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装卸工到集团董事长，你在天津港工作的40年里，亲历了天津港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外界看来，天津港的领导团队总能在一些紧要关头显示出特有的果敢、超前和大手笔。你能否谈一下，在你们作出一些重大决策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什么？
于汝民：首先考虑的是“势”。天津港多年来经历了无数次国内外重大事件和重大改革，无论是我个人，还是整个领导团队都认为对“势”的把握非常重要，即对形势的正确判断。这个形势既包括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国家政治经济的大环境、大政策，也包括行业发展趋势。从某种意义上说，行动是否有效，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完全在于你对当前形势的把握。“势”尽管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却真实地存在着。会运势的人无坚不摧，战无不胜；不会运势的人四面楚歌，处处被动。这就好比行舟，顺势，事半功倍；逆势，事倍功半。关系到企业发展战略的重要因素有很多，比如资金、技术、人才、客户等等，你为什么首先讲“谋势”？
于汝民：其实，对于形势的判断是我们作任何决策首先要考虑的问题，这个决策可能是涉及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决策，也可能是涉及企业兴衰的决策，甚至小到一个人在选择就业等方面都要首先考虑形势。我可以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例子，我们经常把“滑铁卢”作为失败的代名词，这是说拿破仑的。在民众追求“自由”和“平等”的“大势”中，拿破仑策划了雾月十八日政变，建立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在1807年，《提尔西特和约》签订之后，拿破仑上升到欧洲大陆独裁者的地位。处于权力巅峰的拿破仑越来越明显地倾向于独断专行，视民众的呼声而不见，透支了民众的忠诚，征服伊比利亚半岛的行动也埋下了他最终失败的伏笔。拿破仑的失败是注定的——战争成就了拿破仑，战争也摧毁了拿破仑。背离“大势”和“潮流”，定会四面树敌，面对整个欧洲，拿破仑可以取得十几年的胜利，但不可能永远胜利下去，因为战争打到后来，已经不是单纯战场上的事了，而是经济、政治、民心各种因素的较量，他背离了“大势”，背离了“自由”和“平等”的“大势”。当他用“战争恐怖”取代“革命恐怖”的时候，就已经在以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命运向世人昭示一条法则：一旦背离了大革命倡导和确立的“自由”和“平等”的“大势”，这个政权就无法带领国家继续向前。
还有一个关系企业兴衰的例子。很多人都知道，康柏电脑公司过去一直面向高端市场，在电脑市场中拥有“贵族”的地位。1991年菲费尔就任公司总裁时，对未来电脑市场的发展趋势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判断：电脑将走进平民家庭，寻常百姓拥有电脑将是一个大趋势。因此，康柏电脑主动放下了“贵族”的架子，进入中低端市场。经过三年的努力，康柏电脑的销售额达到了世界第一。这就是对形势作出了正确的判断而引导企业走向成功的案例。我们发现，联想、海尔、华为、中兴等很多大企业的兴起都印证了你说的这个道理，这些企业把“谋势”演绎得异常精彩，发展成为了国际化的大公司。我们也注意到，2007年底，天津港4平方公里的东疆保税港区一期实现封关运作，号称“第二个天津港”的临港产业区规划浮出水面，南疆散货物流中心和北疆集装箱物流中心的建设日趋成熟，还有30万吨级深水航道竣工，都让我们看到了天津港的发展势头。那么，天津港近几年在发展建设方面的大手笔和你所说的“势”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于汝民：这种关系就是四个字——乘势而上。我认为当今世界的大势就是经济全球化。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就是顺应了这个大势，也表明中国将全面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由中国的国情和世界的发展趋势决定的。中国的国情就是人口多、人均资源少。中国要发展就必须依靠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提法叫做“大进大出”，其实就是讲中国要发展，就必须把自己的人力资源优势同世界的自然资源优势相结合，把自己生产的产品销往世界各地。否则，仅靠自己的资源和市场不足以使中国快速发展，不足以使中国人民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富裕起来。同时，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时期，他们的制造业一定要向外转移，一定会寻找人力成本更低的地方进行商品生产。中国的自身发展需求，与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相结合，就一定会推动中国外贸事业有一个大发展。而外贸事业的大发展必定会对港口的发展提出庞大的需求。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基本判断。有了这个基本判断，我们才敢于投资东疆港区、两个物流中心、临港产业区这些大的功能区的开发。你所说的“谋势”是否就是我们所说的企业发展战略？应该如何把握“谋势”和制定企业战略之间的关系呢？
