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河内军队向南方的挺进，“越南化”已名存实亡，南越军队甚至都不能组织有秩序的撤退。尼克松、基辛格气哼哼地宣称要取消最高级会晤。最终不过是虚张声势，反倒是莫斯科警告华盛顿，在河内攻势面前有所克制，有助于最高级会晤的成功。
尽管北越步步紧逼，并取消了4月份的巴黎秘密和谈，尼克松仍然签发美军从越南撤军的命令，他这样做是出于对大选临近的考虑。
5月，基辛格在南越军队几乎完全丧失战斗意志的情况下重新安排了与黎德寿的秘密和谈。他声称这次和谈是冷酷无情的。一点也不奇怪，在北越取得节节胜利之际，他们决不愿意停火或妥协。基辛格中断了谈判。
基辛格回国后，黑格乘直升飞机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接他去见尼克松，这表明黑格的地位有所变化，他已不再仅仅作为基辛格的助理，而是作为有独立身份的参加者被邀请来讨论问题。
在“红杉号”快艇上旧马达的轰鸣声中，三人决定要对北越采取重大军事行动。至于说这个月下旬与莫斯科的最高级会晤，尼克松极不情愿地说只好取消了。
将要失去最高级会晤的前景令基辛格惶惑不安。一想到即将产生的谈判破裂以及国内骚乱，他就头疼。何况，他这三年来苦心经营的外交均势也是靠与苏联的最高级会晤得以完成。
尼克松和基辛格一心想寻求一条路子既能使他们在北越攻势进行过程中去莫斯科，又能使他们看上去不是那么轻易上钩。就在他们竭诚殚虑之际，一个新念头冒了出来：原先要取消最高级会晤是因为当苏联提供的坦克在屠杀美国士兵时，在克里姆林宫碰杯显然是不合适的，并且也要使有关美苏关系将受到影响的威胁兑现。但现在既然尼克松已决定采取重大军事行动，美国必须立刻宣布取消最高级会晤才行，否则苏联人就会抢在美国前面宣布。
霍尔德曼一直不明白基辛格的思路：为什么美国进攻北越，苏联会取消最高级会晤。霍尔德曼的感觉是对的，勃列日涅夫本质上是个政治仆从，而不是一个谈判战略家，他不太可能把越南问题跟最高级会晤纠缠在一起。
尼克松派基辛格去征求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的意见。康纳利的强硬，盛气凌人的自得，肯吃苦耐劳的政治本能，使他新近成为尼克松的金发宠儿。
基辛格对在港口布雷表示忧虑。“如果我们这样做，就不得不取消最高级会晤。”基辛格绞着双手，愁眉苦脸地说。
“这没有道理”，康纳利回答道，“如果我们取消，我们就会看上去像做错了什么。尼克松应该想轰炸就轰炸，想布雷就布雷，只要能惩罚北越，什么方式都行。”康纳利建议道，“如果苏联人要取消最高级会晤，让他们去。但我相信他们不会的。”
“康纳利一说完，我就知道他是对的。”基辛格过后回忆说。于是，尼克松、基辛格共同承认他们从前的打算是错误的，他们决定尽管对方一再忽视他们的威胁，他们将继续去莫斯科参加最高级会晤。
5月4日，尼克松在行政大楼的密室研究将对北越采取什么规模的军事行动。参加者有基辛格、霍尔德曼和新近加入核心圈的成员——黑格。国务卿罗杰斯、国防部长莱尔德照例被排除在外。基辛格建议在海防港和其他主要北越港口布雷，在河内附近增加B-52轰炸机轰炸。
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共同得出结论，在港口布雷军事意义不大，因为正在进行的共产党攻势不会受到很大影响。基辛格不同意，他认为北越的大部分石油都从海上运输，即使布雷不能阻止现在的攻势，但至少能削弱共产党想要无限期战斗下去的决心。
这里，基辛格为罗杰斯设下一个圈套。他知道在北越港口布雷已是尼克松的决定后，打电话告诉副国务卿约翰逊，说他担心布雷一事会影响最高级会晤，希望罗杰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纠正这个想法。约翰逊把基辛格的话告诉罗杰斯，罗杰斯怀疑基辛格心术不正。于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罗杰斯故意含糊其辞。约翰逊注意到罗杰斯的感觉是对的，基辛格只是伪装反对这项计划，基辛格怂恿罗杰斯反对总统已经作出的决定是为了“叫总统更进一步不信任他”，但基辛格竭力否认他有这种企图，他说他想要罗杰斯在会议上有发言权。
