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宣统三年（1911），湖南、湖北、广东、四川人民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清政府向帝国主义出卖路权的爱国运动。
在收回路权运动中，粤汉、川汉铁路已收回商办，铁路所经省份绅商以至人民群众已经筹集相当数量的股金，有的路段正在修筑。但帝国主义不甘心失去对中国铁路的控制权，千方百计要夺回已归商办的铁路，其主要方式就是迫使清政府借债筑路。而清王朝为解决严重的财政危机，以图苟延残喘，也只有以路作抵，举借外债。光绪三十四年（1908），英、德即分另要挟张之洞签订粤汉、川汉铁路的借款合同。次年英国汇丰银行、德国德华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组成三国银行团，与张之洞签订湖广铁路借款草合同。美国不甘落后，一方面与英、德交涉，一方面对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参与借款；英、德在相互对抗中，都想争取美国的支持，于是经过多次谈判，三国银行团变成四国银行团，并于宣统二年四月十五日（1910年5月23日）与清政府订立协定，规定清政府向四国银行团借款六百万英镑，修筑粤汉、川汉铁路。宣统三年三月（1911年4月），清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与四国公使议定了借款合同细节，俟各该国政府批准后正式签字。但要批准这个出卖路权的合同，清廷必先将商办铁路收归官办。于是清政府在四月十一日（5月9日），即皇族内阁成立次日，正式下达铁道干路国有的“上谕”，规定“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所有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①。二十四日（5月22日），盛宣怀与四国银行团正式签订《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省填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首先劫夺了粤汉、川汉两大干线。清政府所谓“官办”即是官卖，“国有”实为帝国主义所有的真面目赤裸裸地暴露在全国人民面前，因而激起了人民的极大愤怒和反抗。
首先起来反抗的是湖南人民。“铁路国有”的消息传到长沙、湖南商办铁路公司即致电军机处、外务部、度支部、邮传部，表示湘路“力能完全自办，毋庸另借外债”②。此后，长沙各界连日集会，一致反对“铁路国有”政策，要求湘抚杨文鼎代奏，望清政府收回成命，否则将“全力抵抗”。湖北谘议局紧接湖南之后，召开了有数千人参加的大会，与会者纷纷演说路权丢失之利害关系，“大呼救国”。革命党人詹大悲主编的《大江报》发表以《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为题的“时评”，揭露清政府的卖国罪行，鼓吹革命。湖北境内数万名川汉铁路工人也群起响应保路斗争。在广东，粤汉铁路公司于五月十日（6月6日）召开有千余人参加的股东大会，议决“万众一心力争商办”，在公司内设立争路机关部，致电邮传部要求“撤销国有令，以昭大信”。为抗议广东地方当局的阻挠破坏，市民采取拒用官发纸币挤兑现银的办法，以示抗议。海外华商会馆致函粤路公司，声明“粤路国有，誓死不从”，“政府虽欲卖国，我粤人断不能卖国”③。
清青花龙纹直颈瓶争路斗争最为激烈，规模也最大的是四川。起初立宪派绅商还试图通过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奏请清廷收回铁路“国有”成命，但清廷不仅置若罔闻，反而于五月五日（6月1日）由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和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联衔致电王人文，声称川汉铁路公司已用之款和现存之款，一律换发国家铁路股票，拟不退回现款，若川省表示异议则“必复借外债，必以川省财产作抵”。这不仅是剥夺商办铁路的权利，甚至连商办公司的股金也要加以吞并，因而深深地激怒了四川广大人民。五月二十一日（6月17日），川汉铁路股东代表一千余人集会成都，决定组织四川保路同志会，推举立宪派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确立以“破约保路”为根本宗旨，并派员分赴各州县进行宣传鼓动，发起成立保路同志分会。此后四川保路运动便蓬勃地发展起来。
