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一次以色列—埃及穿梭外交
穿梭外交并不是有计划产生的。1974 年1 月，以色列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带着一份新的军队脱离接触的计划来到华盛顿，他建议由美国国务卿亲自把这个计划呈交给萨达特，基辛格欣然同意。
等他到了萨达特的冬天住处阿斯旺，埃及总统也提出一个建议：与其把问题交给日内瓦谈判小组磋商，不如他自己留在中东从中斡旋，以加快推进速度。基辛格正求之不得。等他到耶路撒冷作短暂访问返回阿斯旺后，一种新的外交风格诞生了。“欢迎你们登上在埃以之间穿梭的飞机！”兴高采烈的约瑟夫·西斯科在第二趟旅行开始时脱口而出，“穿梭外交”因此而得名。
在随后的两年里，基辛格为四轮重要谈判而11次访问中东。
基辛格决定自己主持而不是交给日内瓦处理第一轮西奈脱离接触会谈。他这样做主要是为了把苏联人排除在这次行动之外。当然，他也承认“这里面无疑包含着一种虚荣心”。他不愿意放弃外交主动权，主要出于双重考虑：一是相信没人干得跟他一样好；二是害怕有人干得跟他一样好。
以色列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带给基辛格的军队脱离接触计划的中心部分是以色列军队撤到苏伊士运河以东20公里，将建立一个10公里的联合国缓冲区分隔双方部队。每一方应划出纵深40公里的兵力限制区。
萨达特决不会同意这笔交易，因为40公里的兵力限制区已延伸到埃及主要地区。但这都好商量。萨达特比他的将军和以色列内阁更清醒地意识到，如果照这个路子商讨达成协议，将标志着以色列自1956年以来第一次从它占领的重要领土上撤退。
因此，令基辛格吃惊的是，萨达特毫不含糊地接受了达扬建议的以色列的前沿线。他所不同意的是达扬计划只允许埃及在运河以东保留两个营，他认为这是对占领那一地区的军队的侮辱。他要保留10个营和一些坦克。但萨达特将接受基辛格所能争取到的任何数目——当然，基辛格要全力以赴。
在耶路撒冷，基辛格面对的是他的哈佛大学的学生、亲密朋友伊加尔·阿隆领导的谈判小组。这位以色列副总理希望基辛格跟萨达特还价还到5至6个营。令人称奇的是，阿隆和萨达特跟基辛格说话时好像都把他当做自己一方的代表。
“6个营是不可能的。”基辛格说。
“如果他们坚持10个营，我们坚持6个营，也许8个吧。”阿隆说。
基辛格提醒阿隆，把一个小一点的数目放在妥协的前面是愚蠢的。如果以色列能接受8个营，就说8个好了。“如果这件事拖得太久的话”，基辛格警告道，“他（萨达特）的顾问会转而反对它的。”
萨达特接受了这个数目。但他不愿意跟以色列——埃及未承认的国家一块举行协议签字仪式。基辛格出了个主意：埃及、以色列分别把协议条款写进给美国的信中，由美国向双方出示一封包含“美国建议”的信让他们签字。这种形式很繁琐，但行得通。
当基辛格带着几乎是最后协议的文本来到萨达特处，萨达特未加思索地决定口授一封信给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这使得他成为第一个跟以色列建立直接联系的埃及现代领导人。
“当我谈到和平的时候，我是言出必行。”萨达特在给梅厄的信中写道，“我们过去从未进行过联络。我们现在有基辛格博士帮忙，我们可以通过他进行对话。”
果尔达·梅厄正患有严重的带状疱疹，一星期没有出家门。当基辛格到达以色列时，那里下着10年来最大的一场暴雪。基辛格靠军车开道才抵达梅厄的住宅。他给她念了萨达特的信。