尼克松在电视讲话中宣布了军事升级的决定后，国内朝野一致认为在海防港布雷会使最高级会晤流产。基辛格对此也持悲观论调，甚至连苏联大使多勃雷宁也抑郁不乐，因为他肯定他的克里姆林宫主子会取消最高级会晤。基辛格为他的连环套又加了一环，他告诉多勃雷宁，西德政府已保证有足够的票数通过上次签订的有关柏林的协议。这对苏联人来说十分重要。虽然美国对推行柏林决定起不到什么作用，但基辛格装作是这么回事。有趣的是，美国政府对西德政府的控制与苏联对河内政治局的控制半斤对八两，但双方都想象对方有更多的影响力。
勃列日涅夫在决定是否取消最高级会晤的会议上显得特别轻松自在。这个会议由克格勃的主席安德罗波夫主持。他后来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
勃列日涅夫的美国问题专家阿巴托夫主张不取消最高级会晤，政治局大部分人同意，只有乌克兰共产党主席强烈反对：“我不愿握住在越南沾满鲜血的手。”他提到尼克松时说。但来自乌克兰的其他政治局成员不这么看，勃列日涅夫转向乌克兰主席说：“同志，你可以代表自己，但不能代表所有乌克兰人说话。”
由于地区共产党领导大部分都唱反美论调，勃列日涅夫害怕自己的领导地位因此会受到影响，于是他在最高级会晤召开的三天前开了全体中央委员会特别会议来正式批准这项决定。“我不愿独自承担指责。”勃列日涅夫告诉阿巴托夫。
“在促使我们觉得有必要保持与美国的关系过程中，基辛格觉得是中国起了决定性作用，”阿巴托夫多年以后说，“但实际上是柏林起到更大的作用，可以说是决定性的。”
在中央委员会召开期间，西德开始对有关柏林的协议投票。勃列日涅夫宣布休会，以便等结果出来。协议以一票之差通过。“如果在波恩出现的是另一种情况，勃列日涅夫和中央委员会肯定会决定取消最高级会晤。但我们从基辛格那儿得到过协议会通过的保证。”
5月10日，多勃雷宁来拜访基辛格时，基辛格一下子明白了苏联人已同意举行最高级会晤。多勃雷宁带来的抗议书措辞温和，并拿出了一个封好口的信封要基辛格猜政治局的决定。随后，他问总统是否已决定接见苏联的贸易部长，基辛格回答说：“这有可能安排进尼克松的日程表。将会有记者和摄影师在场”，基辛格补充道，“苏方会不会介意？”多勃雷宁回答：“不会。”
苏联贸易部长到达椭圆形办公室后，他与美国总统对“友谊”这个词在不同语言里的表达法进行了探讨。一位NBC电视台记者高声提出最高级会晤是否还会进行的问题，苏联贸易部长回答道：“我们对此毫不怀疑，我不懂你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难道你对此有疑问吗？”
美国布雷—轰炸计划从未征求过南越总统阮文绍的意见，但他对这条消息感到十分高兴。惟一叫他遗憾的是这次军事升级寿命太短。“如果你们不停地轰炸河内，你们会从飞机上看到白旗升起。”20多年后他回顾道，“基辛格对俄国和中国顾虑太多，你们这是打一场无把握的仗。”
1972年5月的军事升级行动不像1970年5月的对柬埔寨的入侵，没有引起轩然大波。越南化进程已经平息了国内的不满，苏联同意举行最高级会晤的决定也使不多的几声抗议悄然逝去。
北越进程很快开始减缓。黎德寿又回到谈判桌上。基辛格的原助理罗杰·莫里斯评论道：“布雷至少使北越的迅猛攻势停了下来，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赢得了时间。”
基辛格又神气活现起来。“缓和”的第一个主要尝试就导致了苏联策略性地接受美国在越南采取的军事行动。在他和总统去莫斯科的路上，他宣称这是最伟大的外交成果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