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退隐后成立了基辛格联合咨询公司，尤其到了1982年，他没有再写第三部回忆录的打算，里根又不让他出任国务卿，他的公司业务开始活跃起来。
没有受过法律训练又缺乏经济头脑的基辛格不可能像其他人惯常做的那样退回到法律公司或银行。于是，他摇身一变，成为雇佣政客，为私人公司提供外交政策专门知识并索取高额报酬。
许多华盛顿高级官员一离开要职便开起了律师事务所或组成议院外活动集团，向大公司兜售他们在政界的关系。基辛格与他们相比，做法高尚得多。他决定决不为某一个客户向美国政府游说。在步入商界之前，他等了五年，超过了一届总统任期。虽然他偶尔带客户旅行，把他们引荐给外国领导人，但他主要不是做出售关系、铺平道路之事，相反，他卖的产品是他自己的洞察力和外交事务分析。
基辛格联合咨询公司的左膀右臂是基辛格原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和伊格尔伯格。斯考克罗夫特除在这个公司担任副董事长和经理之外，自己手里还掌握着一些秘密客户，从中牟利。他在基辛格联合咨询公司的年薪达近30万美元。
招人喜爱的、天性善良快活的伊格尔伯格帮助基辛格把公司变成一个大企业。到1988年，他离开公司进入布什政府之前，他的工资已达到67万多美元，其他收入也达24万美元。
基辛格联合咨询公司在电话簿上找不到。如果你的电梯正好在公司所在楼层停下来，你会发现透明塑料窗后面坐着一位接待员，门上也没有公司名称。
公司内部的装潢风格看上去就像一个中等保险公司代理处。沿大厅有一长溜的小办公间。基辛格自己的L形办公室在拐角处，办公室墙上挂满了带签名的国家领导人的照片。
基辛格一出现，办公室里就发出一种略带惊恐的、兴奋的嗡嗡声。他很少安静地坐在办公室里，而是到各个办公室去巡视，要求澄清他文件夹里的各种决议，警觉地察看他们为他定好的时间表，然后全盘否定。这期间，他会大发宏论，或讲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他常抱怨他要养活这么多职员，这肯定是复仇之神施加给他的残酷惩罚。然后他又突然话题一转，就某一个计划提出敏锐的建议，或恭维某人几句或开个玩笑。
1991年1月15日是布什和联合国勒令伊拉克退出科威特的最后期限。偏偏基辛格要到大通曼哈顿银行国际顾问委员会开一天会。这叫他烦透了。他希望那些忧心忡忡的客户打电话来时，能找到他。同样重要的是，他希望有电视台前来报道他的看法。“这种事再也不许发生了。”基辛格在走廊里跺着脚乱发脾气。大家都一本正经地点着头——虽然他们弄不清怎样说服联合国把它的战争计划跟基辛格的公司董事会协调起来。
相当大的一部分工作是给基辛格修改时间表。他不仅仅是旅行。他喜欢私人飞机，需要保镖，希望在每一站都有司机开着车来接他。他讨厌日程表排得过满，但他一发现空挡就想起要会见另外一个什么人。时间表经过修改之后，他抱怨也抱怨够了之后，他会在最后一刻推迟或取消这趟旅行。
心不在焉的基辛格一会儿勃然大怒，一会儿祝贺这个、表扬那个；有时候嚷着要辞职，有时候又拿自己开玩笑。他的职员都适应了他这一套。当门在他身后关上时，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一时间都在找一些有趣的事情做做，好像他们刚刚跟一个聪明绝顶但好冲动的孩子打过交道。但大家对他怀有深深的敬意，这种恭敬与其说来自于惧怕，不如说来自于对他的尊重和喜爱。
实际上基辛格联合咨询公司出售的是名望和评议。一位执行经理如果在作出对外投资方面的困难抉择时请教过基辛格，他心里要踏实得多。“如果我们投资的国家局势恶化，”一位公司经理解释道，“我知道我们要是事先跟亨利讨论过形势，我们就不会给人一种玩忽职守的感觉。”
基辛格竭力否认自己为他的客户叩开大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也不那么拒绝此事，因为他离任愈久，这种事就显得不是那么不得体，再说，提供引荐之职能，或向一位处在高官地位的朋友请求帮助是一种自然产生的生意本能。
