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以及任何一个生物，从本能上来看，总是趋吉避凶的。因此，我没怪罪任何人，包括打过我的人。我没有对任何人打击报复，并不是由于我度量特别大，能容天下难容之事，而是由于我洞明世事，又反求诸躬。假如我处在别人的地位上，我的行动不见得会比别人好。
——季羡林
洞明世事，反求诸躬。意思是说因为能把世上的事情看得清楚透彻，所以在要求别人做某事的时候，首先要想自己能否做到。季老之所以对此深有感触，是因为他从特殊年代走来。在《牛棚杂忆》这本书中，写了很多“文化大革命”时期遭受的不公平待遇，精神上、肉体上的折磨，无疑是其人生最艰难的岁月。但当“文化大革命”之后季老重新被恢复职位，一直坐到北大副校长的位置，并且在日后过程中，声名日隆，上到主席总理，下到草根民众，无不对季老尊敬、仰慕。如果说，这时的季老拥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能量，毫不为过。但季老并不因此就去打击报复那些伤害过他的人，原因季老说得也很明白：“我没有对任何人打击报复，并不是由于我度量特别大，能容天下难容之事，而是由于我洞明世事，又反求诸躬。假如我处在别人的地位上，我的行动不见得会比别人好。”
用同一个标准去要求别人和自己，对于一个人来说，这是极高的素养。对于一个社会来说，这是极大的人道和公正。
布劳特原本是一个犹太音乐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他的家乡被德军占领后，布劳特与德军合作，担任“犹太自治会”警察局长一职。德国战败后，有人检举布劳特在担任警察局长期间，为了博取德国人欢心，故意多送了更多犹太人到死亡集中营，是德国刽子手的合伙杀人犯。
地方法院接到告发后，首次宣判，布劳特被裁定为15年徒刑。对此结果，布劳特本人无法接受，便向以色列最高法院提出起诉，最后最高法院将布劳特无罪释放。这是个令人惊诧的结果，但高院法官的逻辑是：“求生是人的最起码本能。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而出卖组织、出卖朋友、出卖他人，尽管是一件不值得提倡的非道德行为，但也不能构成犯罪。我们处罚罪犯时，必须把我们自己也放在同样的环境来设身处地地考虑问题。如果当时布劳特没有跟德国人合作，那么就意味着他必须放弃自己生命而选择死亡。假如我当时处在布劳特的位置，我也会作出与布劳特同样的选择。所以，我们不能要求别人做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尽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我们古老文明精华，但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做得不够好。
西汉李陵案恰到好处能说明这个问题。
李陵，李广的孙子，西汉名将。当时汉武帝指派李广利、李陵抗击匈奴，李陵带5000人遭遇到匈奴大部队围攻，虽然杀了敌人万人之多，但仍旧因为寡不敌众惨淡失败。当时，李陵曾想过以死谢罪，但还是在最后突围中做了俘虏。
此消息传到汉武帝耳朵中，刘彻大为光火，第一时间杀死了李陵的家眷。李陵也成为整个国家的罪人、叛徒。朝廷上下，所有人都认为李陵有罪，唯一一个客观陈情的司马迁，也受到刘彻宫刑处罚，以致让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传记作家成了残疾人士。
从此，李陵彻底留在了匈奴，迎娶匈奴妻子，生儿育女。在《汉书·苏武传》中，留下李陵对祖国最后的幽怨陈词：“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聩。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
后世常常拿坚贞的苏武和投降派李陵作对比，其实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苏武后来回到大汉，并没有鄙薄李陵的行为，反而为李说了一些好话。
一些人总是喜欢抢夺道德制高点。无论什么事情，不考虑前因后果，首先以卫道士的面目挥舞大棒，淋漓痛快一番。殊不知，这除了让整个社会更趋虚伪之外，实在于事无补。就好像我们老在用“孔融让梨”的标准要求孩子时，不但不能让孩子们变成孔融，反而让孩子们学会了用谎言换取实利，进而成为一个更擅长说谎的孩子，再进而组成一个更擅长说谎的社会。
之所以有这样的臭毛病，是因为我们没有学会换位思考。我们做事情常常一相情愿，从做人处事，到商业行为，总是体现出单向思维的缺陷。
如果从商业角度上来解读季老这个话题，也许看起来更为简单。因为换位思考，注重消费者需求和客户体验，是商业成功的不二法门。
亚马逊总裁贝佐斯，花了很长时间研究读者消费心理：希望拥有更多的选择，希望拥有更方便、更快捷、更便宜的购书方式。于是，亚马逊投资免费送书系统，投资网络建设，投资新技术开发。在一年时间内，美国读者就能从他那儿得到超过30亿美元的补贴。
而正是基于这种为客户贴心考虑、努力服务的心态，使得亚马逊成长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平台之一。
所以，洞明世事反求诸躬不但是一种道德素养的体现，还是一种生存和商业智慧。没有这样的见识和认识，一个人怎样做到公正，怎样受人尊敬，怎样取得成功呢？