于汝民：不完全是。我们以前讲战略的时候，比较注重的是战略目标、战略措施和战略步骤。但我认为，企业战略最核心的是战略思想，是“谋势”。这个战略思想就是实事求是，也就是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超前作出判断并采取相应的措施顺应事物发展的规律，谋求企业的超常规发展。
在正常的情况下，企业只能获得市场上的平均利润。因此，企业的自身积累就不可能增长太快。有两种情况可以使企业实现超常规的快速发展：一是实现技术创新和经营领域、经营模式创新，从而在一段时间内获得超额利润，实现超常规发展；另一种情况是在形势发生剧烈变化的情况下，企业能对经济形势、行业形势作出正确预测，实行逆市操作，从而获得超额利润。因此，企业的发展战略就是要在正确分析形势的基础上，对行业的走势进行预判，并且根据这种预判果断地采取相应对策。实事求是、超前判断说起来简单，但要理解对、理解透，还要看企业领导团队的“功力”。能否介绍一下天津港对这一战略思想的理解和对企业发展战略的判断？
于汝民：基于事实求是的思维，我们在制定天津港发展战略的时候，主要考虑了三个要素：对形势与发展走势的判断，对自身资源的评估，对众多目标的选择。
第一个要素是对天津港面临的整体形势的判断，这里包括全球经济因素、国家政策因素、社会因素和市场因素等等。我们认为在制定战略规划之前，全面综合地考量各方因素，才能使企业对未来的判断和把握保持清醒、客观，而这也是企业能否制定出科学合理的经营战略的重要前提。
第二个要素是对资源的评估，就是对天津港的现有资源和潜在资源进行评估，再对能做什么作出判断。通过对企业现有的财力、人力、物力进行评估，以论证其能否支持企业的发展战略，这一点毋容置疑。但是企业的潜在资源往往由于其自身的隐性状态，而被企业的经营者所忽视。潜在资源是企业内部真真切切存在，而又往往被人忽视的资源。我们所说的“揣着金碗要饭吃”就是指这种状况。不断发现和挖掘潜在资源对于一个企业是至关重要的，把那些潜在资源挖掘出来为实现企业的战略目标服务，这是制定现在看来具有挑战性，而经过努力又能实现的战略目标的关键。
第一章策划：缔造战略优势第三个要素是作出正确的选择，要在众多的发展方向、发展目标中进行选择。为什么有的企业发展目标不集中、不明确？就是在多个发展方向、多个目标的选择上缺乏判断或果断。其实，一个企业在一段时间内只可选择一个至多是少数几个目标。在重要的发展方向上只能是一个。同时还要考虑到如何将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联系起来，确保战略的可操作性。在战略制定三要素中，你提到了对企业所面临的整体形势的判断。那么，你认为在我们面临全球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天津港所面对的形势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于汝民：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对我国的整体形势作出了总体判断。强调我国经济总体形势是好的，保持了较快增长，金融业稳健运行，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没有改变。但不容忽视的是，当前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国际经济环境中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国内经济运行中也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
当前，国际海运业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在2008年中期，代表国际海运价格水平的波罗地海散货航运指数高达11700点，而到2008年终时已跌到600多点，可以说各大船公司正在经历一个非常寒冷的严冬。
港口业面临的形势比国际航运业要好一些。尽管世界经济增长放缓，船公司的运力供应从紧张到宽松，运价大幅下跌。但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没有改变，国际间的货物流动在总量上没有受到大的冲击。港口业与航运业是既有联系又有很大区别的两个行业，港口费用占货物全部运输费用的比例不高，也比较稳定。从实际情况来看，虽然港口的吞吐量增幅回落，但总体上还是保持了上升态势。
天津港在中国沿海港口中是受冲击比较小的。这主要是由三个方面因素决定的：第一，天津港货物吞吐量中内外贸比例比较合理，虽然外贸下滑，但内贸还比较稳定；第二，天津港是一个综合性港口，货类比较齐全，东方不亮西方亮，单一货类的运量降低，还不足以撼动天津港整体的吞吐量增长形势；第三，天津滨海新区的加快开发开放为天津港带来了增量货源。因此，当前的形势对我们来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你所说的挑战是指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导火索的全球金融危机给港口业带来的负面影响吗？
于汝民：是。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不可避免的给港口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自2007年底开始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正在由金融领域扩散到其他相关领域，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整体减缓已成定局，新兴经济体如俄罗斯、印度、越南等国家的国内经济出现剧烈震荡，全球实体经济面临重大挑战。由于消费者的信心不足以及实际支付能力下降，市场总体需求的增长趋势开始减弱，进而影响到外贸出口的总体增速减缓。这对于世界上的主要制造业基地和外贸出口国，特别是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影响的范围正在由制造环节扩散到上下游的各个环节，其中自然也包括港口行业。
