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变法，使得朝廷之上形成了新党和旧党两个派别。旧党是反对变法的，其代表人物是司马光，司马光不仅是一位声望很高的元老名臣，还是一位大学者，重要的史学著作《资治通鉴》就是在他的主持下编写的。新党是坚决主张变法的，其首领是宰相王安石，王安石也是一位学者、诗人。由于当时王安石急需选拔支持新法的人，一些见风使舵的势利之徒趁机而上，骗取了王安石的信任，如谢景温、吕惠卿、曾布等人被提拔上来。而旧党首领司马光，也在搜罗人才，与新党相抗衡。朝廷中两党相互攻击，党同伐异，闹得乌烟瘴气。苏东坡对此非常反感，他深知历史上的朋党之害，坚持自己的原则，不参与任何朋党。
对于两党，苏东坡在个人感情上并无偏爱，他同司马光的交往很深，关系很好；对王安石，他们同出于欧阳修之门，两人也能推心置腹，无话不谈。从感情上，他与两派势力都有很好的感情基础。如果是一个趋炎附势的人，这时王安石在台上，苏东坡加入王安石一党，自会青云直上，飞黄腾达。但苏东坡不是那样的人，他做事有着自己的原则。因此，他也不会因为私人感情而去掩盖自己的真实观点，说出违心之论。
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率领新进之人，气势很盛，在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要一改旧制，推行新法。但苏东坡觉得他不论在具体的改革措施还是在荐举人才方面，都有许多不妥之处，不利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也不利于朝廷的团结，所以，他对王安石持激烈反对的态度。对于王安石废科举、兴学校的改革措施，尤为不满，他上书神宗说：选拔人才的方法，在于了解人才；而了解人才的方法，在于能考察人才的实际情况，看其言辞与行为是否统一……希望陛下能够考虑长远的事情，大的事情，不要贪图改变旧法，标新立异，而不顾实际情况。
神宗听了苏东坡的话，觉得有一定的道理，便又召苏东坡询问说：今天的政令得失在什么地方呢？即便是我的过失，也请你指出来。
苏东坡说：陛下是个天生的明白人，可以说是天纵文武，不怕遇事不理解，不怕不勤恳，不怕做事没有决断，怕的是想急于把国家治理好，办事太急，太容易听别人的话，提拔官员太快。希望陛下能采取安静的态度，等待人、事之来，然后再慎重处理。
神宗听了，觉得苏东坡对当时情况的看法很有道理，就接受了他的建议，没有批准王安石废科举、设学馆等新政。
苏东坡在王安石变法的关键时候，不仅不因个人感情支持王安石，反而拆王安石变法的台，这使王安石很是恼火。显然，苏东坡的做法得罪了王安石。
反对派首领司马光知道了苏东坡的态度以后，非常高兴，以为苏东坡是他的一党，对苏东坡大加称赞。当不久后王安石大张旗鼓地推行经济方面的新法时，司马光着急了，紧急搜罗帮手，想阻止王安石的新法。
一天，司马光找到苏东坡，未经试探，开门见山地说：王安石敢自行其事，冒天下之大不韪，实在是胆大妄为，我们要联合起来，一起来讨伐他。苏东坡笑笑说：“我知道应该怎么做。”司马光以为苏东坡要坚决反对王安石，十分高兴，紧接着追问说：“那么，您打算怎么办呢？”苏东坡知道他想将自己拉入一党，很是反感，于是十分严肃地对司马光说：“王安石改革时弊，预行新法，也是为国为民着想，是为公不为私，从大局来看，有值得称道之处。但其新法，确有祸国殃民之害，我才加以反对。至于你那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信条，比之王安石的新法，更是误国害民之根。”
司马光听了，勃然大怒，高声骂道：“好个介甫（王安石之字）之党！”拂袖而去。从此，司马光也恨上了苏东坡。
一天，王安石派人把苏东坡请来，要与他面对面地作一次深谈。王安石怒责苏东坡说：“你站在司马光一边，指斥新法，是何居心？”苏东坡一听，火往上冒，反问道：“你这话从何说起？”王安石说：“仁宗时，你主张改革时弊，反对因循守旧，是何等坚决，现在我行新法，你为什么要伙同司马光来反对我？”苏东坡怒道：“你口口声声说我同司马光站在一起，可知我也反对司马光的泥古不化？你不审时度势，反倒急功近利，贸然推行新法，必遭天下人之拒。”
就这样，两人的谈话破裂了。
苏东坡既不加入王安石之新党，也不加入司马光之旧党，导致自己处于夹缝之中，没有任何政治依靠。但不搞朋党，不搞党同伐异，坚持自己的政治观点与原则，这种不计个人私利的为国的赤子之心，是难能可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