90年代有一种生意大有前途，那就是国有企业私有化，因为许多国家开始转向市场经济。但美国银行一提到直接向第三世界政府贷款就神经紧张，这些国家只得依赖向外国投资者出售国有资产。基辛格在这些私有化交易中是缺一不可的人物，因为当今世界没有人像他一样在这么多的国家政府里有这么多私人关系。“西方信托公司”主席罗伯特·德评论基辛格道：“亨利无论到什么地方，每个人都想见他。这人已超越他生活中的形象。跟他旅行就好像仍和一位国务卿旅行一样。”
基辛格夫妇为来访的外国领导人举办的晚宴上，基辛格的客户和朋友经常也属邀请行列。
“美国国际集团”是国际上屈指可数的国际保险公司。这家公司花了15 年工夫在韩国申请出售人寿保险的执照没有成功。基辛格去了汉城，跟政府官员会晤，这些人都把责任推到下一级官僚机构身上去。基辛格决不仅仅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然后让别人去处理就算了。他亲自过问申请执照过程的每一个细节，搞清楚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毛病，然后找出解决办法。1989年，“美国国际集团”在韩国开了第一家保险公司。
1989年11月，“美国国际集团”主席格林伯格跟基辛格到亚洲跑了一趟，这趟旅行充分体现了基辛格的关系网的价值。他们的第一站是新加坡。从1959年起一直担任总理的李光耀是基辛格的老朋友，他为基辛格举办了一个私人午餐会和一个大型招待会。在大型招待会上，“美国国际集团”在当地的高级经理有幸在有基辛格的陪同下会见总理——一个建立工作关系的良好方法。接着，他们去了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总理是基辛格在哈佛的国际研讨会的学生，而“美国国际集团”是马来西亚最大的保险公司。旅行以三天对北京的访问而告终。这是“六四”天安门事件后基辛格第一次访华。
“六四”事件发生后，基辛格坚决反对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他认为这是中国内政，邓小平应该作为真正的改革家而受到赞扬，“没有一个政府能忍受首都主要广场被数万名示威者占据八星期。”他说。并且，他还得出结论：“北京这出戏对美国人来说，是对我们的政治是否成熟的一种考验。”
基辛格对邓小平的维护使得他最亲密的朋友、当时美国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都跟他闹翻了，但连洛德也承认“即使他在中国没有一美分的商业利益，他也会采取同样立场”。
基辛格和格林伯格得到了邓小平的接见，会晤期间，“六四”事件被提出来。基辛格解释道：美国政策既要照顾其利益又不能违背其价值观，但他希望关系迅速得以改善。邓小平则大谈文化大革命，当时，他是被肃清的对象，他的儿子被激进分子从窗口扔出去，造成终生残废。基辛格推测，邓小平讲这个故事是为了表明他感到他又遇上一场刚刚开始的暴乱，他像基辛格一样，生活教会了他秩序和权威的价值。
基辛格和格林伯格还见到了李鹏总理等其他国家领导人。温斯顿·洛德大使在美国大使馆为基辛格举办了盛大的招待会，北京的政治、文化、经济官员云集于此，“美国国际集团”大发了一笔“关系财”。
回国后，白宫邀请基辛格吃晚饭，他向布什、贝克、斯考克罗夫特作了汇报。“如果要修复关系，美国必须作个姿态。”他解释道，“中国人对外人干涉内政一向很敏感，30年前，中国人就因为同样问题中断了跟苏联的关系。”
布什下决心做的事使基辛格更富有影响力，他派遣斯考克罗夫特和伊格尔伯格，基辛格的两位原来的商业伙伴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同事秘密访问中国，修复裂痕。基辛格事先不知道这件事，过后发现后大吃一惊，他意识到好像他是这个决定的无形推动力。
基辛格的时事评议、幕后影响力和商业关系形成一个良性的、错综复杂的网。1990年2月，基辛格在他的公寓举行了一个为把他的客户介绍给中国大使的晚宴。当晚宴结束后，中国大使在大厅入口拥抱了基辛格，并对国会里一场正在辩论的赞成经济制裁的决议表示忧虑。基辛格立刻掏出一本黑皮笔记本记道：“打电话给布伦特。”他的一位商业客户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没有迹象表明他这样做了，但他这个小小的姿态给在场的人留下很深印象，包括从中国大使到公司总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