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不利因素必然作用于中国经济。受资源成本推动和国际资本输入等外部因素的综合作用，以及国内金融、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加之2008年以来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影响，中国经济增长面临一定困难。港口是要通过吞吐货物来实现经营运转的，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衰退必然会造成贸易活动的不景气，进出口贸易货物的减少将拖累港口经营业绩的增长。这个挑战是我们无法避免、必须要面对的。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危机”这一词本身也具有两层涵义：一方面是“危”，它是指我们当前的发展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企业经营遇到了一定的困难；另一方面是“机”，这是指机遇。“大萧条”时期，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强调了经济衰退的正面影响：业绩不佳的企业会被淘汰；资金从衰败的行业撤出，转而投向新兴行业；高素质的熟练工人也会向更有实力的雇主流动。从历史经验来看，即使是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期，也能够为有资金、有想法的企业提供巨大的机会。只要企业的眼界足够宽，实力足够强，管理足够严密，就有可能在其他企业陷入困境的时候抓住机遇，拓展经营空间，掌控更多的资源。既然谈到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对港口行业的影响，那你们是如何看待这次危机的呢？
于汝民：同样的问题我在日前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曾遇到过。我觉得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可以用这样一个词来形容，就是雪上加霜。那么什么是雪、什么是霜呢？我认为，中国经济自身的周期性调整是雪，这场金融危机是霜，从而使我们雪上加霜。中国经济每隔8至10年就有一次周期性的调整，从改革开放到1988年、再到1997年、再到现在，进行了若干次的调整，每次调整都伴随着前期GDP的高增长和物价的高通胀。为了解决经济过热问题，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政策的实施在放慢GDP增速的同时也导致了通货紧缩，然后又经过几年的调整重新恢复正常，这几十年来一直呈现这样的规律。由于近几年金融业、房地产业、制造业上出现了很大的泡沫，从2007年起，我们提出采取“两防”的手段防止通胀、防止经济过热。因此，即便没有这场金融危机，我们的GDP也不可能再保持这么高速的增长，宏观经济也会出现一次大的调整。
由于美国出现金融危机使得实体经济受到影响，影响了人们的消费信心，流动性严重不足，因此影响了中国的外贸出口，这一点是由这场金融危机影响的。同时，我国外贸企业遇到的困难不仅仅是外贸需求的减少造成的，而且是由于出口退税率调整、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增加等综合因素造成的。国内经济的周期调整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比如制造能力的闲置导致了对能源需求的减少，进一步造成了煤炭运输需求的减少，国内的运输市场就出现了问题。这和华尔街无关。
现在大家用得比较多的一个词叫作“准备过冬”。在自然界，当冬天来临时，我们无法抗拒，但是可以采取一些措施，使自己不至于冻死。我们可以选择适合于冬季的运动项目强身健体，等到冬过春来时，我们就会有一个更加强壮的体魄。企业也是如此，我们的办法就是要以不断拓展功能、大力开发市场、苦练内功来应对全球经济波动带来的负面影响。刚才你讲到“当冬天来临时是不可抗拒的”。这和你所说的“谋势”的思想是否矛盾呢？
于汝民：我认为所谓“谋势”不应该是违背客观规律的造势，而应该首先是“顺势而为”，是在顺应大趋势的前提下，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这样企业才有可能“乘势而上”，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同样是过冬，由于采取的对策不同，最后的结果也会有很大的不同。尽管很难预测还会发生其他什么变化，但历史上由金融危机引起的变革的波及范围之广却值得铭记于心。1893年到1897年的经济衰退鼓舞了美国人民党主义和进步主义运动，并为世纪之交的“大并购运动”铺平了道路，这一运动造就了一批巨无霸企业，如美国钢铁集体和国际收割机公司。美国上世纪的“大萧条”催生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联邦储蓄保险公司（FDIC）、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等。在当前这场金融危机中，一定会有一批企业死掉，它们过不了冬；也会有一批企业能熬过这个冬天，但春天到来时它们的身体会很虚弱；我相信一定也会有一批企业经过这一个冬天的历练，素质提高了，实力更强了。待转年春天来临之时，会显示出勃勃生机。在当前形势下，“谋势”就是利用冬天的寒冷，加强锻炼、强身健骨。我们不是消极地过冬，是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过冬。面对这样的严寒，天津港有什么样的“过冬之术”呢？