“这是件好事”，她简洁地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随后，她写了封回信，在信中除了表达她的和平愿望外，还高度赞扬了基辛格。“很幸运，我们拥有我们共同信任的基辛格，他随时准备为和平事业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脱离接触协定的最后几项已被接受。协定将由埃及、以色列军队司令在101公里处签字。基辛格已回到萨达特的夏天住处阿斯旺，萨达特刚刚读完梅厄的信，一个助理走进来说签字仪式已经完毕。“我要脱掉军服”，萨达特宣布，“除了庆祝仪式我再也不会穿它了。告诉她这就是我的答复。”
那天下午，尼克松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个协议，这总算使他从国内的痛苦深渊中抬起头喘口气，尽管大部分荣誉仍旧归在基辛格的名下，据民意测验结果，85%的美国人认为基辛格干得不错，自从有这项民意测验以来，没有一个政府官员得到过如此高的赞扬。两家以色列报纸在头版把他描绘成和平天使；埃及出现大型的群众欢庆场面；在叙利亚，公众的仇视情绪已转变成一种秘密愿望：希望他们的国家列入基辛格下一个议事日程安排之中。
只有从莫斯科传来了一片指责声。在一份给尼克松的正式公函中，勃列日涅夫抱怨美国无视过去达成的谅解，即美国在处理中东问题时应与苏联联合行动。对基辛格来说，这个哀伤的指责是他收到的最好的祝贺。
基辛格在中东外交中采取的不是他所欣赏的一步到位的方法。他看不出有什么必要或有什么可能达成解决像巴勒斯坦问题这种基本争端的全面中东协议。他认为最好的方法是哄以色列退出被占领土地，劝诱阿拉伯人接受以色列及它确保边境安全的权利。就这样，他靠这种一步一步的谈判方式取得了他想得到的结果。
与那种客观估量国家利益的外交方式不同的是，基辛格在中东充分利用他与政治家的友谊来达到谈判目的。“他建立了一种私人关系”，以色列原国防部长伊扎克·拉宾说，“一种很亲密的关系，迫使别人为他帮忙。”
这在中东是很适用的，因为阿拉伯世界的生意心态除了好讨价还价之外，就是喜欢套交情，彼此建立信任感，基辛格也不例外。他尤其欣赏这种在讨价还价中发展起来的友谊。“他骨子里是个希伯来人。”一位研究中东的学者说。
他发展的最重要的私交也是最出乎意料的，是和埃及总统萨达特的关系。基辛格常常用一种肃然起敬的口气把萨达特说成是“先知”。除了周恩来，没有一个他接触的国家领导人在他心目中留下如此深的敬意，激起如此浓厚的感情。
有一次，萨达特把他领到别墅的热带花园里，在一颗芒果树下，萨达特亲了他。“你不仅是我的朋友”，萨达特说，“你是我的兄弟。”吃了一惊的基辛格随后告诉记者，“以色列人没有得到更好的待遇是因为他们没有亲我。”
基辛格与果尔达·梅厄的关系则是很折磨人的，就像一位意志坚强的犹太母亲和她飞黄腾达的不孝之子之间的关系。“果尔达是不是恨我？”基辛格常常问大使迪尼茨和其他人。“不会的。”他们向他保证，但他们也承认关系颇有一触即发之势。
尽管果尔达一会儿叫基辛格气得发疯，一会儿叫他垂头丧气，基辛格对她还是怀有感情的，因为他理解她对她的每一个公民的生命安全所怀有的关切之情，因为他理解她对以色列的生存所持有的献身精神。对这一点，作为犹太人的他决不会置身事外。
1974年梅厄最后的官方举动是为基辛格举办了一个招待会。在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中，基辛格狠狠地亲了梅厄一下，这个吻比他给与萨达特和从萨达特那儿得到的要大得多。“我知道”，她说，“你从不亲女人。”
基辛格与伊加尔·阿隆，以色列副总理、以方主要谈判代表的关系既亲密又紧张。基辛格对他怀有深厚的感情，基辛格曾试图跟埃及外交部长伊斯梅尔·法赫米套近乎，但却没有成功。“他假装是和平缔造者和调解人，实际上总是在为以色列谋取利益”，法赫米后来谈到基辛格时说，“考虑到他自己是个犹太人，这一点也不奇怪。”
法赫米最厌恶的是基辛格的两面派行为。“他总是咒骂以色列人，常常取笑以色列领袖来使我们相信他是我们这一边的，并以此来掩盖他的偏心眼，”他说，“不幸的是，只有萨达特吃他这一套。”
