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世界文明发展史，人类古文明皆产生于大河流域的古台地上，因为人类不可能不喝水。特殊的情况是：只有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与黄河，是世界上所有古文明区中两条独一无二的、地处北温带的东西走向的河流。这决定了一些重要的基本生存原则：首先，在这个区域内有着同样的天象，与地球自转同向的水平方向的地带也有着同一的气候，这两个条件造就了同一的“天”。
此外，地处北温带的东西走向之河流，沿河流域有着统一的、四季分明的气候，有着相似的水土环境，它们会同处“天下同春”或“万里冰封”的相同时令，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节奏有序的，并有着相同相似地物与物态的区域，这些条件造就了同一的“地”。这同一的天地条件成了这个区域对自然统一认识的基础，在这个地区的古人类不可能在季节变化和缺少食物时通过沿河迁徙的方式找到食物，而离开河流的迁徙又因失去水源而无法生存。故而，迫使这个地区的古人类及早地定居并以储存食物的方式过冬，舍此而不能生存。
从中华民族的种族因素来看，这是一个杂食性且以素食为主的种族。因此，原始采集是他们最主要的生存方式，这种生存方式不同于原始狩猎民族，前者以“选择”和“储藏”作为获得食物、保存食物与延续种族的手段，后者以“掠取”和“追捕”作为获得食物、保存食物与延续种族的手段。因此，他们也产生了不同的气质、心理习性与认识特征，导致了不同的记志手段与逻辑方式。
以原始采集活动为主要生存方式的原始种族依赖于自然植物籽实的生长，他们没有极大收获的喜悦，也很少有突然死亡的危险；既缺少与其他动物和种族的激烈搏斗，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攫取。他们必须以和缓的心情来等待植物漫长的生长周期，并观察了解这些规律。他们必须学会储存，因此他们很少挨饿，他们与自然的关系融洽，且从对自然的依赖中产生对自然的认识与联想。
因而他们更崇拜自然的变化，以及由这些联想所产生的观念，并将这种崇拜表现为精神上的统一趋向并与感情联系起来，使得他们颇具一种宽容的忍耐性格及平和的心理状态。他们对自然变化敏锐，对运动与变化的周期明了，因此，他们的原始信仰更偏重于自然现象崇拜、气象崇拜、环境崇拜。这些崇拜并不直接与实体和偶像相关联，因此，他们借助于人类思维与情感作中介，将其转化成一种行为模式，通过祭祀、祝祷、纪念、敬仰等方式，来崇拜那些与季节时令、气候、水土有关的自然精灵、迷信观念与习俗活动。他们更崇拜对规律认识的“智”而不是个体的“力”，这样的原始文化方式，使得他们有自己特殊的观察与思维习惯。植物籽实的类别、性状特征与变化特征，它们内部质地与外部形态之间的关系等等，成了观察的重点。采集方式促使原始人更多注意其必然规律，容许人们从多角度、多时空、多层次、多主体来共同观察，容许已往经验的参与并反复比较判别，更容许在和平的生产方式中与其他人开展认识交流，于是，形成了一种以反复观察与理性认识相统一的认识结论，这是一种多角度、泛时空、多主体的视经验之结论，而不是与实体作唯一对应之实像。
实际上，汉字的结字原理与中国的原始社会中大量形象的创造，正是这种视觉与思维方式结合所导致的产物。随后，观察结论的理念化表述，形成了以形志“象”的记志方式，这些形“象”中又包含了经历与经验中的感受。当这些记志方式形成了一定的文化体系时，史前哲学的基本原理也在其中了。
人类发展历史上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由于世界上的大河大多呈南北走向，沿河呈现不同的气候与物产特征。大部分原始采集民族由于能随之迁徙而寻找食物，所以其文明发展缓慢，而只有中华民族，在特殊的天时地利中被迫极早地定居下来，以贮藏和顽强的努力去发展原始农业，形成了世界上最早的、独一无二的由原始采集经济走向农耕经济的远古文明。这种定居与和平的生产生活条件相辅相成，再加上如前所言的相同的天时地利，使得中华民族能在这样的集群生活中产生极稳固又恒常的对规律的认识。
在这种总体受制于自然规律，而个体又相对安全自由的生产生活中，每个个体的活动参照系很早便建立在其他个体的认识与自然规律的制约中。因此，每一个人在“自觉”的同时，也必然是“觉他”的同时，每一个集群在“社会”的同时，也必将是“自然”的同时。于是，这种极早形成的集自然、社会、人于一身的理念，便急需寻找特殊的记志方式。在久远的古代，打制石器之一击，便有一个印痕称“点”；磨制石器之一磨，便有一条印痕称“画”，中国人就选择了这样的人类所创造出来的最简单形式——点、画作为“有意味的形式”。
中国人称思考为“琢磨”，不正是打击与磨制的意思么？在上古中国的文化观念中，一“点”便是“主”字，一“画”又称为一“道”。