于汝民：我们应对当前金融危机造成吞吐量增长速度有所放缓的形势，采取的是“四拓展”、“四加强”的对策。“四拓展”即：拓展东疆保税港区的国际贸易、国际物流、国际采购、国际中转、出口加工等五大功能；拓展内陆“无水港”功能；拓展经营领域；拓展融资功能。“四加强”即：加强市场开发；加强招商引资；加强内部管理；加强风险控制。我们希望经过金融危机这个寒冬的洗礼，我们的市场竞争能力一定会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我们的企业素质得到进一步的提高。我们也一定会建立起能够推动天津港科学发展的长效机制。同时，我们也会不断跟踪形势的变化，寻找低成本扩张的机会。我们当前经历的这场金融危机是百年一遇的。根据以往的经验，一场大的经济危机可以在某些方向上改变原先的世界经济的格局，有的甚至导致一场战争。你是否认为当前这场危机也会在某些方面改变世界经济的格局或者发展走势？
于汝民：我不是搞经济研究的。因此很难对未来全球经济格局和经济发展走势作出判断。但是由于港口行业的发展与国际贸易的发展息息相关，因此，我们非常关注全球经济形势的发展。我认为在三个方面可能对未来的国际贸易产生不利影响：一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可能会对国际贸易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二是由于各发达国家的就业压力加大，其产业转移的速度可能会放慢，这也会影响国际贸易的发展；三是人们的消费习惯可能会发生一些改变，例如大家更崇尚简约的生活方式，这也会影响国际贸易的发展方向与格局。如果发生上述所说的未来国际贸易发展放缓或者经济格局的变化，对港口行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于汝民：这次经济危机一定会对国际航运带来深刻影响。现在各大航运公司都面临巨大的成本压力，因此会加速老旧船舶的拆解，航运企业的船舶结构会发生一些大的变化，因此港口也要适应未来船型发展的需要。对于集装箱运输来讲，由于大型集装箱船的成本很高，因此各班轮公司一定会尽量减少大型集装箱船挂靠港的数量。这样也会对集装箱港口的格局带来深刻影响。我们正在关注这方面的影响和变化。当年深圳特区、浦东新区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所在地港口的发展，现在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正在不断提速，那么天津港的发展是否也能借力于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在当前严峻的局势面前取得不俗业绩呢？
于汝民：这是肯定的。当前，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规划编制工作已经完成，综合配套改革积极推进，现代制造业基地初具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展开，生态城区建设初见成效，区域交流合作进一步加强。2008年9月底，温家宝总理在天津考察工作时，充分肯定了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所取得的重大进展，要求滨海新区建设成为带动区域发展新的经济增长极。
滨海新区正在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要求，进一步加快开发建设。一是当前滨海新区现代制造业基地已经初具规模，60多个项目建成投产，大乙烯、空客A320等重大项目进展顺利。滨海新区产业的发展，特别是现代制造业的发展，为天津港提供了增量货源；二是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国家需要通过滨海新区的建设发展有力带动周边区域的协同发展，形成新的增长极，天津港作为建设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的核心载体，将在提升滨海新区的对外辐射力、影响力上发挥重要作用；三是国家对开发建设东疆保税港区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就是要以通过在保税港区探索海关监管制度创新为切入点，带动行政和涉外经济体制机制的整体创新。因此东疆港区，特别是保税港区的开发建设将进一步提速。
天津港作为滨海新区的重要功能区，滨海新区加快开发开放为天津港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参考当年东南亚经济危机中珠三角、长三角港口保持快速发展的情况，天津港完全有可能在业内走出一波独立行情。刚才你谈到了天津港的发展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得益于天津滨海新区的发展。我们知道沿海各地方政府都非常重视发展港口，你认为港口发展和区域经济发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于汝民港口是连通陆域、海域两个扇面的交通枢纽，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占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经济区域之间的生产分工不断深化，物流需求急剧扩张。港口作为区域经济参与全球竞争的高效便捷通道，已经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战略资源。实践也充分证明，在沿海区域经济发展中，建设一个强势港口，能够使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经济能量成倍放大。港口发展与区域经济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只有立足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选准港口发展的定位，使其真正成为它所依托的城市和腹地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才能建设有活力的港口、强势的港口和可持续发展的港口。