西太多了。
我几个出嫁的妹妹也拖儿带女来看我。让我难过的是由于解放前生活困难，我五个妹妹，有两个很小就夭折了，这是我没想到的事情。
让我感到宽慰的是，我的几个弟弟妹妹，虽然有的生活上不宽裕，但他们从来没有因为我是台湾回来的便张口伸手地让我为难。
他们也知道我在台湾几十年，置家置业，拉扯儿女过得并不容易。如今，虽然有几个养老金，可在台湾的生活不比在大陆，那儿的消费也是挺高的。
但是对他们我也尽心尽力，能帮多少帮多少，毕竟我是大哥，这么多年他们奉养父母，替我尽孝，我应该对他们有所补偿。
最让我高兴的是，因为女儿回老家探亲后，回台湾总对我嘀咕，说奶奶住的房子太旧，要我给奶奶买新房。
那时我的经济也因为孩子读大学搞得很紧张，可我跟太太一商量，说是给娘买房子，太太很爽快地答应了。
她说：“老人为你这个儿子操了一辈子心，牵挂了这么多年，我们该为老人做点让她高兴的事儿。”
就这样我很快给母亲筹起了买房的钱，让她老人家先住上了宽敞的新房。
三个月的探亲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走的时候我跟娘说，我很快就会再回来，让娘好好保重身体等着我回来。
那个时刻我不敢抬头看我娘的脸，我想我会忍不住再次哭出声来。
第二年我又回来住了半年。后来，我索性在老家也买了房子，反正我是打算在大陆安度晚年的。
1998年8月26日，我母亲因病去世了。老人家也算高寿了，活到89岁，而最幸运的是，她最后的日子我一直在她身边，因此，老人走得很平静。
虽然时间短了些，可我毕竟陪老人度过了几年的日子，这让我觉得自己一生的遗憾降到了最低。
母亲的后事处理完以后，我迟迟地不愿意启程回台湾。一种空空落落的感觉让我实在不愿意再离开家乡，飞过那段海峡。
母亲虽然不在了，可埋他们的泥土还在，只要我愿意，它们就在我的脚下，让我感觉活着特别踏实。
而且，自从我回到了家乡，找到了亲人，我就特别地有归宿感，不像以前在台湾，人家叫我“外省佬”，我就特别地自卑。
那时我觉得自己真的是很可怜，找不到自己的家门，又不被别人所认同，那是一种无法在人群中间立足的感觉。
自从我回大陆探亲以后，再回台湾我的腰杆不知怎么就挺得那么直，而且，说起家乡我比谁都有的说。
我不喜欢台湾人称我“外省佬”，也不赞成大陆人把我称为“台胞”，我说我是有家有国的人，我是中国人。
由于当时我的家乡有很多人都被带到台湾，所以，在我找到了家以后，在台北一些认识不认识的便上门要求我带他们回家。
他们当中有的是死了丈夫，孤身一人在台湾的女人，有的是年龄太大身体不好一个人不敢坐飞机上路。
不管他们的老家还有没有亲人，他们都是那么地想要回家看看，想要叶落归根，结束在台湾的漂泊。
有的老人病得实在走不动了，便托我把一辈子的积蓄给带回来，嘱托我无论交给哪个亲人，甚至是远房的亲戚他们都要了结这个心愿。我有一次最多的时候带过十几万美金的现金，这样巨额的数字有时是这些老人终生省吃俭用攒下来的。
由于没有保障感，他们很多人做了一辈子工，赚了一辈子钱，没有享受过一次，最后，就这样孤孤单单一个人死在台湾。
1998年的11月，我刚刚回到台湾才28天，一个81岁的老太太经同乡的介绍找到我家，一再求我把她送回大陆的老家。
因为我的热心肠和办事踏实在台北出了名，这个跟我在大陆是邻村的老太太特别地信任我，要我无论如何送她回家，因为，她生了癌症，医生已说她将不久于人世。
经过了解，我知道这个老太太是解放前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跟随当时是国民党军官的丈夫到台湾的。
到台湾不久，丈夫就病死了。老太太给人做工帮佣，把女儿拉扯大。可是女儿长大以后嫁到了加拿大，不久，又莫名其妙地死在了加拿大，只剩下老太太一个人在台湾。
老太太不幸的经历激起了我的同情心，我想这种困难的时候，帮她一把，也不枉我们是同一块土地上走出来的。
很快，我不顾当时因为往返劳累引发的糖尿病的折磨，马上就订好了回大陆的机票，一路上搀扶着那个几乎走不动了的老太太回到了家乡。
其实，她家里父母、兄弟姐妹等全都不在了，只有几个外甥还分散在各村，她娘家的那个村里已经一个亲人也没有了。
老太太本来就身患绝症，回来后又没有亲人可以投奔，只得暂住在我家里，等着外村的外甥来接她。
当时那种惨景让谁看了都会落泪，这个在台湾孤单了50年的老太太是真正的无家可归。后来，老太太的外甥把她接走了，但听说回去后不久，老太太便去世了。
她给几个外甥留下了8万美金，那是她丈夫的抚恤金加上一辈子的积蓄。
我当时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大好事，不仅让这个想家思归的老太太最终回到了家乡，而且，带回的这笔钱可以给她的那些后人多大的帮助啊！
说起自己的热心肠，薛贵存有些无可奈何，他说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别人求到他这儿，只要他能帮到的，他绝对不会推出去，而最最重要的是他还有一个非常支持他的太太在背后。在我所采访的台湾老兵中，像他这样的夫妻琴瑟和谐，夫唱妇随的并不多见。
