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的多数措施也是深得人心的。他在元始元年建议的各项措施，使诸侯王、宗室、功臣后代、候选官吏、退休官员以至天下百姓人人受益，当然皆大欢喜。三辅的百姓被横征暴敛的赋税可以得到补偿，而且还派官员检查落实，皇陵中的多数民墓可以不迁，全国百姓和基层官吏不必再自行置备服兵役的物资，这些都是少有的实惠，得益的人又那么多，他们都会感激。王莽救济灾民的具体措施，包括他自己和太后带头捐资，在长安为灾民建房等，尽管未必都能落实，总能起一些作用。他在长安为学者建一万套住宅，从全国征召数千有本领的人，又将天下通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数千人征至京师，知识分子自然会感恩戴德。要知道，其中多数人本来绝不会有施展才能的机会，甚至连生活都成问题。
所以，当时把王莽当成圣人、周公、救世主是完全正常的。对王莽的称颂虽然有宣传和夸大的成分，但在他代汉之前，多数人还是出于诚意，否则，即便靠刘歆等舆论高手是造不出那么大的声势的。如果说，王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当皇帝，是为了以新朝取代汉朝，那么他已经付出了足够的代价。除了他不姓刘以外，其他条件都不比成帝、哀帝、平帝差。至于制造符谶、祥瑞，这并不是王莽的发明，此前的汉高祖、此后的汉光武帝、魏文帝曹丕，哪一个不是这样做的？他们难道不是假造出来的吗？
一句话，如果王莽成功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历史就不会是这样，他就是新朝的太祖高皇帝，他的本纪里的内容肯定比刘秀、曹操、曹丕更丰富，也会比刘邦更动人。但事实他却失败了。
汉光武帝如果王莽仅仅是为了夺取权力，仅仅是为了当皇帝，他并不是没有成功的可能。而且他已经成功了，他相当平稳地取得了汉朝的最高权力，又顺利地当上了新朝的皇帝。但王莽不但要当皇帝，还想当改革家，当圣君，这样脱离实际的目标就注定了他的悲剧下场。
一般都说王莽是“托古改制”，认为他的真正目的是改制或篡权，“古”只是一个幌子，只是假托。我以为，王莽倒是真心诚意地复古，因为他把儒家经典中描述的古代社会当成了可以实现的目标，却不知道或根本没有想到，这些本来只是儒家的理想，从来没有成为现实。如果王莽的复古只是为了篡权，那么在他当了新皇帝以后就可以改弦更张了，而他推行的实质性的改革却都是在当了皇帝以后。不少成功的开国皇帝在上台前并没有什么政治蓝图，或者虽然作过许诺，在上台后就变得现实主义了。可是王莽却在上台以后以更大的热情顽固地推行他的复古改革，把自己推上了绝路。
王莽曾经使社会各阶层、各类身份的人都获得过实际利益，因而赢得了最广泛的支持。但在社会财富没有增加的情况下，这样的政策完全没有物质基础，只能加速国库的枯竭和财政崩溃。如恢复几百名列侯、退休官员终身领退休金、给学者造住宅、扩大选官范围、取消吏民自备服兵役的物资、建造大量公共建筑等，没有一样是不需要大量的、经常性的支出的，就是在财政收入正常的情况下，也未必能一下子增加那么多。已经千疮百孔的财政体制如何承担得了？这些利益还诱发了得益者对王莽、对他的改革过高的期望，一旦事与愿违，这些支持者马上会变为反对者。像那些潦倒的知识分子，接到去首都当教授的通知时当然兴高采烈，把王莽当做再世周公、当代圣君。但不久就开始欠薪水，预先答应的住宅却始终在图纸上，既没有学生学，也没有事好干，而新的教授还在不断增加，新的改革措施还在陆续出台，他们就会把王莽当成骗子。知识分子如此，其他阶级、阶层的也会如此。到那时，他们就会怀念曾经咒诅过的汉朝，怀念那时并不幸福的生活，形成所谓“人心思汉”的舆论。
在社会财富不可能无限制增加的条件下，想同时讨好社会的各阶级、各阶层、各个利益集团是绝对办不到的。王莽想在不触犯贵族、豪强、官僚利益的前提下，让百姓、贫民、甚至奴婢的生活也得到改善，无疑是画饼充饥，完全是痴心妄想。增加诸侯王、列侯、官员、国家供养的学者和人才，势必减少农民的土地，提高百姓的赋税；而要缓解土地矛盾，减轻百姓的赋税，只有削减朝廷开支，裁减贵族官僚，限制他们的土地占有量，这是绝对难以两者兼顾的。所以要得天下的人心里都很明白，自己该依靠谁，打击或抑制谁。刘秀要依靠南阳的宗室豪强，所以对他们一直优待宽容，当了皇帝也不得不与他们有所妥协。所以尽管东汉从一开始就存在田地和户口登记不实的严重问题，但至少得到了地主豪强的支持。
当王莽实行改革时，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为了达到尽善尽美的目标，不惜得罪所有的人。例如，对社会矛盾的焦点——土地和奴婢问题，王莽在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宣布的政策是：“今更名天下田日‘王田’，奴婢日‘私属’，皆不得买卖。”每个男口不满八个的家庭，使用的田不得超过一井，超过部分必须分给九族邻里；原来没有田的，可以根据制度受田。还规定，对胆敢说“井田圣制”坏话的人，违反法令造谣惑众的人，都要押送到边疆去。
