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的意见不管一时觉得多么正确，其实这还是一个未知数。时过境迁，也许会发现，并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到了此时，必须有勇气公开改正自己的错误意见。梁任公说：“不惜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这是光明磊落的真正学者的态度。
——季羡林
季老对梁启超的“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的处事态度比较推崇，但对很多人来说，梁启超之“善变”正是其人生品格的主要瑕疵。如何客观地看待此人此事？又如何来理解季老的观点呢？不妨以梁启超作为切入点。
梁启超被称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百变”式人物。的确，梁氏遇事不但好发断言，而且不留余地。
20世纪初期梁启超对待法国大革命的态度就极具代表性。应该说在1900-1902年这段时间里，梁启超在日本接触到卢梭思想，并一时为之折服。于是，他马上不遗余力地开始宣传法国革命，颂扬卢梭精神，先后发表了《卢梭学案》《民约论巨子卢骚之学说》，并断言：《民约论》是“今日中国独一无二之良药。”同时，梁启超本人也冒着“举国皆敌我”的风险，鼓吹“破坏主义”，撰写《讨伐专职整体檄》，为革命造势。所以，在历史学家眼里，20世纪初中国革命思想的形成，梁启超之贡献不亚于孙中山。
但是到了1903年，经过梁启超的鼓吹，中国已经冒起了一种反叛的危险的社会行动，也就是当时大规模的“退学风潮”。梁启超感觉这并不是自己想要的结果，所以马上从激进的革命派转变为保守派，旋即对卢梭学说作出严厉批评，并在1906年与革命派展开激烈论战。
如果单纯从这前后强烈对比的态度来看，梁氏的确有墙头草的嫌疑。但如果以严谨的态度来审视这件事情，则会发现梁启超之反对革命态度，与万古守旧清朝遗老遗少们的保守态度完全不同。梁启超是在对比中国和法国环境之不同后，意识到中国无法走法国革命之老路，故此否定了之前自己的论断。
社会环境在不断变化发展，一个人的观点、态度也不可能一成不变。在我们正统的历史课本上，并没有解释这种变化的前提条件和环境，故此我们只认识了一个由激进到保守的梁启超，但仔细分析，这种态度的强烈对比正是对事物不断认识以及对环境细致分析后的一种自我反省。所以，普通人看到的是梁任公的善变，季老则看到梁任公“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的自省精神。
自我反省，常常要否定自己的过去，只有能够否定过去的人，才能迎来继往开来的新局面。当然，这种自我否定、承认错误的勇气并不是谁都有的。
2010年7月1日，方舟子首发质疑，揭露“打工皇帝”唐骏学位存在争议，由此在国内媒体界拉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唐骏学历门”争论。
唐骏教育经历台前幕后事实逐渐被挖出，其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美国西太平洋大学博士学位均遭质疑，尤其是美国西太平洋大学学历，基本已被公众界定为“野鸡大学”学位。但面对逐渐被揭露的事实，唐骏始终坚持“狡辩”的愚蠢公关策略，并发出“蒙过所有人就是成功”这样挑战全民道德价值观的弱智言论，导致这位风靡一时的“打工皇帝”形象大跌，成为国人的笑柄。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无论辩论双方、公众还是媒体舆论，需要的只是一个坦荡诚实的致歉。因为唐骏的成功是现实存在的，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附庸风雅搞个假学历只算个小小瑕疵，根本无法动摇他的光辉形象。但唐骏愚蠢地坚持狡辩，非但失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可能性，还主动放弃了与公众和解的机会。结果，唐骏在毁掉自己声誉前途的同时，还为自己赚来了一个“不诚信”的标签。
对于唐骏的事，包括蓝色光标在内给他提过诚恳的危机公关建议——诚恳致歉。但很可惜，唐骏并不是一个有勇气承认错误的人，他甚至连一点儿反省精神都没有，所以他的失败也是注定的。
“唐骏学历门”事件，只是我们社会现状的冰山一角。我们，现在不缺乏狂飙突进的勇气，不缺乏开天辟地的魄力，也不缺乏攻城拔寨的斗志，但却缺乏诚恳坦荡、知错则改的自省精神。我们遇到什么事情，往往喜欢投机，第一时间选择狡辩，我们不认错，即使知道自己错了，仍旧觉得社会就是这样，生存就是这样，宁可恬不知耻一错到底，也不愿意谦卑地低头认错。殊不知，这样才是最愚蠢最下下的决策，就像唐骏的“硬嘴”行为，无异于给自己落井下石。
正所谓事实胜于雄辩。狡辩除了证明自己的虚弱和愚蠢，实在再无其他价值。
反省精神，对于一个独立个体来说，是自我要求进步、心怀坦荡的一种表现；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是斩除不公正，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元素。这就像国人敬仰鲁迅，并不是说鲁迅文采飞扬，而是他铁肩担道义，承担了社会自省者的角色。他写祥林嫂，写阿Q，写华老栓……无非是想通过这些人物，促使国人醒悟。我们的社会不断前进，总要有这样一批具备批判和反省精神的人。我们的社会要健康进步，亦需有反省的魄力和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