当时全川一百四十二个州县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市民纷纷投身于运动之中。不到半月，保路同志会会员已逾十万人，及至夏秋间，保路同志会已遍布全川。立宪派力图将斗争局限在集会请愿的“文明争路”范围内，规定了诸如“防止暴动”、“不可自由行动”、“不应怨望朝廷”、“不必集矢外人”等种种清规戒律。但是，在同盟会影响下，群众的广泛斗争很快冲破了这些禁令，不断将运动推向深入。闰六月（8月），对保路运动持同情态度的王人文被清廷革职，素有刽子手之称的赵尔丰接任四川总督。他不顾四川人民的强烈反对，刚一上任即强行收回川汉铁路宜（昌）万（县）段路权。消息传开，群众异常激愤。七月一日（8月24日），保路同志会在成都举行大会，通过全城罢市罢课的决定。传单一出，成都万众一心，百业停顿。接着，南自邛雅，西迄绵州，北近顺庆，东抵荣隆，千里内外，府县乡镇，一律闭户，风潮所播，势及全川。与此同时，捣毁经证局、自治局、巡警分署、外国教堂等事件也接连发生。初九（9月1日），四川人民开始宣布不纳正粮、不纳捐税、不负担外债。在铁路公司股东大会上，有人发出《川人自保商榷书》，提出川人“共同自保”、“共挽时局之危”的口号。在清廷一再严责下，赵尔丰以《川人自保商榷书》中有“隐含独立”的思想，乃于七月十五日（9月7日）将蒲殿俊、罗纶等人诱捕。两天后又查封了保路同志会、铁路公司、铁路学堂和鼓吹保路的报刊。赵尔丰的蛮横手段，激起了成都人民的强烈反对。就在蒲、罗等人被捕的同一天，数万群众有的头顶光绪牌位，有的手握香炷，潮水般涌向总督衙署，要求放人。面对手无寸铁的人民群众，赵尔丰竟然命令卫队开枪扫射，当场击毙群众三十余人，伤者不计其数，制造了著名的“成都惨案”。为了向全川人民揭露清朝的残暴行径，号召人民起义，同盟会员龙鸣剑等裁制数百木片，上书：“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保”。④然后在木板上涂以桐油，制成“水电报”置人锦江。水电报乘秋潮顺流，出一日几乎传遍川西南。各地群众闻警，旋即纷纷揭竿而起。
本来保路运动兴起后，革命党人即积极投入运动，并乘机加速革命在四川的发展。六月十日（7月5日），同盟会员龙鸣剑等邀哥老会各路首领在资州罗泉井召开秘密会议，决定组织武装起义，改同志会为同志军。“水电报”传警之后，各地同志军相继响应，只有几天，逼近成都周围的起义军已达一二十万之众。赵尔丰惊慌失措，连电中央求救。清廷急调鄂、湘、陕、黔、滇、粤六省军队援川，命端方率鄂军迅速兼程西上，加派两广总督岑春煊会同赵尔丰“剿抚兼施”。但是已成燎原之势的烈火，再也无法扑灭了。同志军围攻成都十余日，因装备不足，缺乏统一的组织，最后决定从成都撤围，转而分兵攻略各州县。八月五日（9月26日），哥老会著名首领侯宝斋率南路同志军自成都回师，与反正倒戈的新军周鸿勋部在新津会合，在这里坚持战斗半个多月，抗击和牵制了四川清军主力，推动了全川革命形势的发展。哥老会首领、同盟会员秦载赓统帅的东路军从成都转向华阳中和场一带，有众二十余万，与新津遥相呼应。除这两支主力同志军外，整个四川几乎处处有同志军起义。从而汇成了推翻清廷在四川反动统治的巨流，其中同盟会员吴玉章在荣县宣布独立，成为全川独立的先导。
吴玉章（1878～1966），原名永珊，字树人，四川荣县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赴日留学，先后参加拒俄义勇队、同盟会和共进会，创办《四川》杂志。当荣县同志军向成都进军时，吴玉章在荣县发动群众，训练民团，筹集粮饷，为夺取荣县政权打下了基础。当同盟会员四川东路民军副统领王天杰从成都转战返回荣县后，吴玉章不失时机地提出了推翻旧政权的建议。八月四日（9月25日），王天杰召集各界开会，吴玉章发表演说，宣告荣县独立，是为革命派在全国建立的第一个县级政权。此后各州县纷纷效法，从而促进了全省的光复。保路运动最终导致了武装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
保路运动揭露了清政府媚外卖国的罪行，有力地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鄂军入川，削弱了湖北的兵力，有利于革命党人在武昌举义，促成了辛亥革命高潮的到来。
注释
①《辛亥革命》第4册，第340页。
②《民立报》1911年5月10日。
③《满清野史》第3页。
④《辛亥革命》第6册，第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