因此，我问他，在台湾这么多年，他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幸运？
的确，我觉得自己从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村孩子走到今天，一直是运气不错。
首先是遇到了一个好太太，然后，四个孩子都大学毕业让我觉得他们很替我争气。
而且，最重要的他们都像我一样特别地重乡情，重亲情，对家乡一往情深。
每次我回来，如果不同行，太太必定要忙上十天半个月，帮我给家里的人买礼物，孩子们也个个有力出力，有钱出钱。
要知道有些老兵在台湾成了家的，偶尔地回来看看还可以，经常往回跑，台湾的太太和子女就会不高兴，甚至还千方百计阻挡，这种家务事儿，有时候，让一些欲回家而不能的老兵特别伤心。
去年，我有一个同乡，便是因为要回大陆与台湾太太闹了点别扭，而子女也不站在他这一边，搞得很孤立的老头儿竟上吊自杀了，其实这种事在台湾也不少见。
本身这就是一个需要沟通的事情，但有些人就是很难理解那种背井离乡的痛苦。老兵们在外面风风雨雨四五十年，好容易有机会往家乡跑跑，这已经是人之常情，虽说有些经济问题也很现实，可他们这么多年的罪都受过来了，真不应该在晚年再让这些老兵为难，所以，在这些问题上，我太太和孩子们做得真的让我没有话讲。
现在我每年会在家乡住半年，再回台湾住半年。虽然我已经是快70岁的人了，可在去台的那些老兵当中，我还算个年纪轻的。所以，有些事我经常来回替他们跑跑。
尤其是香港回归祖国了，那台湾也理所应当地回到祖国怀抱，我相信这只是个时间问题。抱着这个美好的愿望，我回到台湾也闲不住，经常在台北、桃园、杨梅、彰化、台东等跑跑，联络一下同乡，准备成立黄岛同乡会，大家有时间多聚聚，也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做点实事，这是我晚年的唯一愿望。
这次我和太太回大陆给母亲上过一周年的坟以后，再回台湾，我的儿子便要结婚了。
我已经跟儿子说好，让他结婚以后先到青岛老家来祭祖，拜过爷爷、奶奶的灵位，见过家中的亲人才可以到国外去度蜜月。
儿子很孝顺，也很理解我的心情，一个17岁便背井离乡，59岁才重新回到亲娘身边的老兵，能有今天已经是不错了，为此，我觉得挺满意。
我儿子的未婚妻，虽然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台湾姑娘，但是，她对我的乡情也能够理解和接受。每次从家乡回台湾，她都会和我儿子来机场接我，一路上老家长老家短问个不停，她这种懂事和认同感让我觉得特别地欣慰。
常常觉得思乡盼归只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感情，可从我们儿女身上，我看到了那种永远无法割断的血脉，有了这种血浓于水的感情，想再筑起高墙的人，只会被民众所唾弃，成为千古的罪人。
悲剧有一代人承受就可以了，无论何时何地，人心思归这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这一点我看得最清楚了。
在海边的暮色中，和一个历经千山万水才回头是岸的台湾老兵，谈起统一的这个话题，让我感觉特别地温馨和感动。
看到远处那些在黄昏的余辉中悠悠地往岸边划来的渔船，我想象那些等在岸边的妻子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喜悦。
还有什么比看到远归的亲人在一点点驶近更让人高兴的事儿？
尤其是在海边，靠与海搏斗而谋生的渔民们更是期待出入平安。
要不是有几十年前的恩恩怨怨，这个大山深处，依山傍水的小小渔村该是多么的宁静祥和。
因时间太晚，我们还要趁着天黑前赶下山去，我很遗憾地没有见到薛贵存的太太。
但在薛贵存的诉说中我已经深深感受到，作为一个台湾老兵的妻子，那个我未曾谋面的女人在他的生命中是多么的重要。
也许找到人生的另一半，并相互搀扶走过那段孤独悲凉的时刻对台湾老兵来说是最幸运的事情，因此，薛贵存说他很满足。
但是，他说生活中唯一觉得不圆满的是飞来飞去的不方便，按照他的心愿，儿子结婚，娶了媳妇，台湾的家就归儿子，大陆的家就成了他安度晚年的唯一归宿。
但是儿子有了儿子，那是一定要让他先回来认祖归宗的，对中国人来说这马虎不得。
望着薛贵存说话时认真的样子，我轻声祝福他好梦成真！
分手时，他恳切地对我说，等这本采访台湾老兵的书出来，一定要先给台湾的他寄一本，然后，他会把它复印下来送给那些在台湾的老兵看看。我答应了他的请求，并记下了他在台湾的住址和电话号码，我相信不久我就会让他如愿以偿，这是我对他如此信任我这个陌生朋友的唯一的回报。
我们的车走出好远了，我回头张望，发现他还站在夕阳中目送我们远去，这个重乡情，重亲情，更重友情的台湾老兵啊……
也许正因为他失去这种情感太久，所以才会倍加珍惜这失而复得的一切。
在台湾形单影只过了半生，几次托人回祖国内地寻亲未果的他，想到了初恋的情人。1989年，68岁的他带着当年那个姑娘留给他的一双布袜返回上海。咫尺天涯，两个年过花甲的老人终于在40年后重圆那个繁华旧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