好多跟基辛格打过交道的人都指责他口是心非。基辛格确实是个很狡猾的人，他善于用自己的话、行为、玩笑、风格去迎合他的谈话者。在叙利亚，他讥讽地称果尔达·梅厄为“以色列小姐”；在以色列，他拿阿萨德开粗俗的玩笑，还模仿沙特阿拉伯国王如何就共产主义和犹太主义之间的联系大放厥词。
但基辛格的狡猾还在于他避开赤裸裸的两面派行为。他用词很讲究，从不撒谎，只是掩盖一些真相，使人产生误解。“但这不能算是欺诈行为。”他过后说。
詹姆斯·施莱辛格，基辛格在那些年月中的对头，对基辛格这些做法特别反感。他甚至认为这与基辛格的出身背景有关。“亨利的欺诈风格在欧洲不会像在这儿一样受到责难”，施莱辛格说，“过分玩弄权术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不吃香。”
“亨利没有意识到的是阿拉伯领导人好互通传闻。”施莱辛格补充道。其实，基辛格理智上非常清楚这一点。但他喜欢做变色龙，对不同的听众变化出不同的颜色，并企图用诋毁另一个人的方式讨这个人的欢心，这不仅仅是一种谈判技巧，也是一种性格缺陷。他在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那儿采取的风格与他在白宫和华盛顿晚宴上采取的风格毫无二致。
前任国务卿授权让人家办事的时候多，亲自出马的时候少，基辛格则正好相反。他要求主要部门的决定都得由他作出，留在华盛顿的副国务卿无权作主。这样一来，国务院实际上是基辛格上哪儿，它上哪儿。基辛格的指挥部设在一架名叫“萨姆—86970”的波音707飞机上，它曾被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作为“空军一号”使用过，机上装有一个由两位技术军士操纵的大型电子控制台，能与世界各地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有些天，二百多封电报往返于他的飞机。每次停下来，8辆装得满满的大卡车把文件从飞机运到宾馆。《华盛顿邮报》称这为“历史上最大的永久漂浮的外交政策集团。”基辛格也称他的波音707飞机为飞行中的国务院。
早在基辛格还只是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时候，他的文件箱就已被认为是黑洞。他的助理不断想点子让他处理掉等着他签署的堆积如山的文件。过去，他们故意在文件封皮上标明由索南费尔特批阅的字样，因为这肯定会诱使他抓起文件仔细阅读，现在除了这一招外，他们还在他们需要他批阅的重要决定备忘录标上“庆贺电报”、“斯考克罗夫特与总统的对话”，引诱他翻阅。
他所担任的责任之多，任务之重，就连管理行家也会感到应接不暇，何况基辛格并不善于管理。他讨厌委托别人干，下达的命令既不明确也不决断，弄不清事情的轻重缓急，不严格遵守时间表，好向下属发泄不满，一点不想掩盖自己对官僚机构所持有的蔑视态度。当他开始为谈判无限度地四处奔走时，这些管理缺陷进一步地暴露出来，尤其是他只带上像伊格尔伯格和洛德这样的高级官员，而把副国务卿肯尼思·拉什晾在一边。
然而，他在穿梭外交中显露出来的才华掩盖了他管理方面的无能。
他善于用令人信服的、极其生动的语言向埃以双方描绘失败的可怕后果。基辛格警告以色列人，犹豫一天，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就有可能横插一脚，一旦美国公众厌倦了，以色列就将在没有美国空投的情况下战斗。反过来，他告诉萨达特：如果战争爆发，五角大楼决不会放过你。
因为需要以色列作出更多的让步，基辛格从历史的角度生动形象地分析着局势，设想出一个因以色列人食古不化而造成的大动乱和被世界遗弃的前景。耶路撒冷的谈判者都有了一本基辛格悲观主义论调的仿真词典。当他称这一进程是“自杀性的”，他的意思是很困难。“不可能”可译为“不太可能”。“困难的”意味着“有成果的”。当他说：“我来看看我能做什么”，这个意思是“我已经得到了他们的妥协，只是没告诉你们罢了”。
