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附近的别墅里，北越代表站成一行好像是等着迎接他们的美方谈判代表。基辛格迫不及待地要制造一种友好气氛。“这不是我的责任”，他握着黎德寿的手说，“轰炸不是我的错。”虽然北越终究没有忘记发表一个措辞严厉的演说，但他们很快表示他们愿意认认真真坐下来达成一项新协议。到第二天早上结束之际，即1973年1月9日，协议的基本原则已经形成。
基辛格用充满感情、奉承讨好的语言给尼克松发了电报：“我们用新的重大谈判突破来祝贺总统今天的生日……。我们能走到这一步是因为总统不屈不挠的精神，是他使北越人相信他不会屈从于国会，也不会屈从于公众的压力。”
尼克松善意地作了答复：“你今天所做的是我6年来收到的最好礼物。”
待与北越代表团告别宴会结束后，基辛格深夜来见尼克松。他俩在一种充满关切之情的气氛中谈了两个小时，“那天晚上，我感到自己对他怀有一种奇特的眷恋之情，”基辛格回忆道，“尽管我们都感到我们之间发生的事情太多，无法再走到一块”
尼克松从他的角度在回忆中写道：“我走出来送他上车。我告诉他，国家感谢他所做的一切。直截了当地表扬人叫我很不自在……但亨利期待着这个，我这样做是对的。他反过来回答说，如果不是我——照他所说——有勇气作出12月8日这样困难的决定（‘圣诞节轰炸’），我们不会取得今天的成果。”
1973年1月的协定基本上跟10月达成的协议一致。基辛格声称1月协议有一项微妙但重要的北越方面的妥协，就是用一条非军事化地带把南北方分隔开。协议用的语气含糊不清，说是双方决定使“平民通道”正式化。基辛格后来不敢肯定地声称，这意味着武装通过这个地带是禁止的。
然而基辛格作出的让步才是最重要的：分隔南北双方的界线继续被看作暂定分界线而不是国境线。这意味着，阮文绍坚持把南越当做被北越侵略的主权国家的要求被基辛格阉割了。
基辛格的才智在这些地方得以发挥：巧妙地把妥协伪装起来，回避有争议的问题，并且用一种独到的模棱两可把这一切包装起来。
基辛格的助理黑格等人认为，轰炸北越的目的应该是得到原则上更令人满意的协定，起码要把北越军队从南方赶出去。
北越声称1973年的协定基本上是他们1969年5月提出的10点计划模式。其实，这是有一点本质上的不同的。1969年5月的10点计划中，河内坚持用一个亲共联合政府替代阮文绍政府。
但1973年1月的这笔交易，其代价是昂贵的：美国额外增加了20 552死亡人数，美国社会组织变得如一盘散沙；人们开始藐视政府权威；美国声誉在海外遭到严重损害，尤其是在整整一代年轻人中间；战争扩散到老挝和柬埔寨。并且，这笔交易刚刚持续了两年，共产党就完全控制了南方，赶走了阮文绍。可见，虽然基辛格用谈判解决争端的动机令人钦佩，但美军如果在1969年声称已为西贡履行了义务，然后全面撤军，其后果要比1973年这样做好得多。
“在这个协议下，你认为西贡能生存多久？”埃尔希曼问基辛格。他期待得到一个保证，但吃惊地，甚至极有震撼力地听到，“我想”，基辛格说，“如果他们幸运的话，能维持一年半左右。”
这就是尼克松、基辛格把战争拖延了四年所能做到的：在美国撤军和西贡溃败之间造成一段“体面的间隔时间”。
最重要的是，基辛格和尼克松虽然秘密告知阮文绍，他们会用武力强迫北越履行协定上的条款。这件事两年后当西贡开始崩溃时给捅了出来，引起一片哗然。
“正是这些承诺说服我签了字。”阮文绍过后说。
但这些秘密保证违背了应由国会批准军事承诺的原则，因而触怒了亨利·杰克逊等一批参议员，他们促使国会通过切断对西贡的所有经费的决议。
但不管怎么说，巴黎协定把美国从绝望的越南泥潭中拔了出来，使它又能像过去那样在世界上扮演一个具有影响力的角色。靠结束这场战争，打开中国大门，与苏联搞缓和，基辛格帮助制订了一个有利于全球稳定的三角。这是肯尼迪、约翰逊政府不敢想象的，也是外交政策制订集团的迟钝的官僚们永远做不到的。
这也意味着尼克松的第二任有可能继续推行和扩展创造性外交。在国会大厦的台阶上，基辛格带着86岁的父亲路易斯观看了第二任就职仪式。当参议员和政界显贵走上来向亨利·基辛格道贺时，路易斯·基辛格容光焕发，激动万分，好像不相信这是真的。“他生活的全部痛苦似乎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得以补偿。”基辛格注意到。
三天后，即1月23日，尼克松宣布停火。为了给罗杰斯一点抚慰，基辛格同意不出席由国务卿参加的巴黎正式签字仪式。记者海伦·托马斯打电话给基辛格问签字仪式开始时他在做什么，他回答说：“造爱而不是制造战争。”
§§第十六章 崩溃中的腾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