大地主豪强当然会激烈反对。因为他们占有的田地远不止一井，要他们将多余的土地交出来等于割他们的肉。他们占有的奴婢中不少是用于农业生产的，现在将土地都交了，难道将奴婢白养着？而奴婢又不许买卖，岂不是逼着他们白白送掉吗？小土地主，包括刚够得上自给标准的农民也不满意，一则这些人多少要减少一些土地，更主要的是原来实际上已经私有的土地现在要变成公田了，如果将来家庭人口减少，还得再交出去。由于既没有可行性，又没有切实的强制措施，地主豪强多余的土地大多没有交出来，所以政府没有足够的土地分给应该受田的无地、少地农民，对这一纸空文，农民自然也不会满意。至于奴婢，改称“私属”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利益，禁止买卖更没有改变他们的身份，相反，由于买卖改为暗中进行，或者主人原有的土地减少，他们的处境只会更坏。实际上官僚地主的土地和奴婢买卖并未停止，因而被处罪的不计其数，更引起了他们的反对。三年后，王莽只得下令：“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犯私买卖庶人者，且一切勿治。”于是土地和奴婢买卖合法恢复，原来的业主肯定要索回已交了公而被其他人“受”了的土地，或者让他付钱买下。至此，王莽就将唯一拥护这项政策的受益者也得罪了。
为了抑制商人对农民的过度盘剥，制止高利贷，控制物价，改善财政，王莽在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下诏实行五均六筅。所谓五均，即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城市设五均司市师，管理市场。各城设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工商各业，向市中申报经营，由钱府按时征税。每季度的中月由司市官评定本地物价，称为市平。物价高于市平，司市官照市平出售；低于市平则听民买卖。五谷布帛等生活必需品滞销时，由司市官按本价收买。百姓因祭祀或丧葬无钱时，可向钱府借贷，不收利息，但分别应在十天或三个月内归还。因生产需要也可贷款，年利不超过1／10。所谓六筅，是由国家对盐、铁、酒、铸钱、五均赊贷实行统制，不许私人经营；控制名山大泽，对采集者征税。
从这些政策的内容看，似乎相当合理，制定的出发点也不能说不对，如果真能实行，政府和百姓双方都能得益。但放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又是完全行不通的。很明显，五均的前提是政府必须掌握相当数量的商品和货币，并且有强有力的管理手段。由于没有这两方面的条件，王莽只能依靠富商大贾来推行，反而给了他们搜括百姓的机会，形成危害更大的官商垄断性经营。由国家对盐铁等实行统管统制，早已被实践证明是失败了的，再次实施自然不会有好结果。而由国家控制名山大泽，实际只是给主管官员增加了财源。总之，国家没有增加收入，百姓却增加了负担，正当的商人和手工业主也受到打击。
王莽对货币的改革，开始时只是为了复古，模仿周朝的子母钱。以后又不顾五铢钱从武帝时开始已经生产了280亿万的现实，盲目推行花色繁多却没有信用的各种新货币。受到百姓抵制后，又企图通过严刑峻法强制推行，规定携带使用五铢钱的人与反对井田制同样处罚，流放边疆。为了限制盗铸，他规定“一家铸钱，五家连坐，没人为奴婢”，以至没为官奴婢的人“以十万数”。为了提高他颁布的“布钱”的地位，王莽规定官民出入都得带上，否则，就是有合法的证明，旅馆也不接待食宿，关门和渡口可以加以拘留。连公卿出入宫殿门时，也必须出示所带布钱。一种货币变成了通行证后，流通的作用也就不存在了。
由于王莽定下了过高的目标，总想超过前人，显示自己的功德，又深受“夷夏之辨”的影响，对边疆少数民族和境外政权也采取了一系列错误政策。他胁迫羌人“献”出青海湖一带的土地设立西海郡，以便与国内已有的北海郡（国）、南海郡、东海郡合起来凑全“四海”。为了使这块荒地像一个郡，必须强制移民。于是增加了50条法令，以便增加成千上万的罪犯，满足移民的需要。为了这个西海郡，王莽招来了最初的不满，“民始怨矣”。
王莽要匈奴改为“恭奴”、“降奴”，将“单于”改为“善于”、“服于”，改“高句丽”为“下句丽”。他随意改变西汉以来的惯例，引起了各族首领的不满；又轻率地决定动用武力，不仅导致边境冲突，还使数十万军队长期陷于边疆，无法脱身，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造成了北方边疆人民深重的灾难。以后的反抗首先在北部边区爆发，绝不是偶然的。本来，中原王朝的政权更迭不至于影响它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王莽完全可以维持现状，集中精力解决国内的问题，他却主动挑起了无谓的争端，使自己内外受敌。