除了威胁恫吓之外，他还充分地利用了大棒加胡萝卜的手段。在阿拉伯世界里，他许诺美国将进行技术投资。第一个脱离接触协定签字后，埃及得到了一座美国核电站。第二年，西奈第二轮会谈破裂，基辛格认为是以色列的错，则要求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减慢给以色列的武器供应。这正中施莱辛格的下怀，他以书面的形式下达了这个命令。伊加尔·阿隆在戴维营向他过去的老师抱怨此事，基辛格矢口否认这是在施加压力。他向阿隆保证，外交分歧和武器运输之间没有联系。阿隆非常清楚美国这样做是冲着协定未达成而来的，面对基辛格的狡辩，他又惊又怒。但这方法很有效，下一轮谈判中，以色列驯服多了。
1973年12月，在基辛格结束对耶路撒冷访问之际，他悄悄撇下记者，瞻仰了为纪念死于纳粹之手的600万犹太人而修建的雅德·瓦森。他本意并不想去那儿，但以色列官员请求每个来访的国家领导人都这样做，他也不例外。虽然基辛格，一个从菲尔特逃出来的难民没有必要要人教他大屠杀是什么，但有些以色列人认为这位国务卿先生有必要上这堂课，他们认为基辛格忘了自己是什么人，是什么出身。
在参观雅德·瓦森期间，基辛格表现出对自己身份所怀有的矛盾心态。一家以色列报纸报道：他只是不情愿地去了那里，并且快速走过那些柱形纪念碑。20分钟后，他看看表，悄悄地对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肯尼思·基廷说：“我们什么时候离开这儿？”但他的以色列东道主并不想缩短参观时间，或设法变哀思为快意。以色列官员告诉基辛格，他的名字在菲尔特刻在显眼处，他还向基辛格出示了有13位基辛格的被杀亲戚姓名在上面的书。
带着亚莫克便帽的基辛格呼吸沉重起来。他患有感冒，他很疲倦，但他也——他过后说——“心碎了”。凄风苦雨抽打着山侧的纪念碑，哀悼祈祷文在空中回荡，基辛格低下头，默哀良久才离去。陪同他的一个官员说他好像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但基辛格过后回忆说，他是借此机会独自回顾一下他自己的过去，历史的冷酷无情，以及人类在政治家的活动中所承受的风险。
作为美国第一位犹太人国务卿，基辛格不得不面对他的宗教背景在他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尼克松在与埃及外长伊斯梅尔·法赫米私下会面时，称基辛格为“我的犹太伙计”。
有关基辛格宗教背景的话题令基辛格很不自在。“我出身犹太人，但事实是这对我来说毫无意义。”他在70年代早期告诉一位犹太朋友。“美国给了我一切。一个家，一个学习机会和谋取高职的机会。我不知道其他犹太人想要我成为什么人，但我先把自己看成是美国人。”
他从军队回来后就不再做礼拜，但他不像詹姆斯·施莱辛格，他从不拒绝犹太教，而施莱辛格一家已蜕变成新教教徒。
基辛格对犹太人的态度常常能从他的幽默中反映出来。他的玩笑总是针对原谅以色列一切罪恶的“我的教友”对他施加的压力，得知以色列人违背停火协议、包围埃及第三集团军后，气头上的基辛格在一次危机处理会议上抱怨道：“如果我不是生来就是犹太人，我肯定是个反希伯来分子。”在另一个盛怒的场合，他脱口而出：“任何一个被迫害了2000年的民族一定是做错了什么事。”
基辛格的犹太身份使他在与尼克松交往中处处觉得矮人一等。他不想这样，“但尼克松就是要他有这种感觉。”埃尔希曼说。
基辛格常常迎合尼克松对犹太人的偏见。有一阵子，他告诉索南费尔特或霍尔珀林，他不想要他们参加会议是害怕露面的犹太人太多。
尽管基辛格心情矛盾，但内心深处，他视以色列的生存为己任。如果以色列真的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会是它最坚定的卫士。同样，如果以色列朝自我毁灭的路上迈步，他又是最着急的批评者：“作为一个在大屠杀中丧失13位亲人的犹太人，我怎么会背叛以色列？”他告诉犹太领导人。