天津港四大港区和两个物流中心当然，没有国家宏观经济的发展，就谈不上港口的大发展。我曾研究过近20年来我国港口吞吐量增长和国家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结果是呈正相关的。这就是说，中国港口近六年的快速发展，都是得益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外贸事业的快速发展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天津港这几年的跨越式发展，也是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中国外贸的发展、得益于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据专家研究，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都有十年的高速增长期，所以，我国港口行业也会有一个十年的高速增长期。同样，天津港在这十年里也会得到快速发展。
天津港的发展和天津以及腹地的经济也是密切相关的。天津港腹地的经济形势好，我们发展就快。反过来，港口发展也可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首先，它可以带动临港加工业的发展，天津之所以能够形成国内一流的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因为临近港口。有了港口，就可以发展临港工业，有了临港工业就产生了大量的物流，因而就有了物流产业。伴随着临港工业和物流产业的发展，就促进了贸易、金融、保险等行业的发展。所以，物流带人流，物流带资金流，物流带信息流。在港口附近，仅快递量就很大，快递仓单都要用卡车运。所以，港口带动了这些产业的发展，还有旅游、休闲、餐饮业等等，都会随之发展。
同时，港口发展还会带来很多无形的东西。所有的港口城市都是开放度比较高的城市，人们的思想比较开放，西洋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有效融合就会衍生出新的文化氛围。这些无形的东西可以促进有形的东西。人们思想的解放，眼界的开阔，以及各种现代意识的形成，会有效促进港口周边物流、金融、旅游产业以及临港工业的发展，为港口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和发展空间。因此，港口与区域经济是互动的，互为影响，有些是互为因果的。
对于企业的发展战略，我们可以看到，天津港的管理者在每一步都有着较为清晰的规划，而在初始阶段，并没有限定一个极为具体的指标。它显示的哲学思想是：既确立一个大的目标，又将变化考虑进战略规划之中，在不断变化的现实中寻找机会。因而，这个战略是有弹性的、灵活的。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著名的管理大师亨利·明茨伯格在《战略历程》中指出，“企业的战略不是直线的，是多种弯曲的线条逐步在缠绕中形成的，是多方力量作用的结果，管理团队的责任是要理清这些曲线。企业组织形式可以是集权的，也可以是放权的，但在两个极端上都有问题，具体应该在中间的什么位置，要靠企业去摸索。甚至在国家的经济形态上，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瑞士的福利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都可以获得成功，关键要符合自己的实际，有自己的创造。所以，虽说关于战略的形成过程有很多思想学派，但我们不能说哪一种最好，因为每个企业的发展阶段是不同的，现状是不同的，要自己找出方法，这也是对管理者最具挑战的地方。”由此来说，战略也像我们生活中的其他事情一样，自己正在做什么？下一步想做什么？实际应该做什么？最终真能做到什么？很容易一步步都变成一个不断打折扣的过程。要使战略变得可执行，在制定战略的时候就要事先考虑到这些因素。所以，“战略”的精髓就是“合适”、“取舍”，就是让企业在市场定位、经营活动或活动实施方式上做出独特、适当的选择。正像迈克尔·波特对战略的描述一样：“战略就是创造一种独特的、有利的企业定位”，“战略就是创造差异性”。
可以说，“世界一流大港”战略指导思想也有这样的意味。一方面，这个战略规定了一个前进的框架，但是并没有规定前进的内容，留下了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的空间。天津港这些年在这个空间中不断腾挪，从着重港口运营到发展四大产业，每前进一步，视野就拓宽一步，战略也就丰富一步。它是符合世界、国内、行业以及天津港自身发展趋势的，是符合腹地经济发展需要的，所以它是科学的；另一方面，这个目标并不是很容易就能达到的，它有一定的挑战性，这对于调动企业内部资源、凝聚人心，都是非常重要的。
从另一面来说，战略的弹性也并不是意味着不可捉摸，战略也不是空泛的，它是很实际的，其背后可以摸到的“脉”就是“势”。这就是说，战略一定是企业对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环境、行业区域发展态势等宏观层面和自身资源、团队能力、产品技术水平等微观层面进行了全面理性分析之后，做出的综合判断。所以，企业要在竞争中选择不做哪些事情与选择只做哪些事情，取舍的依据就是其所面临的“势”。比如说有些企业不想放弃任何一个扩张机会而步入“增长陷阱”，不去也不情愿作出“取舍”，危险恰恰就在孕育之中了。
正因为如此，做企业的人一定要有大视野。大视野就是看得宽、看得多、看得深，不要就看眼前一点事，不要就看本地一点事，不要只盯着手头上的琐事。国内外的局势、国家和行业政策，它们有什么样的发展态势；国内外优秀的公司、失败的公司，它们是怎样做的，这些都要了解。只有这样，才能了解周围的“势”，才能“顺势而为、乘势而上”。而天津港的“战略谋划三步骤”可以说就是眼界大开之后如何“顺势而为、乘势而上”的路径谋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