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大事应该拿出大丈夫的硬心肠来，无论做什么事心肠一定要狠，手段要辣，最主要的是在事情无可挽救之时找到自己的替罪羊，这样才能成全你自己全身而退。
慈禧登上权力宝座的开始，就与洋人打上了交道。1860年，清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打败，咸丰帝吓得从北京逃到了热河，慈禧与幼子载淳也跟随前往，一行人急惶惶如丧家之犬。也就是在这次逃亡中，慈禧被洋人吓破了胆，认识到与洋人打交道的艰辛和困难。
由于害怕洋人，所以当1861年咸丰帝死后，慈禧与奕联合发动辛酉政变时，她还问奕“洋人会不会干涉”。
奕保证后她才放心。
奕在北京负责与洋人谈判时，通过与洋人的多次交往，发现对方只不过想更多地占有利益，而且他们在华的利益还要依靠清政府来保障，所以不会干预内部的权力斗争。
可以说，长期以来慈禧就一直处于洋人的压抑之中。因此，当义和团运动从山东爆发以后，起初慈禧的态度是坚决剿灭，但当她听说义和团有“刀枪不入”的护体神功之后，心怀狡诈的慈禧立即想出一条毒辣之计——利用义和团去抵挡洋人，最好是让双方拼个两败俱伤，她则坐收渔翁之利。
于是，慈禧的主剿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她在上谕中称：“谕内阁：西人传教，历有年所，该教士无非劝人为善，而教民等亦无从恃教滋事，敢尔民教均克相安，各行其道。近来各省教堂林立，教民繁多，遂有不逞之徒，溷迹其间，教士亦难遍查其优劣。而该匪徒借入教为名，欺压平民，在嘉庆年间，亦曾例禁。近因其练艺保身，守护乡里，并未滋生事端，是以屡降谕旨，饬令各地方官，妥为弹压。无论其会不会，但论其匪不匪。如有借端滋事，即应严拿惩办。是教民、拳民，均为国家赤子，朝廷一视同仁，不分教、会。”
慈禧在上谕中称教民、拳民“均为国家赤子”，可见慈禧对义和团的态度已有了重大变化，表明她已下定决心利用义和团来打击洋人。
为了取得朝廷大臣的支持，慈禧先后多次召开御前会议，但意见难以统一。最后慈禧干脆亮出了自己的底牌：“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顾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苦心，勿归咎予一人，谓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
可是她又担心万一失败，洋人算战争账时将她定为祸首，于是又预先留了一手——“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勿归咎予一人”。说白了，就是不能让她去当“替罪羊”，如此用心，不可谓不毒辣。
由于义和团的“刀枪不入”神功根本不能抵挡洋人的枪炮，拳民伤亡惨重，加上奉慈禧之命攻打洋人的荣禄不尽力，使战争一败涂地。
后来，荣禄奉慈禧的暗示指示，立即转而限制清军，致使洋人反扑，不久进入北京，到处抢掠烧杀，无恶不作。慈禧见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想跳河自尽，被人劝住，只好扮成一乡妇逃出京城，向西安亡命。
在西逃过程中，慈禧立即命李鸿章、荣禄、崇绮与洋人议和。八国联军提出应惩办罪魁祸首，也就是逃亡的慈禧，但在李鸿章等晓以利害的情况下，他们决定不惩办慈禧，但要求对其他人严加治罪。
既然洋人都表态不追究慈禧的首罪，慈禧也就要表达自己的知恩图报了。于是她不仅下令屠杀义和团，还颁旨宣布了一大批洋人点名要的“人”。在她宣布的第一批替罪羊中有主张抗战的载漪、载勋、刚毅、赵舒翘等，一一作了严重的处罚。
这样，替罪羊们受到了处治，慈禧派的议和大臣又曲意奉承，洋人的怒气总算有所平息。1901年8月，双方终于签订了《辛丑条约》，慈禧还大言不惭地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卖国嘴脸尽展无遗！
为了取悦洋人，慈禧又做出了一番表现：当她在回銮途中（从河北正定乘车回北京），经过使馆人员站立的阳台时，这位一向不苟言笑的老太婆从轿中欠起身来，“非常和蔼”地面带笑容向洋人回礼，刚到京就在宫中接见各国驻华使节，整个仪式从头到尾“都是在格外多礼、格外庄严和给予外国代表以前所未有的更大敬意的情况下”进行的。
尤其令人气愤的是，在这次接见过程中，慈禧还“非常亲切地”接见了外交使节的夫人，向这些曾被她命令的义和团围攻、受到万分惊吓的夫人们表示问候。
此时，慈禧早已没有了对洋人宣战的那股狂傲，有的只是如何尽力满足洋人的需求，但求保住自己的权力地位。而她这一目的的实现，却是以牺牲民族利益为代价的。因此，慈禧尽管精于算计，但她终究没有逃脱后人的指责和唾骂。
“点破潜规则”
找好自己的替罪羊就得设下圈套，然后再嫁祸于人。这种手段为人所不齿，但在关键时刻善用此法，还是能让你转危为安。
§§第四章 屈伸韬略用晦如月
在制胜之术中，下者以力图之，中者徐后图之，上者韬光养晦、匿壮显弱，等到时机成熟就果断出手。善成大事者善于屈伸韬略，识得韬晦奥妙，相时而动，往往能用晦如明，趋利避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