1973年10月“赎罪日战争”期间，石油输出国组织以阿拉伯国家为首把原油价格每桶3.01美元提高到5.12美元，并削减了5%的产量。10月19日，尼克松要求国会拨款22亿美元作为给以色列的一揽子援助，使它可以为空运去的军事装备付款，阿拉伯人迅即作出反应，沙特阿拉伯宣布对美国实行全面石油禁运。
石油禁运对国内产油的美国来说影响不大，但减产和石油价格的提高在石油消费国导致了一场真正的危机。12月23日石油输出国会议上，伊朗国王把价格抬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每桶11.65美元，几乎是10月上旬的4倍。
几乎有10年时间，日本和西方盟国陷入通货膨胀、经济停滞的困境。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新价格超过了他们从各种渠道得到的外援的总和，并且这些外援很快就被迫取消了。
“保护我”，尼克松对伊朗国王说。好大喜功的伊朗国王满口答应。美国在这笔交易中要付出的是无限制地向这个石油富有国出售任何武器。五角大楼曾警告说伊朗已购买了他的军队消化不了的太多的先进武器。但出于政治原因，五角大楼的意见被否决了。
基辛格也竭力促使美国向伊朗出售任何它想要的武器，伊朗国王兴奋地称基辛格为“最聪明的美国人”。
但购买武器的高额经费从哪儿开支呢？伊朗国王提出美国购买伊朗石油作为战略储备，尼克松很不明智的回绝了。伊朗只得借支持埃及、叙利亚为名抬高石油价格，偿还购买武器的债务。
即将成为财政部长的石油大亨威廉·西蒙在1973年底认为，应利用与伊朗国王的武器关系迫使石油价格降下来。但即使大涨价之后，基辛格仍旧不愿意使用这个连环套，尽管他对这方法驾轻就熟。
西蒙，这位头脑敏锐的自由市场经济的保守主义者，不可避免地成为与基辛格争夺势力范围的对手，但他们的争斗出乎意料的很友好，尤其是以基辛格的标准来看。“我跟西蒙签有互不侵犯条约”，基辛格后来开玩笑说，“如果我不谈经济问题，他只会慢慢接管外交政策。”
西蒙与沙特阿拉伯石油大臣舍赫·艾哈迈·亚马尼关系友善，更愿意向沙特阿拉伯而不是伊朗靠拢。在一次公开场合，他说漏了嘴，称伊朗国王为“怪人”。基辛格气哼哼地给他发了一封责问电报。
“这是断章取义的结果。”西蒙说。
基辛格的答复既怒气冲冲又不失一种幽默。“在什么文章里”，他回电道，“你能称美国盟国首领为‘怪人’？”
基辛格、尼克松依靠伊朗国王来保护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此项政策理论上行得通，但在实践中却变成一场灾难。伊朗国王因他购买到的庞大武器库而妄自尊大起来。70年代末，他被国内的基要主义者推翻，这些人强烈反对他的西式世界观和他的石油美元带来的副产品——异教徒式的现代化。随即而产生的反美主义多年来一直削弱着华盛顿在该地区的作用。
基辛格为缓解能源危机所作的主要贡献是快马加鞭地充当中东调解人。1974年2月在阿尔及尔召开了阿拉伯小型首脑会议。在公开场合，他们重申禁运立场。私下里，他们秘密决定请基辛格再次奔走，为叙利亚—以色列前沿阵地争取一项脱离接触协议。
基辛格对叙利亚穿梭外交正求之不得，但尼克松一心一意想解除石油禁运，好让他从水门事件中求得几分解脱。“我惟一的兴趣是石油禁运”，他告诉基辛格，“这是国家惟一感兴趣的事。他们才不管叙利亚会发生什么事呢。”
幸运的是，埃及外长和沙特阿拉伯外长受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之托，飞到华盛顿请基辛格出山。他们向尼克松、基辛格转达了一个决定，即3月份解除石油禁运，但有一个彼此心照不宣的前提：基辛格必须马上开始叙利亚—以色列穿梭外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