能主而有道，这便是“点”、“画”。它们成了构成中华文明之记志符号的基础，成了中国文化之理念符号的基石。中国人用点、画做了许多尝试，经过图像、卦象、符号，最后才明白了“交画为文”的道理，创造了举世无双的、以点画结构方式记录理念的平面符号——汉字。从原始点画发展到古汉字，融入了一切图符构成与思想方法之灵光。经过近五千年的发展，从记志、图形、表声，到最后“成语”，完成了汉字形、声、意之基本功能，完善地解决了汉字特殊自由而开放的逻辑结构形式。并反过来与单音节的汉语构成了完美的双向多层组合。最后完成了文字的统一。
此后，中国文化即以汉字为基石，完成了中国人在文化上的重大发明：造纸术和印刷术——即是为记录汉字信息和处理汉字信息的发明。统一后的汉字，在行文、记言、表情、发音、志声等诸多方面渐次完善了自己的功能，成为从当今符号学角度来看，唯一达到了平面信息符号体系的文字，也使得中华文明不但留下了举世无双的文化典籍，并成了举世无双的绵延不断的惟一的人类文明。
中国文化的同一性特征还表现在以生活的“人”作为文化的中介，而不是以固有的“物”作为文化的判断。中国人善于以己度物，将心比心地生活。在他们的心中，在他们的眼里，万物都是生生不息的生灵，是由中国文化造就的通过其他生命来体会自身生命价值的情愫。中国人常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草木有情，万物趋灵”，强调的正是这种运动本身的规律，是生命的节奏和呼吸，是用人的文化去感受和体会自然物的“生”与“化”。“花若解语还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中国人并没有让花能说话，石能吱声，却能让物成为人的文化载体。举例而言，当中国画家在提出“石分三面”时，是在借“石头”这个又冷又硬又无情的死物来说明艺术与生活的至理，所以才有“玉石俱焚”“形同石木”的成语以及“粪坑里的石头又硬又臭”、“花岗岩的脑袋”等俗语。中国人的印、砚、陈设甚至“泰山石敢当”都少不了石头。
在全世界的石器文明中，只有中国人从对石头的认识和理解中找到了“石之美者”的玉，发展出“玉文化”，并将玉的品格赋予了人生，实际上是将人的品格赋予了不寻常的石头。中国的“道”和“理”都缘自石头的纹络而获得启示。因此，中国画家所说的“石分三面”实际上是“阴阳”两面与“别开生面”的第三面，而不是一般西方素描中认为的石头有明调子、暗调子与灰调子那样的“物的状态”。这其中隐藏着“三生万物”的生命哲理，折射出文化之灵光与生命之活力。因为只有阴阳之运行，才是生命之流动；只有流动的生命，才会有生命在感受；只有以生命的感受去体察阴阳之物，才能产生为了生命的认识结论。所以中国人在讨论艺术时，永远用的是“情”、“趣”、“势”、“韵”、“神”、“气”这些生命姿态所参与照应的比较。中国人认识的美一直在生命的生活与运动中，在自我作为一个生命的参与中，在对自己内在的整个人生的体察玩味中。这正是中国文化之使然。
国画的发展经历过漫长的历程，中国历史上朝代的更迭虽对绘画艺术的发展产生过不同的影响，但艺术的发展毕竟更取决于艺术规律，取决于对艺术规律的认识、揭示和把握，并且有赖于社会经济与文化对这些规律的普遍适从与促使它们进一步变成绘画实践的准则。此外，绘画的形成与发展虽然也体现出总体的时代精神，但它毕竟需要有特殊成就与才能的艺术家个体活动才能完成；同时，绘画的发展也不像改朝换代似的有着明显的突变痕迹。
因此，在了解国画的形成发展时，一方面要重视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总体文化特征，另一方面应当更着重于绘画发展过程的关键时刻之把握。总的来讲，大致可以将古代中国画的发展分为三个总体阶段来认识。第一个阶段始于从原始社会到汉朝这一段历史时期，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上古时期的绘画，它们是中国画的形成与基本定型时期；第二个阶段属于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到宋朝这一段历史时期，这也可称之为国画发展的中古时期，它是中国画的各种技巧、法式的完善与绘画理论体系全面形成的时期；第三个阶段相当于从元朝到清朝末年这一段历史时期，即国画发展的近古时期，它是中国画进一步强调个性与重视绘画文化特征发掘的时期。从清末民国初年开始，由于世界形势的发展与中国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变革，国画又面临着一场更普遍更深入的发展与变化，从而形成了近现代中国画的多彩面貌，使国画广泛地步入了世界各民族的艺术行列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