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而不作”语出《论语》：“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其字面意思是仅传述既有内容而不进行创作。但事实上，正像孔子的有关工作所显示的，在其传述中实际上包含了创作的义涵。也就是说，孔子虽采取了“述”的形式，但却有着“作”的内容。因此，也可以把这种经典诠释方式称作“以述为作”。
所谓的孔子的六经，并不是完全由孔子所做，在早期的传播当中，虽然有一定的文献记载，但大多数的还是口口传述为主的，到了秦始皇焚书坑儒，最正宗和原版的六经实际上已经失传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六经，应该是后人通过一些相关的记载后传述重新整理出来的。
孔子为何述而不作？诸子百家，各家的祖师爷都有亲笔撰写的、被后人用其姓氏加“子”字命名的经典，唯独这儒家的孔老夫子没有。一部《论语》，只是徒子徒孙们根据眼见耳闻和道听途说的孔子言行，整理搜集编纂而成，严格说起来，算不得他本人的大作，最多只能算是“口述实录”这样的作品。至于《诗》《书》《春秋》，那就更不用说，孔子只是一名编辑。
儒家讲“立功、立德、立言”，这“立言”一条，我想孔子不会没有想过，但他的“立言”，只是述而不作，说说而已。孔子有句名言：“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单从这句话看，我觉得孔子有点个人主义，甚至可以说是自私。你“闻道”了，难道不希望别人也“闻道”么？你怎么可以不把你所闻的“道”传授给你的徒子徒孙，而随随便便就要死要活呢？你决不能死，你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你必须要用你所闻的“道”兼济天下，否则你就不是儒家的祖师爷了。你不仅应该“述”，而且还应该“作”，把你所闻的“道”写出来。
但孔子只是“述”，而不“作”。懒惰？不会吧，那样一位“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的人，不会是因为懒惰而不愿提起笔来。既然不是因为懒惰，那没有稿费的说法就更不能成立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孔老夫子是不会在意几个稿费的，虽然他还是比较看重学生送来的“束脩”。
难道是怕留下文字依据授人以柄？怕承担责任？虽然文责自负，但能倡言“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的孔子，是不会在乎几个人在那里说三道四的。而且，面对学生侃侃而谈留下的“口供”，与留下文章著述这样的文字证据，也差不多，都可以作为“呈堂证供”——既然“口供”都不怕，也不会害怕什么文字把柄了。
或者怕被人篡改、歪曲？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孔子自己就曾“删《诗》《书》，笔削《春秋》”（韩昌黎语），但三人市虎，口头传言更容易走样，而白纸（竹简）黑字的手迹，毕竟“有案可查”，还可以说得清一些。这点孔子不会不知道。
还是想故弄玄虚？“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韩昌黎语），作为祖师的孔子要替学生“解惑”，而且“夫子循循然善诱人”（《论语·子罕》），就弄不了玄虚。要弄玄虚，他也不会在这上面来弄玄虚。
儒家经典都有哪些
“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合称。宋人抽出《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配合，至南宋淳熙间，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四书”之名由此而定。此后，“四书”始终是我国封建社会正统教育的必读书和科举取士的初级标准书。
“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五部儒家经典的简称，始称于汉武帝时。其中存有中国古代丰富的历史资料，是封建时代教育的必读教科书，并被统治阶级作为宣传宗法封建思想的理论依据。
“六经”指的是六部儒家经典，即在“五经”外，另加《乐经》。也有称“六经”为“六艺”的，韩愈《师说》中的“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中的“六艺”即“六经”。
“十三经”十三部儒家经典。汉代开始，把《诗》《书》《礼》《易》《春秋》称为“五经”。唐代把“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公羊传》《毂梁传》《左传》），连同《易》《书》《诗》称为“九经”。至唐文宗刻石经，将《孝经》《论语》《尔雅》列入经部，则为“十二经”。宋代又将《孟子》提升为经，故有“十三经”之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