王莽泥古不化，一切都要符合古义，恢复古代的面貌。最容易的复古是改名，只要一道命令就可以改，不需要什么物质条件，于是王莽掀起了空前绝后的改名运动，无论地名、官名、建筑名，差不多都改了，而且还任意调整行政区划和行政部门的职权。这样改一次已经够折腾了，王莽却一改再改，有的郡名一年间改了五次，最后又改回到原来的。官吏和百姓根本记不住，所以每次颁发诏书和公文，都要在新名后注旧名。《汉书·王莽传》中保留着一段诏书的样本，今译如下：
此诏书命令陈留大尹、太尉：将益岁以南划给新平，新平，原淮阳。将雍兵以东划给陈定，陈定，原梁郡。将封丘以东划给治亭，治亭，原东郡。将陈留以西划给祈隧，祈隧，原荥阳。陈留已不再成为郡了，大尹和太尉都去朝廷临时驻地报到。
其实，诏书中还没有注全。大尹就是原来的郡太守，而益岁就是原郡治圉县。可以想象，这样频繁的改名必定会给正常的行政工作和百姓的日常生活带来极大的麻烦，不但影响效率，造成浪费，而且造成官民心理上的厌恶。
王莽在上台前曾刻意当道德的典范，为此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散尽家产，逼死儿子，让家属过苦日子，随时都要谦恭有礼。但这不会妨碍别人，也不损害其他人的利益，所以他可以赢得一片赞扬。当他执了政以后依然故我，情况就不同了。一方面，王莽会从自己的逻辑出发，提出不切实际的、高于法律规定的要求，如“市无二贾（价），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等。由于实际根本做不到，只能自欺欺人。另一方面，他的行为迫使臣下仿效，至少在表面上必须如此。但这样高的要求没有人受得了，除了少数人能以两面手段应付自如外，多数人会敬而远之，离心离德。例如，王莽为救济灾民带头捐资，大臣自然会纷纷响应，但乐意这样做的人肯定不会多。
天时对王莽也是极其不利的，公元初前后这一段时间，是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比较严重的阶段之一，见于记载的有旱、蝗、瘟疫、黄河决口改道等，灾情严重，灾区范围大，持续时间长。如此严重的灾害，即使是在国家储备充足，社会秩序稳定的条件下也会造成巨大的损失，何况发生在这样一个剧烈变革的动荡时代，出现在国库早已耗费殆尽之时！
地皇四年（公元23年）九月，战火逼近长安，王莽自知大势已去，但还要做最后的努力。他率群臣到南郊告天，仰天长叹：“皇天既然已将天命授予我王莽，为什么不消灭众贼？即使我有不是，用雷霆杀死我就是了。”他捶胸大哭，几乎断气，又伏地叩头，宣读自己作的《告天策》，向上天陈述自己的功劳，希望得到庇佑。成千上万的诸生和百姓昼夜不断地聚集在那里，边哭边朗诵《告天策》，为此设立了临时食堂，为他们供粥。有五千多人因哭得极其悲哀并能背诵策文，被提拔为郎官。
十月初一，更始军入城，攻至宫门。初二，大火延烧到宫中，王莽穿着紫色礼服，佩皇帝玺绶，手里还拿着一把虞帝匕首（自然是好事者投其所好伪造了献给他的）。他让天文郎在他面前测量时辰，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换坐的方向，嘴里不停地说着：“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老天爷给了我德，汉兵又能把我怎么样！）
山水画鉴赏初三天明，群臣扶着王莽走出白虎门，王揖已备好车等在门外。王莽上车来到渐台，他抱着符命、威斗，希望利用台周围的池水阻挡汉军。此时，公卿大夫、宦官、随从还有千余人。守城的王邑日夜搏斗，部下死伤略尽，就奔入宫中守卫王莽，找到了渐台。这时王邑的儿子、侍中王睦正想脱掉官服逃命。王邑将他喝住，父子俩一起守着王莽。汉兵追到，将台团团围住。台上射箭抵抗，汉军一时攻不上。但不久箭就用尽，只能短兵相接。王邑父子等全部战死，其他随员在台上被杀。商人杜吴杀了王莽后还不知道他的身份，取下了他身上的绶带。校尉公宾就见了，忙问是从谁身上拿到的，得知尸体还在后，立即冲进室内砍下王莽的头，他的尸体被争夺的士兵肢解。不过这主要还是为了争功领赏，当年项羽自杀后尸体也是这样被汉军抢夺分割的。几天后，王莽的头被送到南阳宛县，更始帝刘玄见了大喜，说：“王莽要是不这样做，那就应当有霍光一样的地位了。”毫无疑问，汉朝宗室对王莽最大的仇恨就是夺了他们的政权。王莽的头颅被挂在宛县市上，这里是西汉宗族的重要基地，百姓纷纷向头上掷石子，甚至有人割下他的舌头吃了。
王莽彻底失败了，但在他山穷水尽、必死无疑时，竟然还会有千余人自愿与他同归于尽，这或许能给他一丝安慰，也向后人透露了一点真实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