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叶派”诗人中，不乏多面手。有以书籍装帧闻名的曹辛之，有以翻译和西方现代文学研究知名的袁可嘉，唐湜先生则以文学评论见长。北京大学温儒敏教授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中，将唐湜与王国维、李健吾、冯雪峰、胡风、朱光潜、李长之等人并论。
一九五〇年三月平原社出版的《意度集》是唐湜先生的第一本评论集，我在孔夫子旧书网香港神州旧书店处拍卖而得。其封面设计简单之极，白纸上书“意度集”及“唐湜”，是作者手迹，“唐湜”处盖“平原社”篆字朱文印章。书扉则印着几行伤感的字：“纪念我的弟弟唐文荣（王平）。抗战初期，他离家到陕北去学习，抗战胜利时，他曾从湖北宣化店来信，以后就没有了消息。”
此书编选之初，本有十二篇文章。朋友将之交森林出版社出版，但此事并未成，反而散失了《骆宾基的〈混沌〉》《刘北汜的〈山谷〉》《何其芳与惠特曼》三篇文章。平原社出版的时候，删去了《佩弦先生的〈新诗杂话〉》，增收了《郑敏的静夜里的祈祷》《莫洛生命树上的果实》，连《沉思者冯至》《辛笛的〈手掌集〉》《搏求者穆旦》《严肃的星辰们》《路翎与他的〈求爱〉》《陈敬容的〈星雨集〉》《虔诚的纳蕤思汪曾祺》《衣修伍德的〈紫罗兰姑娘〉》等，最终共十篇文章。
唐湜先生在《意度集》“前记”说起了自己怎样写起这一类文章——一九四五年夏天，他依照那时学校大部分同学的习惯，拿了一本《阿左林小集》躺在小溪边念起来，不由沉醉其中。天色渐暗，溪水潺潺，仿佛映衬出了“蓝色的地中海湾、金点子似的西班牙果园、卡蕾利亚的梦幻似的眼睛”。灵感之神降临，他马上回去在桐油灯的烟雾里写下了《阿左林的书》，其文美得“仿佛也可以放在阿左林的集子里去”。于是，就“想用散文小品代替大块的论文”。他认为，“一篇批评文章本身就应该是一幅好画，一篇好散文，或一篇有蓬勃的力量的搏斗的心理戏剧。只要它是真挚的，切实的，也就总是一致的，完整的，独自兀立着的，恰如一座山（它的崇高），一片水（它的渊深），或一片阳光（它的闪烁的浑朴）。”
“前记”表达了唐湜的新文学批评观。他说：“我那时企慕着刘西渭先生的翩然风度，胡风先生的沉雄气魄与钱锺书先生的修养，但我更企望在他们之间有一次浑然的合流。”
诗人以“幻美”之笔书写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新篇章。钱钟书先生赞《意度集》是“继李健吾的《咀华集》而起，且青出于蓝”。
此后，唐湜先生虽然历尽人生磨难，但他始终未放弃诗歌创作和文学批评。一九九〇年九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新意度集》。《新意度集》包括了《意度集》里的文章，和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创作的诗论。一九九八年九月，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了《新意度集》的续篇《翠羽集》。
唐湜先生一九二〇年生于温州，二〇〇五年一月二十八日离开人世。他去世前的二〇〇三年十一月，在温州师范学院举办过“廿一世纪中国现代诗第二届研讨会暨唐湜诗歌座谈会”。我也曾到会场聆听，并到他家翻拍了一组他的老照片，发在我编辑的杂志上。他的家在温州花柳塘一幢旧楼里。在这个纷繁的小城市里，人们早已忘记这里还住着一位文坛老人。他家房间里陈设简陋，书架上零乱堆积的书都蒙上了厚厚的灰尘。之前，他腿脚还灵便的时候，偶尔到晚报社走动，但我们并没有多说过几句话，大概就是礼貌性的问候。在我的印象中，晚年的唐湜先生，就像老顽童，乐呵呵地。
我的老同事程绍国出版了一部《林斤澜说》，里面说到唐湜先生，这是我见到的对唐湜先生最生动的描述，让人读出了笑与泪：
有回，他和姜嘉镳教授一起吃汤面，姜教授吃了一半就放下筷子。唐湜先生就问他：“你不吃了？”答：“不吃了”。唐湜先生就把他的半碗端了去，呼呼倒下肚去。
唐湜先生80岁生日时，温州晚报文化部的同仁在酒店摆了四桌酒，为他祝寿。“他一过来就吃，好像这个活动与他没有关系，最后没有一人打包的，就他打走一个包，却是两段排骨”。
唐湜很少大嚷。一回做膀胱息肉剔除手术，手术管子从阴茎深入，直达病灶。可能大痛，唐湜大叫：法西斯！法西斯！
程绍国在他的文章里还说，唐湜先生怎么被打成右派，以至后来饱经风霜。那是因为“唐湜毫无世故，一点不懂中国的政治，他的右派的帽子是自己找来戴在头上的”。“唐湜简直是个小孩。他非常单纯，非常天真，他的手上没有一个处世哲学的本子。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他不知道；温良恭俭让，他好像没有听说过。他的一生，像是葛朗台的临终，脑中无它，只有金子，而唐湜呢，只有艺术和写作。”我以为这是很中肯的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